天氣好的時候，王久良會曬曬拖鞋，5000多雙，“嘩啦”倒一地，有的還是嶄新的，包著塑料膜，印著大飯店的名字。這些拖鞋來自垃圾場，他雇人一毛錢一雙撿出來，目標是撿夠10萬雙，為日后的作品做準備。

　　王久良是藝術家，專職攝影。3年來，他開始騎著摩托車，后來開著他的“瘋狂小面”，跑了3萬多公里，去過北京400多個垃圾場，他對著垃圾拍照、攝像，第一批的兩個“作品”已經完成：一個攝影集，一個紀錄片，名字都叫《垃圾圍城》，反響強烈。

　　正在醞釀的第二批作品，名為《超級市場》，拖鞋是其中的道具。

　　王久良說，兩部作品是一種倒推的邏輯，《垃圾圍城》是喚起公眾對垃圾的關注，《超級市場》是想引發公眾對過度消費以及資本生產的本質的反思。

　　關于垃圾的創作的思路，來自3年前王久良的一次歸鄉。當時，他正在拍攝一組名為《鬼神崇拜》的作品，走在老家山東省濰坊市的田間地頭時，他發現，白花花的小塑料袋扔了一地，風一吹，白色垃圾滿天飛。小時候戲水的池塘，也臭得不敢靠近。記憶中，農村很少有垃圾，兒時家里的水瓢是葫蘆做的，壞了就扔，自然降解，裝農藥的瓶子，一年用一個，用完就回收。現在，這些垃圾從哪兒來的？又到哪里去？王久良腦海閃過這個問題。

　　回到北京，他陷入思考。在和著名攝影家鮑昆老師多次溝通之后，他感覺，一個人能量的釋放應該和這個社會發生關系，他決定以垃圾為題材，進行創作。

　　他跟蹤小區垃圾回收車，走進了北京的垃圾場。看到的場景，讓他震撼。垃圾就在城市周邊，一車車運去，被掩埋、焚燒，氣味刺鼻。垃圾場不遠處，一排排新樓拔地而起。

　　他決定，舉起相機，記錄這些垃圾場的生態。

　　很多垃圾場背后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灰色”地生存著，王久良的拍攝工作危機四伏。他形容拍攝就像“閃電戰”：搬個梯子，沖上墻頭，舉起相機，猛摁快門，然后騎上摩托車，迅速走開。即便如此“神速”，也并不是次次順利，其中的苦只有他和同伴兒知道。

　　有一次，在朝陽區的某垃圾場，他站在高高的舊樓板上剛拍完，一低頭，身邊悄無聲息地冒出來十幾個年輕人，將他們團團包圍。他和同伴兒被帶到一個小屋里，分開審問。甚至有人警告他們，如果以后敢再來，就把他們當垃圾埋了。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

　　后來常有人問他，這么危險的事，你難道不怕嗎？

　　王久良回答，拍攝的時候不害怕，“人一旦心里有個目標，想做成一件事，別人看起來很苦的事情，自己并沒有那樣的感受。這就好比一個人進入戰斗狀態，那種血脈賁張、必須實現的感受，反而覺得很刺激。”

　　拍攝經歷，有苦有樂，還有哭笑不得。有一次，王久良在某違規垃圾場拍攝時，場主過來問，“你是哪個媒體的？”

　　王久良不作聲，只是拍照。

　　后來得知王久良只是個搞攝影的，場主很生氣，一幫人把他架到了辦公室。場主語重心長地說，“年輕人，你怎么能偷拍呢？做人要講道德，你知道嗎？”

　　王久良說，“當那些人在給我上道德課的時候，我心里真是哭笑不得。”

　　一年多時間，他拍攝了400多個1萬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場，留下1萬多張照片，每一張都震撼人心：某垃圾場上，200多只綿羊正吃著垃圾，為防止羊生病，羊倌給羊注射抗生素，這些羊又被賣到城市，進入餐桌；有個垃圾場，煙霧繚繞中，一群奶牛在垃圾上覓食……

　　他在地圖上標注了這些垃圾場的位置和坐標，一條垃圾場形成的“環路”圍著北京。

　　2009年12月，王久良精選17張照片，參加廣東連州國際攝影家年展，獲得了年度杰出藝術家金獎。此后，他的作品開始引起了官方的關注。2010年4月，一位中央首長對他的作品進行批示，北京市政府決定在2015年以前，投入100億元對垃圾場進行治理。《垃圾圍城》在宋莊展出時，時任北京市政協主席陽安江率70多名政協委員參觀，并要求下發畫冊至各區委。

　　忙活了這么久，久良的生活并不寬裕，3年內，他的創作大多數靠贊助和朋友的資助。獲獎的獎金，也被他用在了繼續創作上。有一次，國內某新聞單位曾邀請他擔任攝影記者。面試前一天，王久良想了一個晚上，他認為，在垃圾的問題上，自己還有很多想法沒有實現，最終，他放棄了去做攝影記者。

　　王久良的堅持，最開始是因為創作，而現在則是一種難以割舍的責任感。

　　長期關注垃圾問題，王久良自己的生活態度也在發生著變化。在賓館，他喜歡光著腳，不使用一次性拖鞋，牙具隨身攜帶，盡量不去超市購物，手機多年沒有更換，身上穿的衣服也總是簡簡單單。看過他照片的朋友，有的一下就成了素食主義者。

　　現在去逛超市，王久良的心情和別人不一樣。在他看來，超市也是一個垃圾場，精美的包裝很快就會變成垃圾，甚至包裝里的商品，他認為大部分也是垃圾。

　　王久良對垃圾的思考和研究不斷深入。

　　“我們得先承認一個事實：垃圾總量在增加，垃圾處理已經嚴重超負荷。但是，垃圾從哪里來？是誰制造的？這些最基本的問題我們真的搞清楚了嗎？”王久良問。

　　身邊的人很難給他滿意的答案。他受邀到國外考察，自己買書研究，慢慢地有了自己的見解。

　　他對垃圾分類持保留意見。“垃圾分類僅僅是有助于垃圾末端的處理，它并不是解決垃圾問題的靈丹妙藥，相反，垃圾分類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人們對于何為真正的垃圾源頭減量的認識。”

　　王久良兩臂張開，描述兩個場景，“我見過廢家電的垃圾場，無法計數的廢舊冰箱疊放在一起，高低錯落，遠遠看去，就像一個城市。我也在垃圾場上見過大量的‘塑料’人體模特，殘臂斷腿地摞著。這樣的場景，看上去很震撼，我也明確感受到人類消費的瘋狂。”

　　垃圾產生的根源是什么？

　　王久良說，是消費主義橫行和不斷升級的資本生產。前幾年，銷售界有句名言，“把冰賣給愛斯基摩人”，王久良對這樣的說法保持著自己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商品在改變世界，垃圾不斷產生，生態嚴重惡化。

　　“歐美用150年的時間形成消費文化，而我們只用了30多年。我們曾經崇尚節儉，現在卻瘋狂消費，然后，消費產生垃圾，垃圾影響人的生活。有誰想過，這樣的發展方向對嗎？”王久良反問，“我們到底需要多少商品才算個夠？”

　　這樣的反思，推動著他的創作。

　　在《超級市場》中，他希望借助垃圾與商品、垃圾場與超級市場的身份置換，來探討日益嚴重的垃圾問題同人們所秉持的主流消費價值觀念之間的關系。

　　現在，常有人問他，你現在如何定義自己的身份：藝術家？環保人士？

　　王久良會說，“我是一個社會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