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藝術品秋季拍賣會即將高調登場。但是從藝術品拍賣市場傳來的消息是喜憂參半。一邊是人們熱議的藝術品拍賣市場成交額屢創新高，天價拍品迭出；一邊卻充斥著贗品爭議，丑聞不斷。

　　在“徐悲鴻習作”被指為贗品之前，剛剛爆出“金縷玉衣”造假風波；而在秋拍即將開始之際，畫家張曉剛又在其微博上“打假”，稱北京一家拍賣公司秋拍即將上拍的、署名“張曉剛作品”的《小女孩》“一看就是一件很拙劣的贗品”。

　　藝術品、文物制假由來已久，但是伴隨資本市場的強勢介入和全民收藏熱潮掀起，藝術品造假現象日漸猖獗。媒體對藝術品拍賣市場關注度的提升也令這些贗品爭議丑聞越來越多地被暴露在公眾面前。人們不禁要問，是什么令中國的藝術品交易市場充滿信任危機。拍賣市場贗品泛濫 史國良是中國人物畫壇的重量級畫家，他的作品是目前各大拍賣公司當代書畫板塊備受追捧的拍品之一，市場價在18萬/平方尺。因而，他的畫作也成了造假者大肆生產的“產品”。

　　“現在市面上流通的署名史國良畫作當中，有一半是贗品。北京古玩城、潘家園、各大拍賣公司，但凡重要的場合都可以見到我的作品偽作。”史國良在接受采訪時忿忿地說。

　　他堅持不懈的打假舉動，緣于5年前與拍賣公司的一場官司。2006年，他發現有3幅署名史國良的作品出現在北京一家拍賣公司舉行的預展大廳內，后經確認，其中兩幅名為《搓線圖》和《傣家三月》的畫并非出自自己之手，是假畫。于是，他致電拍賣公司，要求撤拍這兩幅假畫，而拍賣公司竟讓兩幅假畫如期登堂拍賣。事后，史國良將該公司告上法庭，得到的最終結果是該拍賣公司承認給史國良帶來不好影響，登報道歉。

　　“此后，署名史國良的假畫還是層出不窮，我不再寄希望于打官司，而是建立網站、公開自己的郵箱，在網絡上公開打假。”找他鑒定真偽的人絡繹不絕，現在，他平均每天需要回復5封郵件，就在接受記者采訪的一個小時內，他就接了幾個要求鑒別真偽的電話，平日還有不少人尋上門來。

　　“目前藝術品交易市場贗品泛濫已成為圈內人士公認的事實，而大部分贗品都來自于以營利為目的的造假。”《中國文物黑皮書》作者吳樹說。他曾經偽裝成文物販子，暗訪造假村，他認為“目前藝術品交易市場上流通的文物，有95%是贗品”。史國良估算著，“目前國內大拍賣公司的拍品真貨占70%，余下30%是存疑的。小拍賣公司的拍品，假貨高達70%”。

　　“95%是贗品”，這個數據雖然沒能得到中國藝術品市場研究院副院長西沐的認同，但他也承認，中國藝術品市場正面臨著拍賣的信任危機。“先是假拍制造成交記錄，后又拍假，以博取高額利潤”。

　　據西沐介紹，拍賣行的拍假有三種形式：一是知假拍假，把假的當作真的拍；二是弄假成真拍假，把假的經過各種形式運作，讓藏家確認是真的，其核心是如何把假的拍出去；三是不知假拍假，不排除誤收假品，將其當作真品拍賣。

　　記者從《中國藝術品市場白皮書》中獲悉，2010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創下年成交額586億元人民幣的新紀錄，超過2009年150%的增幅，2011年的藝術品春季拍賣會成交額又創歷史新高。這無疑令藝術品市場制假、拍假、假鑒現象更加猖獗。知假拍假不用擔責 不管是參與打假維權的藝術家，還是事后知道買了贗品的“冤大頭”，但凡與拍賣公司打官司的，很少有勝訴的。拍賣公司在遭遇藝術家打假或買家追究責任時，可以搬出《拍賣法》。

　　諸多業內人士都認為，是《拍賣法》第61條所規定的有關免責條款，為拍賣公司的拍假行為提供了法律庇護，令假貨得以橫行無忌。所謂“免責條款”，指的是《拍賣法》第61條第2款：“拍賣人、委托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

　　針對這項條款，排賣行從業者給出的解釋是，拍賣公司是商業機構，它們無法做涉及真偽的學術判斷。“我們不可能要求送拍人一定懂真偽，也不可能因為送拍人不懂就說是假的，我們能做的，只有在拍賣目錄注明：拍賣公司并不能認定這件藝術品的真偽，鑒定意見僅做參考。”

　　“有了這項免責條款，從法律上講，拍賣公司即便不把有爭議的作品撤拍也沒有問題。”史國良說，所以當他要求拍賣公司撤拍兩幅假畫時，得到的答復是否定的。換言之，拍賣公司哪怕愿意撤拍也是出于行業信譽與自律考慮，而非法律約束。

　　《拍賣法》還明確規定拍賣公司有權為委托人的身份進行保密，這意味著拍賣公司可以拒絕提供贗品來源，這也為打假和維權提供了不便。

　　5年前那場官司之后，史國良放棄用法律形式維權，轉而采取網絡公開打假的方式。而他始終將矛頭指向《拍賣法》，認為它有失公允。吳樹也認為，《拍賣法》在立法之初，起草者以業內人士為主，過多強調了買賣公司方面的利益。

　　針對持續爆出的拍賣行業黑幕，今年6月，中拍協召集在京多家知名拍賣公司，正式發布了《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企業自律公約》。這個不具備法律效力的“自律公約”，首次承諾“不知假拍假”。

　　中國藝術品市場研究院副院長西沐指出，當前中國的藝術品拍賣市場藝術評價標準缺失、法規缺失、政策與行業監管存在巨大的漏洞與空白，如果只是寄希望于幾家能夠守住底線的大型拍賣公司與行業自律，那還是不夠的。鑒寶烏龍層出不窮 而給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信任危機雪上加霜的，是我國的文物鑒定與評估。鑒定家這個群體，原本掌握著藝術品真偽的話語權。但是層出不窮的鑒寶烏龍，讓藝術品更加真偽難辨。

　　史國良就在打假過程中發現，好幾張偽作居然都有同一個頂著很大名號的專家開具的鑒定證書。“現在那個專家一看到我，就繞著走。”史國良說。而媒體前不久爆出的“金縷玉衣”造假風波也令中國最權威的幾大文物專家陷入鑒寶烏龍的風波中。

　　“中國當前的文物鑒定非常混亂。”鑒定師張進發說。據吳樹介紹，中國惟一的政府鑒定機構是1983年成立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委員是終身制的，但是只對機關單位和各大博物館服務，禁止對社會開放鑒定。

　　“民間又急需這方面的服務，加之沒有統一的鑒定體系，誰都可以聲稱自己是鑒定專家。”張進發現在是一家專職文物鑒定公司經理，他評價當前的鑒定隊伍是管理混亂、素質低下、魚龍混雜。

　　另一方面，過分依賴于主觀成分很大的所謂“眼學”鑒定已經不適應現在的社會發展。史國良介紹說，如果只是畫師仿的畫作，只需看一眼網上照片，就能從用筆、風格、藝術水準等辨出真偽。現在面對造假技術越來越高的高科技仿真品，連藝術家本人都難以甄別，需要借助專門的儀器才能鑒定。

　　吳樹將文物鑒定的現狀表述為：“高科技制假，低科技鑒定。”他走訪了多家文物鑒定機構，包括一些國家有關科研部門，得知如今沒有專門鑒定文物的儀器，文物鑒定都是借用相關門類的儀器。

　　吳樹介紹說，在這方面，國外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比方說，設立高門檻、建立嚴格的文物鑒定專家準入制度和嚴厲的行規。在歐洲不少國家，一旦有鑒定專家或古董商看走了眼，導致文物收藏者遭受經濟損失，他們不但要全額賠償，而且還會被強行逐出本行業，終生不得重操舊業。

　　人們不得不感慨藝術品拍賣市場“剪不斷，理還亂”。一方面是市場行情持續火熱，另一方面，鑒定標準和監管缺席，單憑行業自律可以支撐到幾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