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自肇始之日起，就不得不面對諸多當下問題。其中，上世紀80年代的主要問題是從體制中爭取生存空間，西方戰后當代藝術中偏于前衛、先鋒的一面恰好符合當時的訴求而得以推崇。90年代以后，當代藝術在西方得以發展，并獲得了國外資本的支持，由此引發了當代藝術能否從西方評價體系中獲得獨立性的問題，以及市場、資本能否介入當代藝術的問題。之后，當代藝術雖然并未獲得體制的認可，卻已開始進入學院并形成市場，討論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元、細致，諸如學術機制問題、語言學問題、方法論問題、跨學科問題等等，中國當代藝術的體系也越來越豐富。

　　熱衷于討論西方話語權問題、市場問題、方法論問題等等，并不意味著與體制之間的問題已經解決。在中國當代藝術所面對的諸多問題中，體制與當代藝術的關系應該是貫穿始終、最為基本的問題，只不過這個基本問題日益被大量的細枝末節的問題所覆蓋。中國當代藝術肇始之初就以民間、邊緣、底層、疏離的姿態和立場保持著和體制之間的張力。中國當代藝術借用的只是西方當代藝術的語言和觀念，其前衛、先鋒的姿態根本上源于自身性格。在民主化、現代化、全球化成為主要潮流的當今世界，中國的現狀是極其特殊的——開放與保守、民主與集權、傳統文化與革命意識形態、自由經濟與官僚資本紛繁交織，體制的現代性進程緩慢而劇烈。也正是在這特殊的歷史語境中，中國當代藝術與體制之間的張力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重要景觀，并因此奠定了中國當代藝術的合理性基礎。迄今為止，“當下現實”仍然是中國當代藝術的觀念來源和生效空間。中國當代藝術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不在于它提供的創新思維、新興學科、市場效應、旅游景觀，而是因為它以獨特而有效的方式對中國當下歷史進程中的最重要問題作出反應和干預。

　　金融危機以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中國的地位日見提升，大國意志日漸強烈，在全球范圍內獲得政治話語權、經濟話語權之后，獲取文化話語權的戰略意圖日見明顯，90年代當代藝術界曾經討論過的“西方話語權”問題已經不再僅僅是學術問題，而是成為中國對外政治的重要議題。中國傳統經典思想資源因此得以大力推重，與此同時，中國當代藝術在經歷了對西方思想資源和當代藝術模式的借鑒之后，也已經不滿足于西方當代藝術的評判體系，開始自覺回到本土文化資源中尋找價值基點。這種基于當代藝術自身發展的需求，恰好與中國政府的當下的文化意志不謀而合，因此被納入了全球文化戰略之中，與傳統文化、國家主旋律文化一起形成了某種“一致對外”的態勢。

　　中國當代藝術歷史上第一次獲得了體制的認可，但處境與問題都變得比以往復雜。最初偏于民間、邊緣、現場的當代藝術，先是獲得學院認同，后又獲得官方認同，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基本完成了“外在合法性”的獲得，自身也分化為多個板塊：關注現場和社會問題的民間當代藝術、側重文化研究的學院當代藝術、作為全球文化戰略的官方當代藝術。他們對于“當下現實”的理解是不同的，分歧主要在于“中國當代藝術的歷史使命”問題上：是應該投身于因一個世紀的革命而中斷的文化啟蒙運動中去，從傳統中重建中國當代文化價值觀；還是立足現場、關注社會，繼續以批判性、前衛性與政府保持張力，致力于中國體制的現代性轉型？

　　在這種分歧下，當代藝術界的立場日益分化。官方當代藝術的立場依然是“政治”——對內、對外進行官方意識形態的維護，在此基礎上盡可能地使其更加當代化。因此，官方對于當代藝術是一種有條件的認可，其出發點是利用當代藝術來增加原有意識形態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學院當代藝術的立場是“文化”——在東西思想資源的討論中重建中國當下的文化主體性和價值觀，以及重建知識分子的地位和權力。他們并不完全認同官方對當代藝術的闡釋，他們看重的是官方對文化和知識的重視，因此對于官方的“文化復興”、“東方文化話語權”總體上帶有認同感。民間當代藝術的立場是“個體”——關注與自身息息相關的生存空間和生存體驗。他們既不具備官方宏大敘事的權力和資源，也不具備文化高度和知識權力，而是中國社會的末梢神經，始終關注中國社會的現場、民生，從而延續和傳承了中國當代藝術一直以來的先鋒性和前衛性。

　　多元的格局必然意味著多元的立場，這既是事實，也符合常理。官方當代藝術、學院當代藝術是這個時代理所當然的產物，并且有其自身的使命和價值，某種程度上是不可或缺的。但過度強調這種局面的進步和成就，反而隱藏著危險。尤其在中國大國意志膨脹的當下，與西方爭奪話語權很容易激發出國人內心潛藏的民族主義情結，陷入報效祖國、一致對外的窠臼；同時對于本土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喜愛和驕傲，也容易使得國人回到文化玩味、私密修養中去，從而弱化了當下國內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不難發現，當下當代藝術的壯大主要是官方當代藝術、學院當代藝術以及市場當代藝術的壯大，而民間當代藝術卻依然步履緩慢而艱難。因此，對中國當代藝術的處境保持清醒而理性的認識，明確自己所處的位置并堅定自身立場，在當下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