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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價值1萬元的自制“金縷玉衣”，經(jīng)幾位頂級專家鑒定估價24億元。持有者借此從北京建行5家支行騙取貸款6.6億余元。事件一出，各界一片嘩然，而事件暴露出的國內(nèi)藝術品質押漏洞令人反思。

　　專家個人鑒定無責任追究

　　“金縷玉衣”事件涉及造假、鑒定、騙貸三個環(huán)節(jié)。原北京燕山華爾森實業(yè)集團法人謝根榮將自己保存的玉片交給北京中博雅文物鑒定中心主任牛福忠，由其串成玉衣，牛福忠自稱“并不值多少錢”，圈內(nèi)人給這種仿制玉衣作價不過1萬元/件。之后牛福忠找到包括王文祥(中國收藏家協(xié)會原秘書長)、楊伯達(故宮(微博)博物院原副院長)、楊富緒(北京大學寶石鑒定中心原主任教授)在內(nèi)的5位專家，專家對“金縷玉衣”寫出文字說明，稱其估值為24億元。這份文字說明成為謝根榮向銀行申請質押貸款的憑證。

　　北京大學銀行業(yè)研究中心副主任呂隨啟表示，銀行信貸部門在處理質押貸款時，對質押物的審核是有規(guī)可循的。“如果是一般抵押物，銀行應委托第三方機構對其變現(xiàn)能力和流動性進行評估分析，或者與擔保公司達成貸款擔保協(xié)議，必須確保抵押物變現(xiàn)后能夠沖抵貸款壞賬風險。文物藝術品抵押對于銀行來說風險更大。一般銀行會委托專業(yè)的藝術品鑒定評估機構為其鑒定，但這是一個非常謹慎的程序，正規(guī)鑒定機構蓋章之前會反復考量法律風險，并不是幾個專家簽個文字說明就能成行的。”呂隨啟表示。對此，律師胡玉增也表示，雖然目前社會上請專家做鑒定出報告的情況很多，但從法律角度看，專家以個人名義出具的鑒定結果不具法律依據(jù)，不能夠成為獨立第三方鑒定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個人可以隨便出鑒定結果，不承擔任何責任。

　　藝術品第三方評估沒有資質要求

　　“目前我國的文物鑒定領域并不涉及金融藝術產(chǎn)品的鑒定標準，而文物鑒定和藝術品抵押貸款又應該是完全不同的兩套體系，各有適用標準。而從本次事件看，銀行開展了藝術品抵押貸款業(yè)務，但自身對此項業(yè)務的風險控制能力非常差。”中國文物學會收藏鑒定委員會副秘書長張瑞表示。他同時表示，要實現(xiàn)藝術品的金融功能只能是完善銀行的內(nèi)控機制，因為不能確保所有專家的眼力百分百正確。

　　“由于監(jiān)管層鼓勵銀行擴大質押貸款方式，因此藝術品抵押也是銀行擴展業(yè)務范圍的一種方式，但如果抵押人明知抵押物是假貨，還做抵押貸款，其行為涉嫌詐騙。”對于此次事件，中央財經(jīng)大學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yè)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這樣表示。但在調(diào)查過程中記者發(fā)現(xiàn)，由于目前金融市場中缺少有資質的藝術品抵押第三方評估機構，因此銀行很難繞過貸款風險控制上的怪圈。

　　據(jù)了解，銀行對第三方鑒定機構目前沒有明確的資質要求。在北京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李宗揚看來，鑒定界“早就亂套了”。“文物鑒定界的"假"有另一重含義，不懂裝懂也可以稱之為"假"。文物機構里行政的、寫書的也跑出來鑒定了。”他同時表示，當下鑒定普遍相信科學儀器，這不可靠，科學儀器的鑒定最后結論往往是“和某某年代特征符合較好”、“比較符合”之類的，也沒有斷定終究是哪朝哪代，鑒定的特殊性決定了混亂的市場。

　　銀行對藝術品貸款過于“早熟”

　　“越是研究風險控制的人，越有辦法躲開監(jiān)管。”對于“金縷玉衣”事件，很多業(yè)內(nèi)人士認為，撇開鑒定環(huán)節(jié)，銀行內(nèi)部人士與抵押方“內(nèi)外勾結”的問題已經(jīng)到了需要正視的程度。“圈里曾經(jīng)有人把幾千套圖書抵押給銀行，同樣貸了幾億元。我感覺國內(nèi)銀行在藝術品貸款方面過于"早熟"，給文物藝術品定價這件事，為什么要找故宮？故宮里的專家們是學院派，他們不懂價位，只是看的東西多。讓這些人給你一個評估價本身就很可笑。”對此，拍賣師季濤表示。

　　“我們知道有風險，所以不做這項業(yè)務。但有的銀行就做，而且做的很大。”對此，某股份制銀行信貸部門人士這樣告知記者。據(jù)他介紹，他所在的銀行雖然藝術品抵押貸款業(yè)務理論上可以操作，但抵押貸款所產(chǎn)生的一切后果要由信貸員本身承受。

　　“我的原則是不做有價無市的東西，風險太大。如果我有這個鑒定，最后客戶違約我無法變現(xiàn)抵押品，我需要自己消化違約風險，個人收入和待遇也將一落千丈。”該人士表示。而在一些典當行業(yè)人士看來，銀行表面風控嚴格，實際還是有漏洞。“我們不做文物，藝術品做的也少。即使做，也不將它所處時代與市價進行掛鉤。”對此，一家典當行的業(yè)務人員表示。

　　對話當事人

　　楊伯達：當時覺得24億元有點離譜

　　北京商報(以下簡稱“商報”)：“金縷玉衣”事件一出，外界對您在內(nèi)的幾位鑒定專家有著各種聲音。您對此作何解釋？

　　楊伯達：我本人和“金縷玉衣”收藏家本人是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后一次見面，我并非這件事的召集人，也并非鑒定委員會的代表，只是應朋友之邀參加了一個“小聚會”。王文祥是當時的召集人，當時他是中國收藏家協(xié)會的秘書長，我們有多年的交情。至于看的過程，沒有打開柜子，也沒有上手，只是圍著柜子走了一圈。其實大家心里都有數(shù)，這樣的私人收藏鑒定不過是走過場，完全不是國家鑒定委員會的工作方式。

　　商報：在鑒定現(xiàn)場，您的感覺是怎樣的？

　　楊伯達：其實藏家并不希望我們看得清楚，并不希望我們提出真正的意見。藏家希望的就是請來看看，看過了、通過了也就行了。我們沒有必要較真兒，告訴他實話，說他的東西不對，交情可能就沒了。除了組織者王文祥外，包括我在內(nèi)一共四個人，兩個地質礦物專家，兩個博物館專家。從鑒定者本身來看，私人藏家的聚會參加起來頗感無奈，真的推卻不掉也只好隨大流了。因此沒有按照鑒定委員會的工作程序那般嚴謹?shù)刈鏊^的鑒定，如果按照規(guī)程走，則聚會只會有一個結局，也就談崩了。

　　商報：24億元的估價是怎么確定出來的？

　　楊伯達：估計也就是王文祥和藏家商定的。博物館搞鑒定是純學術上的，完全不講經(jīng)濟利益，對于東西究竟能賣多少錢，在專職做鑒定的人眼里是完全沒有概念的。因此對于藏家提出的24億元，大家都覺得一來沒有爭辯的必要，二來我們遠離市場、遠離經(jīng)濟也沒有爭辯的基礎，覺得24億元有點離譜，但也沒有辦法考評。故宮本職的鑒定就是用來做展覽和出版研究成果，是不會涉及到商業(yè)行為的。鑒定不好做，說假話，有違自己身上的公信力，說真話，則朋友交情就毀于一旦。兩全之法就是“封門”不再為私人藏家鑒定，我也曾“封門”多年。

　　商報：當下鑒定市場混亂，您認為病根在哪兒？

　　楊伯達：目前的鑒定市場大部分都是花架子。文物鑒定是一個特殊的職業(yè)，大多都是延續(xù)著師傅帶徒弟的傳統(tǒng)，并需要在行業(yè)里經(jīng)過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磨練，才能具有火眼金睛的功力。鑒定的專家絕對不是專門為鑒定培養(yǎng)出來的，而是在工作中保管文物和利用文物的過程中，具備深入的文物知識，這樣無論作為常識還是工作手段，自然會做鑒定了。通過傳幫帶的方式從工作中磨練，才有可能具備可靠的鑒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