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市場的前景非常好，但是問題也很大，主要就是不規范。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藝術市場是由幾個相互獨立的支柱支撐起來的：一個是藝術家，即藝術品的生產者；第二個支柱是收藏家，這是藝術品的終端；第三個支柱是藝術評論家和學者，他們是獨立的撰稿人；第四個支柱是藝術市場的運營者，包括畫廊、拍賣行、獨立經紀人，還包括給各種基金做顧問的一批專家，這些人都是在藝術市場里經營操作的人。這四個支柱應該各行其職，不能“篡位”，合起來才能形成一個合理公平的市場。

　　藝術家要遵守市場規則，不能賣給一家50000塊，賣給另一家5000塊；與畫廊簽了協議就應該遵守。如果協議規定，藝術家這一年里創作的作品都由畫廊來代理，那么藝術家就不能私下出售，甚至贈送他人都不應該，這是藝術家應該遵守的規矩。

　　評論家應持守的規矩是，絕對不能從任何一方獲得好處，否則的話，他/她的評論就會失去公正的立場。而現在的評論家，恐怕很難做到這一點，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批評的權威性也就無從談起。

　　除此之外，中國的藝術市場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例如，一級市場、二級市場的職責不分明，本來畫廊是一級市場，拍賣行是二級市場，拍賣行里的作品照理應該來自于畫廊，而不是藝術家本人。為什么要有這樣的機制呢？因為作品的真偽辨別問題應該在一級市場里得到解決，畫廊要對送拍的作品負責任，才能夠具有良好的信譽度，才能夠與拍賣行取得一個長久的合作關系。而讓拍賣行去鑒定所有作品，這個要求是不科學的，也是不合理的。

　　我與原來蘇富比幾個中國畫部的主任比較熟悉，包括香港的黃君實、紐約的張宏，他們就曾說過，中國歷史上好幾千名畫家，他們怎么可能對每個畫家的作品都那么了解、辨別都準確無誤呢？所以，這個判斷真假的任務其實應該交給畫廊或者經紀人來完成。一家畫廊或經紀人可能只經營6個畫家或者8個畫家的作品，在數量有限的情況下，完全可以保證這幾位畫家作品的可靠性，因為畫廊與藝術家是長期的合作伙伴，作品都來自藝術家的畫室，那么拍賣行也能夠保證其拍賣作品的真實性。

　　現在中國沒有這個環節。拍賣行根本不會到畫廊里去收作品，而是直接從別人家里收。所以，拍賣行的可靠性和信譽度就被打了很大的折扣。當然，各個拍賣行的具體情況差別很大，一些大的拍賣行，例如嘉德的王雁南等人，都很認真，做事比較謹慎。但是很多地方上的小拍賣行就大不一樣，我曾翻閱過它們的拍賣目錄，覺得那里面假畫的比例甚至要達到80%、90%之多。

　　在西方，造假畫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如果某人被發現造假，即使不會判很長的刑期，也一定會經過法律訴訟環節，而且在媒體上公開。在監獄服刑幾年之后，這個人以后就再不能造假畫了，不僅不能造假，大家都知道他的情況，不會有人再信任他了。但是中國沒有這樣的機制，所以現在造假畫成為一個巨大的“產業”，比文化創意產業還賺錢，真是一本萬利。國畫造假的人太多，這是造成市場混亂的一個特別大的原因。

　　此外還有客觀維度上的問題，也就是說，藝術作品的價值，它的學術價值、藝術價值的評判非常困難。那么價值評判的系統從哪里來？在一個歷史時期當中，眼光準確的人或許只有一兩個人，非常之少，而且在短期內或許也無法得到同代人的認同。舉個例子來說，現在大家都認同黃賓虹先生的藝術價值，認為他的作品是大師級的，沒人敢說不好，因為說黃先生的作品不好，似乎就是表明自己沒有藝術判斷的水平。但實際上，在他有生之年沒人說黃先生的作品好，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例如我的父親潘天壽，還有傅雷先生等人認同并且支持黃先生的作品。當年黃先生的作品要贈送給當時的浙江美術學院，結果浙江美術學院拒絕接受；送給浙江博物館，館方后來只是勉為其難地接受了一部分作品；送給家里幫忙照顧黃先生夫婦的工人，工人更愿意要幾塊錢，而不是黃先生的作品。現在的情況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黃先生的那批作品成了浙江博物館的第一大鎮館之寶。

　　這說明什么？說明頂級的藝術家要被人理解是極為困難的，很多著名畫家在生前都不為人所接受，而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之后，他的作品才能夠為人所理解，這些作品的價值才能夠顯現出來。建立藝術價值的評判標準，就是如此困難，即便是在專家的圈子里，真能辨別其價值的人，恐怕也是少而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