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Xiaogang: Presentation of New Works

　　2009年，金融危機籠罩下的中國當代藝術界一片沉寂，恰逢此時，張曉剛個展“史記”在重新裝修之后的佩斯北京隆重登場，堪稱藝術家自“血緣：大家庭”系列之后轉型作品的集中亮相，不僅奠定了張曉剛新的創作方向，其火爆的現場也為死氣沉沉的中國當代藝術界帶來了一次強烈的震撼，無疑是2009年人氣最旺的展覽。對藝術家來說，“史記”個展是張曉剛從事藝術幾十年來最辛苦的一次展覽，也是準備時間、布展時間最長的一次。因為展出的作品都是全新的材料和全新的想法，近乎一半的效果都要在現場發揮，很多情況都難以估計，對于張曉剛來說，無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戰。而且，佩斯北京是一個很大的全新的空間，既要把整個空間填滿，又要完美地呈現作品，這同樣面臨著很多困難。這不像張曉剛從前的展覽，只要把作品畫完了，剩下的工作交給畫廊就可以了。因此，展覽的工作人員提前兩個星期便開始進場準備，張曉剛自己也在現場工作了10天。雖然整個過程“特別辛苦”，但也“特別有意思”，張曉剛認為“史記”是對自己多年藝術感覺的一種梳理，帶有一點自己多年來對文化的某些認識和理解的清理色彩，同時也是一種回顧。

　　同是2009年，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跌入谷底，北京保利秋拍當代藝術所占總拍賣額降到了歷史最低的10%左右，北京瀚海更是降到了5%，但在這樣的背景下，張曉剛2001年作《血緣大家庭系列》仍在北京保利以1,680萬元成交，成為當年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為數不多的亮點，也拉開了張曉剛市場神話的序幕。在此勢頭下，隨著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的復蘇，張曉剛1992年作《創世篇：一個共和國的誕生二號》在2010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中被印尼收藏家余德耀以4,555.314萬元收入囊中，刷新張曉剛個人作品拍賣紀錄。但這一紀錄并未就此終止，時隔半年，在香港蘇富比2011年春拍中，張曉剛1995年作《血緣一大家庭》以4,770.772萬元成交，1988年作《生生息息之愛(三聯作)》以6,658.852萬元成交，不僅刷新個人作品拍賣紀錄，也將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推至新的高點。

　　每一位藝術家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用佩斯北京負責人冷林的話說，張曉剛是一個不斷反思、一如既往撲在創作上的藝術家，這是他的藝術能夠觸動人心和成功的關鍵。張曉剛能夠取得今天的影響力，很多人也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從最初的張頌仁，到后來的程昕東，再到現在的冷林，他們不僅代表著畫廊，更多的充當了藝術推廣人的角色，這正是構成他們長期合作的基礎。

　　早期伯樂栗憲庭和張頌仁

　　最先發現張曉剛的是栗憲庭，并將他的作品發表在《中國美術》雜志上，開始引起關注。之后，栗憲庭又為張曉剛引薦了張頌仁，后者專門去重慶看他，并開始討論合作代理的事宜。此時正趕上張曉剛要去德國，二人約好張曉剛回國時在香港見面。張曉剛提出了兩個原則性的要求：第一不能規定藝術家畫什么；第二不能規定作品數量。張頌仁對此沒有異議，這給張曉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時，張曉剛正面臨著作品的轉型，并將情況告訴了張頌仁。張頌仁回信說，他相信張曉剛是一個藝術家，簽約不是為了之前的作品，這讓張曉剛感覺到張頌仁與其他來看他作品的人不一樣。之后，張曉剛開始創作《黃色肖像》《紅色肖像》《天安門》等作品，然后用相機拍出普通的照片寄給香港的張頌仁。經過漫長的等待，張曉剛終于等來了回信，張頌仁在信中非常激動，稱贊這是張曉剛最精彩的作品，并祝賀他的轉型成功在即。后來，這批作品在市場上的表現非常搶眼，這也從側面印證了張頌仁的眼光。

　　之后，張頌仁帶著張曉剛的作品參加了英國的一個展覽，他創作的第一張“全家福”被日本福岡美術館館長收藏。1994年，張頌仁策劃第22屆圣保羅雙年展中國特展，首次推出了成熟的“血緣：大家庭”系列作品。張曉剛后來才得知，最初的展出藝術家并沒有他，待這批作品創作出來之后，張頌仁力推給組委會，他們看過之后也覺得非常好，張曉剛得以入選圣保羅。正是在圣保羅雙年展上，第46界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人看到了張曉剛的作品，并選擇了他和劉煒作為1995年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的參展藝術家，張曉剛的藝術也得以進入更為廣闊的國際視野?；貞洕h雅軒畫廊時張曉剛說：“漢雅軒是我合作的第一家畫廊，也是對我幫助特別大的一個畫廊。我覺得我的運氣很不錯，在剛開始接觸藝術市場的時候很難判斷和選擇，當時也有臺灣的畫廊找過我，后來我選擇張頌仁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喜歡我的作品，有能力朝當代藝術的方向去做，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二，他對藝術家非常理解，不會要求藝術家該不該做什么。我跟他合作，使得我的藝術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他把我推到國際大展上，從“后89中國新藝術大展”到圣保羅，然后到威尼斯，后來還有一些重要的群展，像愛丁堡藝術節、溫哥華美術館、赫爾辛基美術館、比利時奧斯坦德美術館等等，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機構，還有很多的活動，包括2008年在布拉格當代美術館為我做個展。”

　　和程昕東打入法蘭西

　　緊隨張頌仁之后出現的是當時在法蘭西畫廊工作的程昕東。法蘭西畫廊是當時第一家為趙無極做展覽的國際畫廊，也一直關注在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他們看了很多資料，最終選擇了張曉剛，想進行合作。但是畫廊沒有張曉剛的聯系方式，最后通過很多渠道才聯系到他。那時張曉剛在成都，法蘭西畫廊的老板和程昕東一起去見他，因為雙方沒見過面，畫廊方面也僅看過他的照片，張曉剛去機場接他們的時候完全憑感覺，用他的話說，就像地下黨接頭。

　　法蘭西畫廊除了為趙無極做過展覽之外，從沒有做過其他亞洲藝術家的個展，張曉剛成為了趙無極之后第一個在那里舉辦個展的中國藝術家，先后兩次個展分別是1999年的“同志”和2003年的“失憶與記憶”。同時將張曉剛的作品在一些重要的群展中進行了推廣，如法國阿密市的比加底國家美術館、弗朗索瓦·密特朗國家文化中心等。通過與法蘭西畫廊的合作，擴大了張曉剛在法國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張曉剛將他們之間的合作稱為一種緣分，但是程昕東只是法蘭西畫廊亞洲部的負責人，無法改變畫廊基本的經營思路，合作的關系也慢慢結束。張曉剛談到和程昕東的合作時說：“1999年的展覽“同志”效果特別好，老板也很高興，因為他開始也沒有底，不知道怎么做中國當代藝術。后來幾年我也很努力，知名度也上去了，我在法國的知名度就是靠法蘭西畫廊推廣的。后來我才知道我在法國業界很有名了，像法國的一些活動和展覽，都在用我的作品滿大街做廣告，包括尤倫斯在法國做的展覽“巴黎-北京”，打廣告也用了我的作品，這跟法蘭西畫廊做的工作有關系。”

　　其實還是和冷林合作

　　除了漢雅軒和法蘭西畫廊之外，張曉剛還與紐約Max Protetch畫廊進行過合作，并分別于2000年和2005年舉辦了個展“張曉剛2000”和“張曉剛2005”。因為張曉剛英語不好，Max畫廊開始找了很多人跟張曉剛聯系，最后都未能成行，直至畫廊認識了冷林，知道他們很熟，最終合作了這兩個展覽。之后冷林擁有了自己的畫廊北京公社，并于2006年為張曉剛舉辦了個展“Home—張曉剛”。再到后來，佩斯北京成立，冷林成為負責人，二人之間合作又進入了新的階段。

　　最初，佩斯并不是張曉剛簽約的目標，一是因為佩斯是一家國際性的大畫廊，另外作為一家老牌畫廊，佩斯主要經營極少主義、觀念藝術、抽象藝術方面的藝術家，跟他不太一樣。按照張曉剛的設想，他更傾向于選擇年輕一點的畫廊，所以一點準備都沒有。即便后來佩斯的老板阿尼通過一些人傳遞出對他感興趣的信息，并想去他工作室看看的時候，張曉剛仍然覺得簽約不太可能。直至阿尼真的來到張曉剛的工作室并談了他對作品的感受，張曉剛才開始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張曉剛覺得，藝術家跟畫廊的關系應該一起成長，突然跟佩斯合作，中間的跨度太大，但是跟大牌畫廊合作，能夠為藝術家提供一個國際性的平臺。而且佩斯經過幾十年的經營，擁有豐富的經驗、雄厚的資本和廣闊的國際關系，之所以選擇中國，也希望中國的藝術家能給他們帶來新的活力。在這樣的前提和機緣下，張曉剛選擇了佩斯北京，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藝術家單純享受一個老牌畫廊的資源和成果，他希望這樣的合作能讓他的事業繼續往前推進，而且，在這樣的平臺上，國際藝術市場的殘酷性也不言而喻，張曉剛同樣面臨著很大的挑戰。而在整個簽約與合作過程中，佩斯北京的負責人冷林無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于和佩斯的合作，張曉剛如是說：“簽約佩斯北京之后我跟冷林講，我跟佩斯合作，在我心里我是跟你合作。冷林也說，如果不同意跟張曉剛合作，他可能也不會跟佩斯合作。有人開玩笑說，為了我，蓋了一個佩斯北京，不管這話真假，佩斯因為有了中國藝術家，有了冷林這個人，能夠幫他們在北京挑起重擔，所以才決定在北京做一個畫廊。冷林兼評論、研究、策劃和經營幾種角色于一身，我覺得跟他合作，實際上也是一種探索，挺有意思的。這么多年來我一直跟不同的畫廊合作，當時就有一個體會，我跟冷林講，我有時候挺迷茫的，現在一個藝術家跟畫廊合作，到底需要什么？他想從畫廊得到什么？如果是為了賣畫，現在藝術家都在自己賣畫，需要畫廊干什么？跟畫廊合作還要分出去50%，自己賣利潤上也大得多。另外，很多收藏家還不愿意去畫廊買作品，更愿意到藝術家工作室買，藝術家已經和收藏家或者策展人直接發生關系了，畫廊的作用在哪里？他也認為有這個問題，但是這是一般的畫廊。所以我后來得出一個結論，我需要的是一個真正專業的平臺，不僅僅是賣畫，這個平臺意味著把我的藝術通過理解我的人推廣到世界上，做一個文化的事業，而不僅是買賣。冷林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嘗試，怎樣把藝術和市場結合在一起，也積累了一些經驗。他比較符合我的想法，也需要一種雙贏的結果。所以有了這個基礎和統一的認識，剛好佩斯來到北京，就促成了這么一種合作關系。與佩斯合作這幾年，除了正常參加各大博覽會以外，連續做了三個個展，我希望每個都有一點變化，2008年在紐約的“修正”相對保守一點，因為讓美國人了解我需要一個過程，“史記”變化最大，可以放開做了，然后是去年的“16:9”。佩斯也積極推薦參加一些重要的國際群展，如英國沃爾索斯新美術館的群展。目前畫廊正在配合著名出版社出版個人畫冊等等。我這幾年藝術往前推進主要是通過佩斯的展覽來體現的。”

　　寧做開拓新市場的‘貧民’

　　2011年春拍，張曉剛1988年的作品《生生息息之愛(三聯作)》在香港蘇富比以6,658.852萬元成交，成為中國當代藝術拍賣最高的作品，另一件作品《血緣一大家庭》也以4,770.772萬元的高價成交。這兩張作品的買家是同一人，張曉剛只知道是西方人，可能是一個基金，為一個美術館收藏作品。張曉剛覺得，價格再高也跟藝術家沒有關系，他更感興趣的是哪個收藏家喜歡他的哪類作品。讓他高興的是，他的高價拍品都是當時某一創作階段的代表性作品，起碼藏家承認了他的美術史，其中就包括印尼收藏家余德耀在2010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中以4,555.314萬元收藏的《創世篇：一個共和國的誕生二號》。這件作品本是兩聯作，曾經參加過廣州雙年展，另外一幅曾經拍出300萬美元的價格，如果兩幅作品將來能夠合璧，其價格肯定會超過《生生息息之愛》。

　　張曉剛事后得知，他的另一位藏家與余德耀同時在爭奪這件作品，余德耀開始讓他的夫人舉牌，后來都不敢舉了，他搶過來自己出價，最終獲得了這件作品。在余德耀看來，這是張曉剛很重要的一件作品，希望能夠留在中國，也能為他的美術館增加一件鎮館之寶。張曉剛坦言，雖然藏家心態各異，無論如何，應該感謝他們，因為是他們在支持中國的藝術。與畫廊合作商談作品價格的時候，張曉剛是為數不多的要求把價格壓低的藝術家。在他看來，藝術、文化是一種積累的結果，價格應該隨著文化的深入慢慢發展，這是他希望看到的情況。說起藝術市場，張曉剛說：“我覺得藝術家第一個能做的，一定是認真創作，藝術家如果不是為自己畫畫，作品騙不了人的。首先你的作品質量要把好關，不好的作品千萬別離開工作室，不然會給很多投機人以可乘之機，到頭來，倒霉的還是藝術家自己，名聲還是自己在背。第二，一定要有一個好的畫廊，它可以起到保護你的作用，藝術家在這個社會里面太弱小了，不要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我的體會就是這樣，我的畫廊對我都是挺好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市場風云多變，潮漲潮落，藝術家千萬不要跟著市場走。寧做開拓新市場的‘貧民’，也決不做靠市場地溝油發財的‘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