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門條作品上明碼標價，并直言“賣畫不論交情”

齊白石門條作品上明碼標價，并直言“賣畫不論交情”

        幾次看齊白石作品展覽，對展出的齊白石“門條”格外感興趣，覺得豐富多彩的“齊白石門條”，是一道別具一格的風景線，也是最能體現齊白石個性特征的一個窗口。

　　從門條上可以領略齊白石的錚錚風骨。1937年日寇侵華，北京淪陷，一些日寇和漢奸頭目沖著齊白石的名頭，千方百計向他求畫，或登門拜訪，或請客送禮，為的就是得到他的畫。他便貼出門條：“送禮物者，不報答；減畫價者，不必再來；要介紹者，莫要酬謝”。

　　這一著很難奏效，依然難以“擋駕”。齊白石便再次貼出門條：“白石老人心病復作，停止見客。若關作畫刻印，請由南紙店接辦。”到了1939年底，他又貼出紙條：“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起，先來之憑單退，后來之憑單不接。”另一張門條則云：“畫不賣于官家，竊恐不祥！”“中外官長，要白石之畫者，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知，恕不接見。”到了1943年，齊白石干脆在大門上貼出四個大字：“停止賣畫”。自此謝絕作畫，此舉與梅蘭芳蓄發明志有異曲同工之妙。1944年6月，藝術專科學校通知他去領配給煤，當時燃煤是緊缺物質，十分稀罕，但齊白石擔心是引誘他下水的“誘餌”，果斷回信拒絕：“頃接藝術專科學校通知條，言配給門頭溝煤事。白石非貴校之教職員，貴校之通知錯矣。先生可查明作罷論為是！”字里行間，透出凜然之氣。

　　從有些門條上，還可看出齊白石帶有童稚氣的賣畫時的錙銖必較。先看一些他的門條，再作分析，如：“花卉加蟲鳥，每一只加10元，藤蘿加蜜蜂，每只加20元。減價者，虧人利己，余不樂見。庚申正月初十日”。“絕止減畫價(吾年八十矣，尺紙六元，每元加二角)，絕止吃飯館，絕止照相”。“凡我門客，喜尋師母，請安問好者，請莫再來！丁丑十一月謹白”。“有為外人譯言買者，吾不酬謝”。“凡藏白石之畫多者，再來不畫，或加價；送禮物者，不答；介紹者，不酬謝；已出門之畫，回頭補蟲不應；已出門之畫，回頭加印加題不應；不改畫；不照像，凡照像者，多有假白石名，在外國展賣；假畫場肆，只顧主顧，為我減價定畫，不應。九九翁堅白”。“去年將畢，失去五尺紙蝦草一幅，得者我已明白了。壬申白石老人”。賣畫“加料加價”，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通行的做法，無可厚非。別說加“蟲鳥”、“蜜蜂”，一些書法家連加上款、加時間、寫楷書都是“加價”的理由，有的書畫家連限定時間取件也要加錢，所以說齊白石此舉，是很可理解的。可以想象，鑒于齊白石的藝術成就和當時就如日中天的名氣，他受到的“騷擾”肯定不少，有人會以各種名頭上門，以得到片紙只字或其他好處，所以他不得不限定各種規矩來對自己進行防護，乃至連向師母“請安問好”者也拒之門外，這或許是因為齊白石看穿了“弟子們”借請安問好之名索要好處的用意，嘗到過“苦頭”，從“失去五尺紙蝦草一幅，得者我已明白了”的告誡性通告中，我們大致可以猜想出當時的情景和他的心態。他當時賣畫的生意已經不用發愁，不怕沒有買主，用不著“掮客”，所以他對一些以“介紹”為名索要好處的做法是極為反感的，以至于多次聲明對此“吾不酬謝”。應該注意，齊白石固然是一位藝術大師，但對他本人而言，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是把自己定位為“畫匠”、“手藝人”的，靠賣畫吃飯，所以一切都按照買賣場上的規矩辦事，出了門再回頭“補蟲”、“加印加題”顯然是不高興的，就像買賣成交之后再索要“添頭”是不妥當的一樣。也正因為屬于買賣關系，也就用不著“請吃飯”浪費時間。當然，他的防護心態，有的或許有過當之處，比如連和他拍照也擔心人家會到國外去牟利。

　　齊白石還寫過一張“真情告白”：“余年來神倦，目力尤衰。作畫刻印，只可任意為之，不敢應人示□□。不敢余所不為者……作畫不為者：像不畫，工細不畫，著色不畫，非其人不畫；促迫不畫。刻印不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語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戲索者不刻。貪畫者不歸紙，貪印者不歸石，明語奉聞。瀕生啟。”這是他剛到北京時寫的，從中也可以看出一位藝術家堅守的“底線”，不是給了錢什么都可以答應，賣畫賣字賣印的基本前提，是要既符合藝術創作的規則，又要符合自己的興趣雅致，不能勉為其難。

　　齊白石的不少門條，頗有鄭板橋遺風。鄭板橋自書潤格也明確聲明：“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賬。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句句都是大實話，又不乏風趣幽默。可見兩人在性情上是相契相通的。

　　從齊白石的門條，我們還可以感覺到，齊白石在藝術市場中也是十分不易，充滿艱辛的。每一張門條，都是齊白石通往藝術大師所走過的真實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