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華夏時報》記者采訪了著名畫家周令釗、陳若菊夫婦。采訪的地點位于北京的湖南大廈，湖南是周老的故鄉，當天，92歲的周老和84歲的陳老，正在為湖南大廈繪制一幅巨作——《湘江北去》。老人告訴我們，他希望大家在看到這幅長沙全景式美術作品后，能夠認識長沙和了解長沙。能夠依稀感受到，老人把對故鄉的思念和期望都寄托在了那飽含深情的畫筆和顏料之上。

　　盡管走路的時候拄了一根拐杖，然而，老人的步子卻并不遲緩，甚至上下電梯都不需別人攙扶。而在長達近3個小時的采訪過程中，回憶起諸如繪制毛主席像、設計人民幣和國徽等“歷史往事”之時，老人的思路依舊清晰，言語表達也極為流暢。這多少出乎記者此前的預料。

　　為開國大典畫毛主席像

　　《華夏時報》：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是您所畫，您什么時候接到這個任務？

　　周令釗：大概是在開國大典之前20天吧，反正離開國大典沒多長時間了。

　　《華夏時報》：當時之所以選定您來畫毛主席像，這其中原因您知道嗎？

　　周令釗：當時有很多比我更優秀的肖像畫家和油畫家，為什么找了我呢？我也一直不清楚到底為什么。其實在這之前，我已經畫了幾張了。第一張是北京的地下黨公開大會。第二張是在國共和談的時候。1949年1月，傅作義起義，北京解放了，這是經過和平談判得來的啊。大家就希望全國解放也是通過和平談判，就不要有打打殺殺了。這樣，在北京的六國飯店舉行了一個國共和平談判，國共兩黨都各派代表參加，周總理主持，南京方面是張治中、邵力子等7人。開會需要布置會場啊，上面就找我，讓我布置會場，我就帶著我們班這幫學生(周令釗笑著看了看坐在對面的陳若菊，夫人陳若菊當時是他的學生)進駐六國飯店，會場的毛主席像就是我畫的?；蛟S當時周總理也看到了那幅毛主席像，覺得還可以？當然，這是我的估計了。后來，讓我畫開國大典時的毛主席像，是不是和之前這兩次畫毛主席像有關系呢？這我也不知道了。

　　《華夏時報》：接到這樣的任務，會很緊張嗎？

　　周令釗：好多新聞記者一上來就問我會不會緊張。講實際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緊張，是緊張不已？還是不知所措？不是這么回事兒啊。當時讓我去天安門畫毛主席像，這是多么大的一個好事兒啊，而且毛主席是我們湖南老鄉，這就更高興了，所以呢，我們兩人就不是緊緊張張的，而是高高興興的，去天安門城樓畫像去了。

　　《華夏時報》：據說后來聶榮臻元帥去檢查畫像的時候，還曾建議你們把主席畫像上的扣子給“扣”上？

　　周令釗：當時主席上衣最上面的扣子為何會沒扣呢？因為我們看到的照片上就是開著的，而且我呢，也覺得這樣很好，有一種很瀟灑的味道，對吧？還有幾天就是開國大典，快要畫完的時候，聶榮臻元帥就到天安門城樓上去看我們的畫像了。他當時是北京市的市長，因為毛主席畫像很重要嘛，他去提前檢查一下。他來了之后，我們就請他提意見，他看了看說畫得很像，無論是眼神還是表情，都很不錯。但是，他說開國典禮畢竟是個很嚴肅的時刻，主席的風紀扣還是扣著的好。元帥這樣說也是對的，這樣一個神圣的時刻，應該要嚴肅。所以在元帥走后，我呢就把那扣子給“扣”上了。

　　《華夏時報》：當時畫像下面是有“為人民服務”幾個字吧？

　　周令釗：是這么一回事兒，最開始按照上級的要求，畫像里面是要有“為人民服務”的，因為當時中央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思想就是“為人民服務”。放上去是有道理的。但在開國大典前一夜，畫像掛到天安門城樓上后，又臨時修改掉了。

　　《華夏時報》：為什么突然連夜又修改掉呢？

　　周令釗：開國大典前一夜，我好幾天沒休息了，太累了，畫像掛到天安門上之后，我就回家睡覺了。后來，周總理來說這五個字還是不寫為好。因為當掛到城樓上之后，這幾個字顯得特別小，而且離得遠了還看不清楚。大概夜里11點，有人來敲門了，說“起來吧，事兒還沒完呢”，我說怎么會呢？他說領導看過之后覺得“為人民服務”那幾個字還是去掉的好。但是，去掉也不是那么簡單啊。天安門城樓那么高，而且那時候，沒有升降機，也沒有那么高的梯子，怎么辦呢？我們就把二三個梯子用鐵絲什么的綁起來，將梯子那頭搭到畫像下面。因為梯子是“綁”起來的，加上我手里拿著顏料、筆和桶，所以搖搖晃晃的。那幾個字很寬，我就爬上去畫一部分，再爬下來，挪挪梯子；再爬上去畫一部分，然后再下來挪梯子……

　　設計人民幣

　　“背后的秘密”

　　《華夏時報》：其實除了畫毛主席像之外，您在此后還做過一件很“神秘”的事情——設計第二套人民幣，這應該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套人民幣吧？

　　周令釗：對。1950年，當時我們美院的黨委副書記羅工柳，他曾經設計過第一套人民幣，他找到我，讓我和他一起設計第二套。我一聽也是很高興啊。設計第一套人民幣的時候，機器是美國人的，設計的鈔票形式也是受到美元的影響。這次我們在設計第二套人民幣的時候就想用一些中國自己的元素，我就和另外一個搞鋼刻的同志一起去寫生和臨摹，頤和園啊、故宮啊、云岡石窟啊……我們就從這些有中國特點的建筑雕塑和雕飾中找尋啟發。所以你現在去看第二套人民幣的話，你就會發現它們都有濃郁的中國民族氣息。

　　《華夏時報》：據說您當時還必須要瞞著家人對嗎？

　　周令釗：是呀，我當時要住進印鈔廠去，家里是不讓知道的。(這時，一直坐在我們對面的陳若菊女士笑著解釋：“不是他要瞞著我，是上級領導要求的，因為這是保密的事情。當時組織找到我，對我說‘令釗同志接到一個國家交給的重要任務，你不要問是什么，知道了反而是個負擔。反正每個禮拜天回來一趟’。我說好吧。”)

　　《華夏時報》：不過，后來您和夫人都參與到了人民幣的設計中。

　　周令釗：那是1958年設計第三套人民幣的時候，都已經距離設計第二套很長時間了。

　　《華夏時報》：在設計的時候，據說最初毛主席不同意把自己的頭像用到人民幣中？

　　周令釗：“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造反派責問我：“你設計人民幣時，鈔票上面的天安門城樓上為何不畫毛主席像？”我就跟他們說，我設計的草圖上是畫了毛主席像的，但是毛主席親自看了設計草圖后說鈔票不要畫我的像。要上鈔票，是要在這個人蓋棺定論之后才能上，不然，什么人都可以上。所以盡管草圖上有毛主席像，但是在印刷的時候是沒有的。這都是有資料的啊，所以造反派也就沒再說什么了。

　　《華夏時報》：后來您又參與設計了第四套人民幣，并且最終把毛主席、周恩來等四位偉人像設計上去了。

　　周令釗：其實在設計第四套人民幣的時候，本來定的最高數額就是五十元，上面畫著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頭像。后來上級下來一個指示，說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要加印一個一百元的。那么還得畫頭像??？工、農、知識分子都畫過了，那一百元上面畫什么呢？正好那時候有一次國慶游行，我們看到了隊伍中的毛主席像，我們就商量著能不能把領袖的頭像印到鈔票上，而且，這時候四位偉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已經去世了。最后，中央批準了，我們就那樣做了。

　　《華夏時報》：有報道說一個女孩的頭像曾經上過人民幣，人民幣頭像上的人物是照著某一個特定的人去畫的嗎？

　　周令釗：這些話你就不要聽，這個我們事先就想到了。我們要畫各民族人物的頭像，就到新疆、內蒙古等各個地方去寫生。假設我要畫一個青年，我們可能找了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都進行了寫生，但是真正在上人民幣的時候，我們都是綜合了許多人物形象進行的重新創作，不會只是照著某一個人進行創作的，那樣的話，放在今天不就是侵犯肖像權了嗎。

　　國徽是集體的創作

　　《華夏時報》：在建國一周年時，您又參與到國徽的設計中來，當時除了您還有誰？

　　周令釗：當時有兩個小組：中央美術學院是張仃、張光宇和我，清華大學小組是由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為代表。不過，兩個小組最后拿出的是三個方案。梁思成是個對中國傳統藝術很有研究的人，他代表清華設計的是“完璧歸趙，還政于民”，周圍是“玉璧”，中間是五角星；張仃、張光宇是這樣設計的——周圍是齒輪、麥穗，底下是天安門，上面有一顆五角星。不過，一看到他們這個呢，我感覺有點像越南的國徽；我就想五顆星不是也很好嗎，而且還有中國的特點。于是，我就提出了五顆星下面是天安門的構想。

　　《華夏時報》：那么，方案挑選的過程是怎么樣的呢？

　　周令釗：開會的時候，我沒去，我們組的組長張仃去開的。他回來后告訴我們確定了上面是五顆星，下面是天安門的那個構想。之后，美院的這個構想拿到了清華大學去成形。清華大學平面圖案畫好以后，就交給清華大學一個教師，叫高莊的，去制作浮雕。高莊是我在武昌藝專時候的老師，我的這個想法通過老師的手完成，巧合啊。他做完之后，國徽又有很大的發展，造型完善了，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國徽了。

　　《華夏時報》：這樣看來的話，國徽的整個創作，不是很多人所認為的只是某個人或某個單位單獨創作的？

　　周令釗：國徽創作就是一個集體創作。

　　以前報紙上登過一篇文章，標題就是“國徽是誰設計的”，里面說其實國徽是周令釗設計的。我一看就緊張了啊，就不是高興了啊。我就立刻也給報社寫了一封信，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我說國徽的設計應該是一個集體創作，不應該說是某個人設計的。如果你一定要找一個人，那也不應該是我，你應該去找高莊，因為最后成形是在他手上成形的啊。但是，高莊也不認為國徽是個人作品，他也認為國徽是集體設計。 

　　記者手記

　　上善若水周令老

　　細想起來，和周令釗、陳若菊老人相識、交往，倏爾已然12年了。時有一種沖動，為自己這種難得的機緣寫一些東西，但總是找不到一個特別好的時機。2011年10月27日，92歲高齡的周老將在從藝近80年之際于中國美術館舉辦其個人畫展，我想這正是寫點東西紀念的最好時候。

　　周老是湖南平江人。我是他的小老鄉，和他的交往始于1999年。此后，每年我都會去拜訪周老，而每次去拜訪，我都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

　　周老六七歲即少小離家，離開家鄉已經80多年了，但至今鄉音不改，每次我們聊天，他的平江話都字正腔圓。他對故鄉的山山水水如此充滿感情，以致逢人就會說：“我走了那么多地方，還是覺得平江最美，湖南最美。”有時他甚至會用詼諧的語氣說：“都說桂林山水甲天下，我看桂林山水是很不錯，但是沒有甲過我們平江??！”說完，自己就哈哈地樂起來。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周老就跟家鄉的負責人提出來過，有告老回鄉、回平江長期居住的打算，希望能幫家鄉做些工作。   

　　可惜不知何故，周老的這種桑梓之情卻遲遲沒有得到真正的呼應，以致最終周老沒有機會來圓這個回故鄉養老、幫家鄉旅游事業鼓與呼的夢。

　　盡管如此，周老夫婦卻在高齡之際，不顧舟車勞頓，幾乎每年都要回一趟平江小住。連云山、幕阜山、福壽山、汨羅江、盤石洲……故鄉的山山水水，都沾滿了這位世紀老人的足跡。就在去年，他還不顧91歲高齡，充滿感情地創造了一幅長達9米的畫卷——《汨水平江永流芳》。畫卷上，平江的八大景點美輪美奐，躍然紙上。畫卷從構思、寫生、取材到畫草圖、成形，耗時長達兩年，蘊含了兩位耄耋老人的大量心血和周老對故鄉的一片赤子之情，看后令我們這些晚輩同鄉感慨萬千。

　　周老出身大戶人家，祖上曾經有人擔任過江蘇巡撫兼鹽運使，富甲一方，不幸后來家道中落，所以他自小就遍嘗生活艱辛和世態炎涼。但周老天賦秉異，1984年，中央工藝美院的鄭可教授曾經評價，中央美術學院有兩個藝術上的奇才，一個是香港回來的黃永玉，一個就是周令釗。巧合的是，兩位都是湖南人。因為是著名的“快手”——構思快、動手快，周老14歲就開始給長沙國貨公司畫廣告，名片上赫然印著“廣告部主任”，那時他就能夠賺錢補貼家用。

　　此后，他參加了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政治部第三廳文藝處，那時周恩來任副部長，郭沫若任廳長，田漢任處長。在那里，他做了大量的抗日宣傳鼓動工作，白天畫漫畫，晚上演戲劇，到處宣傳抗日。

　　1938年9月，周老參加了田漢直接領導的黃鶴樓巨型壁畫《全民抗戰》的創作。這幅畫就畫在黃鶴樓護壁上，大約長50米、高30米，卷面氣勢恢弘，極為壯觀。有人考證，這是抗戰以來第一幅大畫，也是中國畫史上僅見的幅面最大的室外壁畫。那時，周老才19歲?？上?，畫作剛完成不久武漢就淪陷，壁畫隨即被日本侵略者毀壞。

　　但周老正是因為天賦和勤奮并用，有類似的這種“早熟”經歷，才使得他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承擔一系列“國字號”的任務。畫開國大典的毛主席像時，他剛滿30歲，剛和夫人、也是他的學生陳若菊完婚不久，證婚人是徐悲鴻。新婚剛兩個月，小兩口就沒日沒夜地在天安門畫毛主席像。1950年，他又負責新中國第一套人民幣(也是第二套人民幣，此前的第一套人民幣于1948年在解放區設計)的總體設計。此后，夫人陳若菊先生也和他一起參與了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幣的設計工作。這種夫唱婦隨、共同創造的美好畫面一直持續至今。

　　建國后，周老做了太多太多的“國家設計”。比如，“文革”前中國每年的五一、十一游行隊伍設計，全運會背景設計，1955年授銜的三大勛章設計，給印尼蘇西諾總統的國禮設計，共青團團旗的設計，少先隊隊旗的設計，國慶十周年郵票設計，等等，數不勝數。

　　如果換做一般人，能設計其中任何一項，都足以“吹噓”一輩子。但我和周老交往12年，從未聽他主動提過自己做的這些設計。相反，在別人為誰是真正的國徽設計者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作為主要設計者的他，卻一直強調國徽是集體設計，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周老自己幾乎從來不會跟人主動提，更別說要去“搶”這些功勞了。他的那種到達極致的謙遜、淡泊，令人印象深刻、肅然起敬。

　　他給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回湖南的時候，他在火車站看見了賣茶的專賣店，結果發現上面的商標是自己幾十年前設計的，沒想到至今還在用。他自己覺得也很有意思，把它當做一個笑話講。

　　其實，不止這些，建國后儲蓄所的會徽標志，中國少數民族文化藝術基金會會徽，甚至中日友好醫院的院徽、中央財經大學的校徽等設計，莫不出于周老之手。

　　他還設計了很多郵票。建國后，周老就擔任中國郵票局的藝術設計顧問，“文革”后又擔任全國郵票設計評審。他自己設計的郵票包括勝利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紀念郵票(1957)、國慶十周年郵票(1959)、狗年生肖(1982)、四大名樓郵票(1987)，等等。

　　在我看來，周老是真正地做到了淡泊名利。淡名如上，淡利更甚。從藝近80年，周老寫過的字、畫過的畫難以計數，但至今他沒有賣過任何一幅字畫。他這輩子沒有依靠畫畫發過財，至今依靠退休工資生活。相反，因為對藝術、對工作的過于投入，他在30歲時就戴上了老花鏡，后來又因為畫畫得了脊椎炎。但他樂此不疲，從不后悔。他也從來不會拿書畫去跟達官貴人攀關系，更不會拿書畫去做任何交易。他的腦子里沒有這些。在藝術上，在生活上，他是一個真正“純粹的人”。

　　他更不會去參與那些斗人的事。周老曾經說過，“文革”的時候，造反派沖擊他，讓他揭發別人。他說，我看來看去，周圍的人既沒有誰特別革命的，也沒有誰特別不革命，所以無人可揭發。最后，造反派只能讓他去寫大字報，“我覺得很好，還讓我練了字”。

　　我不懂畫畫，但周老在繪畫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否則，也不至于在20多歲的時候先是被陶行知聘為上海育才學校的教師，后來又被徐悲鴻聘為北平國立藝專(中央美院前身)的講師。他建國后創作的大型歷史油畫《五四運動》，被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收藏和展覽；他和陳若菊以及侯一民、鄧澍夫婦共同創作的大油畫《毛主席在全國人民中間》，則收藏在人民大會堂。

　　而周老在繪畫上的成就，最突出的還不是油畫，而是壁畫和水粉畫。周老夫婦為全國各地創造的壁畫也難以計數，比如，國家博物館的大型壁畫《世界人民大團結》，武漢黃鶴樓的彩陶壁畫《白云黃鶴》，湖南岳陽樓的《天下憂樂情滿樓》和《春風又綠盤石洲》丙烯壁畫，北京飯店的《古都集翠》刻漆壁畫，還有為家鄉平江畫的壁畫《春灑黃金堰》、《深山郵情》、《連云茶香》等等。

　　而在水粉畫上，周老更是達到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他曾經擔任中國水粉畫協會會長。有人評價，在水粉畫領域，周老幾乎是登峰造極的一位大師。水粉這種媒介介于水彩和油畫之間，比油畫和丙烯流暢，比水彩又凝重。一般人不是走水彩傾向就是走油畫傾向，而周老融會貫通兩方面的特征，揚長避短，把水粉的透明、半透明和不透明技法使用得淋漓盡致。

　　我曾經問過周老，你這么有天賦，又這么喜歡繪畫，但是，建國后大量的精力卻投入到設計領域，以至于沒有足夠的時間來進行繪畫創造，你不覺得遺憾嗎？周老的回答是，不遺憾，因為不管畫什么，我的筆從來沒有停過。只要我手不停筆，我就沒有什么好遺憾的。文藝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只要走出來了，就都是成功的。

　　我以為，“不爭名、不重利、不居功、不自傲，不親權貴、不違自然，淡泊如水、隨遇而安，唯有藝術最鐘情”是周老一輩子的寫照。在我看來，也正因為周老活得純粹、自然、透徹，他才能在92歲高齡之際還能身康體健，筆耕不輟?？追蜃诱f“智者樂，仁者壽”，應該就是如此吧？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F今這種社會，要找周老這樣一個透徹和純粹的人，怕是不大容易，所以我也愈加珍惜和周老的情誼。在他的畫展開幕之際，我惟愿周老、陳老健康長壽，創造更多的作品，為這個世界增添更多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