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藝術創造論》 中說，“時間過程比靜態結構更為重要”，威姆·海登的畫能斬獲BP肖像獎，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藝術不僅能留住容顏，更能記錄時間這把殺豬刀劃過的每一刻度。這樣的藝術，可以是繪畫，也可以是拍攝周期長達48年的紀錄片，把一個人的變化變成了一生的現場直播。

　　在2011年6月揭曉的BP肖像獎(British Potroleum Portrait Award)上，荷蘭畫家威姆·海登(Wim Helden)的《心神不寧》(Distract)最終贏得了這個英國最負盛名的繪畫獎。這幅憂郁的作品是海登為一位名叫杰龍(Jeroen)的25歲年輕人所畫的肖像。

　　畫家一直追蹤著杰龍的成長和變化，畫中的他看起來敏感又善感，倫敦國立肖像美術館館長桑迪·奈爾恩(Sandy Nairne)認為“這是一件安靜卻動人的作品”。

　　這傳神的作品不是一日之功，海登認真與杰龍相處，為他畫過17幅肖像畫，得獎的作品只是其中之一。

　　余秋雨在《藝術創造論》中說，“時間過程比靜態結構更為重要”，海登畫中的年輕人“可以解析成一個有機組合的系統，這個系統的來龍去脈是不能被斬斷的。它在不斷地自我調節著，甚至不斷地破損和修復著”。威姆·海登的畫斬獲BP肖像獎，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最難畫的是時間

　　古人糾結于繪畫只能表現靜止的時間，“畫人心到啼猿破，欲作三聲出樹難”(唐代徐凝《觀釣臺畫圖》)——再富技巧的藝術家也會被難住，無法畫下三聲猿啼，然而藝術卻無時無刻不在和時間發生關聯，在不同時間點上留下記號。

　　沒有照相機的年代，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的公主瑪格麗特的成長被肖像畫記錄了下來。在關于她的8幅畫里(其中6幅出自委拉斯凱茲之手)，瑪格麗特雖然一直保持著差不多的莊重姿勢，卻顯示出非常大的變化——從一個神氣活現的小女孩變成一個孱弱蒼白的少婦。

　　這位金發麗人15歲嫁給奧地利皇帝雷奧波德一世后，21歲死去，6年間她生了6個孩子，很快在不斷生育和流產的痛苦中結束了短暫的生命，成了政治和傳宗接代的犧牲品。

　　畫家的自畫像是時間殘酷的另一個明證，徐悲鴻一生中不同階段的自畫像訴說著他的經歷，盧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也毫不留情地刻畫時光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跡。這些自畫像并不單是自戀，還包含著對自身和時代的審視。比之照相術，用畫筆捕捉一個人的變化更主觀，也更具體，是對真我的追問和寫生。

　　至于倫勃朗，他的7幅自畫像毫無疑問就是他一生的現場直播：23歲稚嫩，28歲故作成熟，34歲得志而桀驁，54歲為生計而捱苦，55歲在絕望中重新反省人生，63歲畫下最后的“遺像”。畫家面向觀眾的樣子總像在照鏡子，但他從鏡中看到的，卻是另一個自己。

　　不管風格如何，藝術家并不是單純抽象地進行創作，在他們的作品中，總是自然而然地注入時代氣息。時間之于他們不是達利疲軟的鐘，或者任何一種抽象的存在。

　　雖然還是有不少人僅僅把時間看作計量單位，為了表達自己的想法，將時間分割成性質相同的碎片，但藝術家用作品記錄的時間卻是實實在在的，不可逆轉的。

　　網上流傳一張拍攝于1910年的老照片，四個小女孩舉起2010的牌子，為2010年祝福。這個創意果真在100年后感動了時間另一頭的人們。正是因為時間永不停止流逝，時光中才潛伏著各種故事，也只有在時間的流動中，生命過程才變得清晰可辨。

　　一場持續了48年的真人秀

　　生命的變化，本身就是藝術。繪畫保存了面容，雕塑凝固了形體，而影像則重現了記憶中的細枝末節。

　　耶穌會的創始者說：給我一個不到七歲的孩子，我將給你一個真正的人。(Give me a child until he is seven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man。)BBC受此話啟發，開始了英國最著名的紀錄片計劃The Up Series。

　　導演邁克爾·艾普特(Michael Apted)第一次見到14個7歲大的孩子時，還只能為他們拍黑白影片。這些孩子來自英國不同階層的家庭，有上私立學校、騎馬、跳芭蕾的富家子弟，也有被父母遺棄在兒童院里的貧民兒童。

　　在人生的起點，他們用稚嫩的聲音第一次說出了對人生的想法——長大了想做什么，打算何時結婚，將來希望生活在哪里，等等。每隔7年，攝制組都會重新回到孩子身邊，與他們交談，記錄他們的身心變化。2005年，這些孩子49歲，紀錄片也拍到了《49 Up》，這個自1964年開始的拍攝計劃已經成為了一部英國人的史詩，并且還在繼續。

　　7歲的孩子們一天天長大，他們長皺紋、掉頭發、生病、發福，他們結婚、生孩子、離婚、再婚，他們讀書、輟學、工作、退休……《笑忘書》里的那句歌詞唱來很貼切：時間是怎么樣劃過了我皮膚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這場真人秀告訴你一個人是怎樣變老的。人生說長也長，活了49年還不知未來會走向哪里；人生說短也短，14個人大半生的故事，你用180分鐘就看完了。

　　唯一能阻止這個系列拍下去的就是片中的主人公退出拍攝計劃。“我在《21 Up》和《28 Up》中各失去了一位參與者。”艾普特2010年年底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示，他將繼續拍攝《56 Up》，“我從來沒有打算放棄這個計劃，一直以來，我只是擔心這個系列會變得無聊而已。而我發現，它從未讓人失望。”

　　成長最美，變老最殘酷

　　生命是一個動態過程，每一步都不可挽回。但是就算流水也會在河床上留下印記，層累疊加，常會產生戲劇性效果。

　　2009年12月，當方力鈞在個人文獻展“時間線索”上為藝術人生做一總結的時候，你肯定會首先被他少年時候的習作和照片所吸引。美術課上只得“良”的作業和拍出千萬天價的畫出自一人之手，身無分文的窮小子就是今天的成功藝術家，這是時間造就的落差和傳奇。

　　“生命能以這種方式被記錄下來，應該是幸福的吧。”佟芃芃說。1976年到2000年，楊飛云為妻子佟芃芃畫了上百幅肖像，這些畫不少成了楊飛云的代表作。這是她人生最美的時段，也是楊飛云最為欣賞的年齡段，此后，隨著生命狀態的變化，她更多地是一位妻子、母親和畫家，鮮少以模特的身份出現在丈夫的畫中了。

　　何多苓畫過兩次“小翟”，大家都說《向弗里達·卡洛致敬：小翟和龍舌蘭》(2007)沒有《小翟》(1988)好看。中間隔的19年，的確讓“小翟”變老，這是自然規律，然而19年的時間，也一定會把一些別的什么打磨得更加圓熟，藝術家記錄了真實，有時真實比青春更有說服力和張力。

　　畫家也將畫布作為備忘錄，奉家麗畫她的女兒，喻紅也畫她的女兒……拍照太方便、太密集，失去了遠遠打量的樂趣，反而是拿起畫筆才注意到孩子這些年有什么變化，這種審視是充滿希望的。

　　畫是靜止的，只截取生命中的一幀，而觀看者卻被時間裹挾著不斷向前，因此回看靜止的一幀，才會生出萬千感慨。

　　喻紅曾對《新周刊》說，生命的延續及其本身的價值最為重要，人生就是一個接受外部世界又被其包容的過程。女兒劉娃的出生觸發了她新的靈感，促使她開始以自己和女兒為對象創作《目擊成長》系列。她越畫就越覺得孩子“有非常多的、很強烈的自我表現意識和自我肯定意識，在我那個年代是沒有的”。

　　在關于時間的藝術里，有這樣一個簡單而感傷的實驗。2006年12月25日，雕塑家隋建國開始做一個叫《無題》的作品。他找了一根鋼條，每天親手蘸一到兩下油漆，讓油漆的形狀一天天變大，直到他生命的終點。

　　時間有限，藝術提示了這種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