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當代中國書學來說，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是一分水嶺。在八十年以前，真正的斷代史研究以及斷代史中深入的案分析是非常缺乏的。即使用權是沙孟海先生那篇寫于三十年代、廣受好評的《近三百年來的書學》，也還只是流派的梳理和主要書家的點評，談不上是深入的案研究。中國書法史研究走向深入和細致，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而這一趨勢又是由一批中青年學者的研究所帶動的，華人德正是這批中青年學者中的代表之一。華人德是在碑學書法方面很有造詣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史研究也圍繞著碑學展開。他的研究可分為兩大塊：早期書法史部分，專攻漢魏六朝：晚期書法史部分，專攻清代碑學。，這兩面段書法史之間，又存在著有機聯系，前者是源，后者是流。他的重要研究成果有《中國書法史，兩漢卷》、《中國書法全集，三國兩晉升南北朝墓志》和《華人德書學文集》所收入的論文。這些研究成果繼承了乾嘉以來的樸學傳統，結合二十世紀考古的新發現，對特定歷史時期書法現象的文化背景、社會體制、藝術風格、名物制度都有深入精彩的分析。

　　今天，華人德的書法史研究已經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和推重，但是，人們對他的書法史研究所具有的理倫價值，似乎還沒有清晰和充分的認識。而有沒有這樣的認識，不但涉及到我們應該怎么樣評價華人德的貢獻，還關系到如何建設當代中國書學的問題。因此，充分認識華人德書法史研究的理倫價值，其意義也就超出了對一位學者成就的具體評價了。

　　要討論華人德書法史的理論價值，道德需要對什么是‘理論’作一個說明。過去人們常常把所有書學研究都稱之為理論工作，書法的‘理論’成為和書法的‘實踐’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在這種對‘理論’作為的寬泛理解中，書法史的研究屬于書法理論。而本文所說的理論，是一個和歷史研究相對應的概念。凡是對某種現象進行分析，探尋其中的規律性，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來認識，我們就可以稱之為理論或者說至少是具有理論意義的嘗試。因此，我這里所說的理論，并不見得是和形而上的哲學、或美學相關的由上而下的理論。凡對書法史現象進行歸納、分類、總結、進而推導出比較宏觀的結論，都可以說是理論的建構，這是自下而上的理論。華人午的許多書法史個案研究雖然不見得就是直接的理論訴求，卻具有理論價值。下面我列舉三篇論文，結合我本人的研究，予以說明。

　　《論東晉墓志兼及蘭亭論辨》是華人德的力作，此文最初發表在臺北的〈故宮學術季刊〉而后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的〈中世紀早期研究季刊〉上發表，獲得東西方學界的好評。在這篇論文中，華人德排列了近四十年來出土的和著錄中可靠牟東晉墓志，進行了細致的比較，歸納出東晉墓志的形質和書風特征，進而對其形成的原因作了分析。他指出，東晉土族墓中出土的墓志乃舊塋，所以墓志由工匠刊刻，形質簡單，書風粗糙，和士磊夫中流行的迥然相異。從書法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這篇文章對墓志書法民展中的一個環節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而墓志書法又是碑學書法的一大宗，它的意義自然不同尋常。至于東晉墓志乃工匠所為，和上層社會書風無涉的論述，也給郭沫若先生以東晉墓志的隸書書風來論證《蘭亭序》為偽作的觀點來了個釜底抽薪。

　　那么，除此之外，這篇論文還有沒有超乎斷代書法史的意義呢？當然有。近十年來，我一直在關注中國書法中的應酬現象，認為這是中國藝術的一大特色，對書法的創作、流通、使用都有影響，并出版過《傅山的交往和應酬》的志著。那么，在歷史上，每個時代的應酬方式和規模都是一樣的嗎？應酬對書風影響的程度在各個朝代相同嗎？應酬在何時變成了比較普遍的書法現象呢？這其中有無規律可循？由于我們對各個時代的應酬書法現象還缺乏細致地描述和分析，我還無法回答以上的問題。但是，在讀了這篇文化論文中關于東晉士大夫精美原書札主要流行于南渡上層士族的論述后，結合自己對明末清初應酬書法的研究，我在《傅山的世界》中提出院以下的假設：‘一般來說，在社會階層的分野比較清晰嚴格的歷史時期，書法是精英專擅的領域，那是雖然也有應酬書法，但是應酬之作主要使用、周轉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審美觀念的社會階層。不但在數量上較高、從而給應酬之作的品質保持在比較高的水準上。像東晉時期士大夫那樣的書作，應和那時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造成的文化環境有關。但在有的歷史時期社會階層的分野由于社會經濟文化的急劇發展和社會錯位而變得模糊，上下文化之間的互動也因此變得頻繁，這也給書法的創作和使用帶來影響。’雖說這一具有理論性格的假設還需要有更為細致的書法史研究來驗證，但是，它的提出首先就受到了華人德的書法史個案研究的啟發。

　　此外，上下層文化之間的界、互動、游移關系，是近二三十年以來西方學界關注的理論問題。六朝時期是等級比較森嚴的歷史時期，比較這個歷史時期和其它歷史時期的上下文化之間的互動，是十分有意義的書法史研究課題。而可靠的比較首先就要建筑在具體的歷史個案研究之上。

　　《分析鄭長猷造像記的刊刻以及北魏龍門造像記的先書后刻問題》是一篇標題格外長、字數卻不多的論文，看起來它談的是北魏書法中一個十分具體的技術性問題，但實際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技術的范圍。《鄭長猷造像記》是龍門二十品之一，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把它捧得很高，稱之為[上為分書之別子，下為真書之鼻祖]，[雄強厚密]，[沉著勁重]。華人德通過對《鄭長猷造像記》和其他造像記在龍門石窟古陽澗的刊刻部位的比較，以及對為計字書丹所打界格和漏字、漏刻筆畫等的分析，證明《鄭長猷造像記》是先書們無法直接判斷書丹者的書法水平。但華人德在歸納了眾多同時期的書刻后，做了一個非常合情合理的推斷：出資造像的功德主只需刻上名字和祈愿文字，就已達到目的，對書刻的優劣并不關心。而寺院僧侶也常對題記采取應付的態度，但正是這一刊刻馬虎的造像記，在一千三百多年后，被康有為認為是魏碑中的佳品，和龍門其它造像記一起成為中國書法的[經典]，于是，這里便有了一個[經典形成](canon-formation)的問題。關于經典如何形成，在西方學界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但中國書學界這方面的研究尚未展開。自從碑學興起后，許多本來并沒有被人們關注的文字遺跡逐漸地變成了經典，難道這個[經典形成]的過程不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嗎？我在《與古為徒和娟娟發屋——關于書法經典問題的思考》一書中，初步討論了這個問題，而我的研究也得益于華人德的這篇論文。

　　如果說華人德關于東晉墓志和 《鄭長猷造像記》的論文都是十分具體的斷代書法史個案研究的話，那么能夠反映出他對古今書法史淵博的知識和他的綜合概括、邏輯推理能力的，便是《評帖學與碑學》這篇論文。[帖學]和[碑學]是兩個極為重要、但又使用的十分混亂的概念。華人德在對眾多的書法史現象進行梳理后，指出兩者的本質區別在于：帖學取法歷代名家法書，碑學以唐以前無名氏書跡為取法對象。真是一語中的！根據這一定義，我們可以把[帖學]理解為中國書法史上由歷代名家法書構成的譜系。而[碑學]取法的無名氏書跡，既有粗糙的，也有極為精美的。有了這個定義，書法史上許多看似混亂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所以，我的《傅山的世界》一上來就引用華人德的這一定義來界定研究的范圍。

　　為什么我要專門指出華人德書法史研究的理論價值呢？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書學界對理論有興趣者，對哲學著作的關心遠勝于對書法史學成果的關注和吸收。人們對理論的理解常常限于古代書論、現代文論和各種中西理論著作，而忽略了書法藝術是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中展開的，由于時代變遷了，地域不同，社會背景各異，書法家們面臨的具體歷史場景常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從歷史研究中汲取材料和靈感，對理論的建設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看看西方藝術史上有重大理論建樹的學者潘諾夫斯基和巴克森達爾，他們本人就是研究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史的專家，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讀讀曹意強先生翻譯的巴克森達爾的《意象的模式》，其中的種種理論都是從個案研究引發出來的。中國學者也完全可以從中國書法史研究中發展出有特色的理論。

　　數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書法研究中，細致的史學研究和對理論的關懷與研究應構成中國書學研究中有張力的兩端，兩者互相在對方尋找問題意識，厚重對方的發現，在健康的互動下，即產生有理論關懷的個案研究，也建立宏觀而圓通的理論。’在我看來，當今中國書學的理論建設，更應重視發展自下而上的、有歷史感的理論。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我建議讀者們認真關注華人德平實的書法史研究中蘊藏著的理論價值。

　　二00七年元旦于波士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