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式黃花梨家具到掐絲琺瑯器、文房雅玩，乃至中國當代藝術品和高端官窯粉彩，在國內藏家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已經被炒出了天價。

　　“這幅畫應該能過億！”5月20日，在北京嘉德春拍預展現場，巨幅齊白石《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面前，幾位藏家紛紛給出自己的判斷。兩天后的22日晚，這幅作品上拍，經過逾半小時、近50次激烈競價，當手持3093號的年輕女子報出4.255億元的最終價后，在場的預言者幾近崩潰。

　　《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并非國內書畫的最高價，2010年保利春拍的黃庭堅書法作品《砥柱銘》以4.368億元成交，成為迄今為止中國古代書畫的巔峰。

　　不僅是書畫，在外資、金融資本、民間資本等各路熱錢的沖擊下，國內整個藝術品、文物的拍賣價格都在連創新高。尚在2009年，國內藝術品就已進入億元時代。

　　文化部市場司日前發布的《2010中國藝術品市場年度報告》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藝術品市場交易總額達1694億元，比2009年增長41%。藝術原創作品和古董的交易總額占全球市場份額的23%，首次超越英國上升至全球第二位。

　　海外藏家急出手

　　在國內收藏界開始進入億元時代的狂歡時，國外收藏家卻紛紛選擇出手套現，不少高價成交的藝術品，送拍者多為港澳臺及海外藏家。

　　其中，收藏中國藝術品最知名的海外收藏家——比利時的尤倫斯夫婦，也開始大規模地拋售中國藝術收藏品。

　　從2009年當年的春拍開始，國內拍賣上億元的藝術品中，尤倫斯就有兩件：吳彬的《十八應真圖》(1.69億元)、曾鞏的《局事帖》(1.08億元)。

　　另外，尤倫斯還有很多藏品雖然沒到億元，但以高出估價3倍以上成交。如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6171.2萬元)、陳逸飛的《踱步》(4043.2萬元)、劉小東的《陽光普照》(683.2萬元)、張曉剛的《血緣大家庭系列》(1680萬元)、仇英的《春江圖》(3000萬元)、夏昶的《湘江竹石圖》(5936萬元)。

　　其中曾鞏的《局事帖》，是尤倫斯夫婦于1996年在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上以50.85萬美元(當時約合人民幣452萬元)購得，2009年則以1.0864億元人民幣售出，獲利超過1億元。

　　據統計，從2009年春拍開始，到2010年春拍結束，尤倫斯夫婦在內地的藝術品拍賣市場上，套現金額已經達到6.05億元。

　　今年4月3日舉辦的香港蘇富比春季拍賣會上，推出“尤倫斯當代藝術收藏”拍賣專場，其106件中國當代藝術品，都是尤倫斯在中國經營20年的收藏。

　　“尤倫斯夫婦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用我們先人流傳下來的東西卷走了6億多元。這讓泱泱大國的藏家和古玩商們情何以堪。”談及此事，山西收藏家高先生如此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另外，王方宇和王己千這兩位海外收藏大家，近幾十年一直鮮有作品推出拍賣。但從2009年開始，兩人破天荒地將其收藏多年的珍品——八大山人的《仿倪瓚山水》推出拍賣。該作品上拍后，最終以7500萬元落槌被電話委托購得，加上傭金達8400萬元。

　　除此二人之外，香港著名收藏家張宗憲也將其收藏幾十年的齊白石的《萬年青》和張大千的《茅堂讀書圖》送拍。前者尺幅不到2平方尺，成交價285.6萬元；后者估價80萬元~100萬元，實際成交價224萬元。

　　雅昌藝術中心研究總監關予表示，“以目前的成交來看，國內藝術市場熱鬧的背后，演繹了一幕海外藏家狂拋、國內藏家接盤的場景。”

        做局中國當代藝術

　　據記者了解，尤倫斯夫婦收藏的中國藝術品主要包括了古代書畫與近現代書畫、中國近現代油畫與當代油畫四個部分，藏品總數達到1700多件。尤其是尤倫斯夫婦收藏的中國當代藝術品最多，占藏品總數的80%。目前，尤倫斯夫婦是業界公認的藏品最有質量的收藏中國當代藝術的藏家。

　　1987年，尤倫斯夫婦來到中國時，當時國內關注當代藝術的人很少。

　　畫家洪潮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描述，當時，以很低的價格就可以買到諸如陳逸飛、曾梵志、張曉剛、方力鈞等當今最為著名的當代藝術畫家的作品。

　　據尤倫斯本人后來回憶說，他購買的第一件中國當代藝術作品是中國詩人艾青之子艾軒畫的西藏小孩，當時艾軒作畫的條件還非常艱苦，只能在一個25瓦的燈泡下作畫。而那時，上述畫家們生活條件都非常艱苦。慧眼識珠又出手闊綽的的尤倫斯，成為他們的座上賓。

　　步尤倫斯后塵，國際著名收藏家、前瑞士駐中國外交官烏利·西克(Uli Sigg)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收藏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主要作品，20年的時間共收藏1000多件。烏利·西克曾公開表示：“我不記得有多少人來過我家，但在中國，我至少訪問過300位藝術家。”

　　從2001年起，以藝術基金為代表的海外資本開始涉足中國當代藝術，這很快促使中國當代藝術步入高峰。

　　這些海外基金，一部分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推動起到一定的作用，還有一部分人則成為如今藝術品市場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們操控價格，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莊家。

　　目前，國際上有專門面向中國的藝術基金，除尤倫斯基金，還有印尼CP基金會、倫敦紅樓基金會、紐約古根海姆藝術基金會以及美國鋁業基金會、特拉基金會等。

　　海外資本進入的方式也十分多樣。國內不少著名藝術機構背后的資金就來自海外，它們通過設立獎項，以學術或公益的方式，繞開畫廊制度低價“吃進”藝術作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評論家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張曉剛和岳敏君等幾個國內當代畫家都在五、六年前參與了美國一個基金會的計劃。這個基金會的老板買斷了幾位畫家兩年內的所有作品，付給每位畫家每人不超過100萬美元。

　　低價拿到作品后，尤倫斯們緊接著各顯神通，開始一系列的運作。通行的模式是為包裝畫家辦畫展、設立相關獎項，最后高價拍賣出手。

　　從2005年起，中國新油畫在各大拍賣市場中開始嶄露頭角。2006年3月，蘇富比率先在紐約的“亞洲當代藝術”專場中推出中國當代藝術。世界拍賣市場上第一次完整地出現了中國新油畫的身影——中國畫家張曉剛的《大家庭》系列、方力鈞的《光頭》系列、岳敏君的《笑臉》系列、王廣義的《大批判》系列等。這四人也被冠以“中國當代藝術四大天王”的名號。

　　這場拍賣會上，總成交額達到了1323萬美元。拍賣會的成功，迅即在亞洲區域市場中得到了更強的回應。一周之后的4月8日，香港蘇富比拍賣公司推出了“中國當代藝術”拍賣專場，現場的熱情幾乎達到了“爆棚”的程度。據稱，即便大家事先已經因紐約的成功而向上調高了成交的預期，但大部分拍賣結果仍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整個拍賣專場的總成交額達到1.3億港元，全場同類拍品只有2件流標。

　　2006年11月，中國當代書畫開始進入千萬元時代。張曉剛1993年的作品《天安門》在香港佳士得拍出了1900萬元人民幣。同年，劉小東2004年的作品《三峽新移民》在北京保利拍出了2200萬人民幣的價格，都刷新了當代油畫的歷史紀錄。2008年，中國嘉德2008春季拍賣會“中國油畫及雕塑專場”中，劉小東的油畫《溫床NO.1》以5712萬元人民幣成交。

　　由此，原本市場非常低迷的中國當代藝術品，在國際市場上突然間一夜成名身價暴漲，由“丑小鴨”變成了“白天鵝”，一度成為中國在海外最“暢銷”的文化產品。

　　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在全球35位藝術作品拍賣價格達七位數的藝術家中，中國占了15位；而過去7年，中國藝術家作品的價格上漲了8倍，中國首次取代法國，在藝術品銷售市場上僅次于美國、英國而名列第三。而僅在此兩年前，某些國內的知名畫家還處于被海外畫廊80萬元買斷一年的境地。

　　盡管拍品創了天價，但畫家本人卻并沒因此一夜暴富。

　　當被問到破紀錄的感受時，張曉剛曾對友人表示：“《天安門》那么貴不是我賣的，那畫早就不屬于我了，90年代(上世紀)給海外藏家時不過5000美元。”同樣，《三峽新移民》在拍出2200萬元的天價后，劉小東本人也一點沒感到興奮，他認為，“當初《三峽新移民》被那位印尼藏家買去，以為他會永久收藏這幅畫，沒想到這么快就高價拋出。”

　　上述印尼藏家就是先后在印尼和新加坡定居的“好藏之美術館”主人郭瑞騰。郭多年來一直在從事中國藝術品的買賣。2005年11月7日，吳冠中的《鸚鵡天堂》交易(3025萬元)就是出自其手筆。

　　郭瑞騰還致力于內地當代藝術品的收藏，不少國內有實力的中青年油畫家的作品被其買斷。低價買進“原始股”是他的一貫手法，劉小東的《三峽新移民》在兩年內為其帶來了10倍以上的收益，一買一賣獲利上千萬元。

        價值爭議

　　行業評論家表示，很多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存在嚴重的炒作現象。例如，2007年紐約蘇富比春季拍賣會岳敏君的油畫《金魚》以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成交。當時在現場無人舉拍，而是3個電話委托買家在競爭，這種手法是一些炒畫者慣用的。

　　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是，代表中國古代藝術最高水平的黃公望、八大山人及近現代藝術最高水平的齊白石、黃賓虹等諸多公認的大師之作，也僅僅徘徊在幾十萬元的水平。“其根本原因是炒家手中缺乏低價的批量‘籌碼’。”

　　上述評論家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

　　與上述高調拍賣相呼應，在此期間，尤倫斯在全球各地組織贊助了多場中國藝術活動和展覽，并對有關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國際活動提供了贊助。而他的這些作為，事后證明也為他帶來非常豐厚的回報。

　　以尤倫斯為代表的國外藏家所推崇的中國當代書畫，是否真的物有所值，業內一直爭議不斷。

　　洪潮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從油畫語言本身說，中國人就是油畫練得再好，在西方也只能是二流畫。但當代藝術花了三年不到的時間，就將中國的拍賣價格提升到“天價”。在西方，這個過程要花十年時間。

　　以香港蘇富比2006年秋季拍賣會中的拍品估價為例，一件齊白石的國畫作品《畢卓盜酒》，被認為是大師人物畫中的精品，其估價在80萬元至120萬元之間。而一件張曉剛的油畫作品《血緣系列：大家庭》估價竟達880萬至1200萬港元。齊白石是中國著名國畫大師，而張曉剛只是1958年出生的職業畫家，少有人知。

　　洪潮認為，國外藝術基金推崇的國內當代藝術畫有兩種：一是表現國民缺點放大的作品；二是有政治素材的畫作。這與上世紀90代通過熱炒日本及前蘇聯的當代藝術如出一轍。他們一進一出不僅賺得豐富收益，同時對中國文化傾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對此，畫家孫良同樣認為，大多數當代國內藝術家并不會把自己的國人畫得如此丑陋，西方人恰恰對將中國人畫得很惡劣的所謂當代藝術品，推崇備至，這種現象很不正常。

　　而關于西方資本熱炒其他國家的當代藝術還有一個例子：在蘇聯解體前夕，當時西方某些基金力捧與蘇聯正統藝術觀念唱對臺戲的前衛藝術家，使之成為蘇聯藝術家群體中令人羨慕的“貴族”。等到蘇聯解體后，這些前衛藝術家的“任務”完成，基金也就不再資助他們了，其作品價格一落千丈。如今那些以討好西方口味畫列寧而走紅的畫家，已無聲無息。

　　玩轉古代藝術品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國際炒家在中國當代藝術上設的“局”尚屬膚淺，真正資深內行的炒家，玩的是中國古代藝術品。

　　半年前創造了5160萬英鎊天價的乾隆粉彩鏤空瓷瓶，從英國媒體刊發的現場新聞圖片來看，在倫敦博羅鎮簡陋狹小(據現場買家稱不足100平米)的班布里奇拍賣會現場，競拍者幾乎全部都是華人面孔。

　　博羅位于倫敦西郊，據參與此次拍賣的北京收藏家董先生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描述，“這個安靜的小鎮可能從來都沒有迎來過這么多中國人，這只瓷瓶的拍賣持續了半個多小時，基本上都是中國人之間在互相競價，而且爭搶非常激烈，以致于后來都以100萬英鎊的幅度進行加價。”

　　令人生疑的是，班布里奇是英國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地區性拍賣行，成立不過30年，主要業務是遺產拍賣。此前班布里奇的最高拍賣紀錄來自于兩年前成交的一件中國明代瓷器，成交價為10萬英鎊。

　　據收藏者約翰遜敘述，這只瓷瓶是在已故父母的舊居閣樓上找到的，至于瓶子怎么從中國來到英國，又來到他們家，約翰遜說不清楚。而一件藝術品弄不清楚傳承序列，正是收藏的大忌。

　　文化評論家周文翰認為，這件事情有明顯的“做局”嫌疑。結果是，時至今日，盡管距拍賣時間已過了近半年，約翰遜依然沒有帶回款項。據競拍成功的那位上海企業家說，他現在并沒有付款的打算。

　　對于上述創天價的瓷瓶，不僅令國內收藏界多疑惑，海外媒體對其真實價值也不認同。《紐約藝術報》對此評價說，“中國人現在對乾隆的瓷器渴望已經到了不顧一切的程度。”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史堤夫·文森撰文稱，天價購文物背后是中國人的“瓷器愛國主義”。

　　這一點正如日本。20世紀80年代末，由于泡沫經濟的出現，熱錢泛濫，佳士得和蘇富比迅速抓住時機，在日本企業家的眼前上演一幕幕藝術品拍賣大戲。于是乎，投資藝術品領域很快就成為日本富豪的新選擇。同時，通過公開競價拍賣的形式，日本人屢屢挫敗西方買家。花上幾十億日元從倫敦買回的一張畢加索的畫，竟然能使整個大和民族集體狂歡數日。

　　目前的中國，藝術品的購買大軍中，不乏官方機構，包括政府、博物館和后來的國家文物回流基金。其中，2002年10月，財政部專門設立“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該項目由財政部和國家文物局共同實施項目管理，每年從中央財政專門安排5000萬元。

　　“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啟動之初，即斥資2999萬元定向拍得北宋米芾《研山銘》。

　　半年以后，著名畫家范曾、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等人在有關雜志發表文章，對《研山銘》是否是米芾的真跡提出了質疑。

　　2003年7月10日，嘉德拍賣公司突然對外宣布，取消原定在7月13日的《出師頌》拍賣，稱已與故宮博物院達成協議，直接將此拍品售予故宮博物院，協議價格為2200萬元。當時，包括著名書法家啟功、戴小京在內的多位書畫家名人，曾對此作品的真偽以及不講價格的購買方式提出質疑。

　　此后，中國第一個以搶救流失海外文物為宗旨的民間公益組織——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成立。2006年5月，該基金展開“國寶工程·海外淘寶行動”，組織藏家赴海外搜購中國文物。

　　官方機構之外，以企業為主的購藏力量第二梯隊，同樣實力不容小覷。如大連萬達集團創辦的和寶齋、保利集團的保利藝術博物館、浙江金輪集團的金輪藝術館等。這些機構主要功能之一是從海外購得流失在外的中國藝術品。愛國熱情被國外拍賣行利用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圓明園獸首原來的價格只有1500萬美元，外國收藏界也對此不屑一顧。但在愛國人士回收時其價格一路攀升，直至3000多萬歐元。

　　2010年10月在英國寶龍拍賣行拍賣的乾隆白玉璽，原本估價100萬至150萬歐元，結果經7位來自中國的藏家競投，最終以1240萬歐元(約1.14億元人民幣)落槌。

　　從2008年開始，中國收藏家成為全球拍賣市場的主角。2008年~2009年，中國藏家在佳士得的購買力增長了94%；2009年，蘇富比中國內地買家首次超過香港買家，其購買力較2008年春拍翻了一番。

        交易網絡

　　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國內很多古董商豪情萬丈地去‘救國寶’，其實對方早放著家里的‘寶’等著你去搶救。行話就叫‘埋地雷’。”

　　謝辰生說，縱觀十多年來中國藝術品拍賣風云，不難發現一波波天價潮流的幕后“莊家”，大多是港臺及國外的藝術品商和收藏家。

　　“從明式黃花梨家具到掐絲琺瑯器、文房雅玩，乃至中國當代藝術品和高端官窯粉彩，在國內藏家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已經被炒出了天價。在我們明白了掐絲琺瑯器應該是天價的時候，人家早已悄無聲息地囤積起來了。”

　　在謝辰生看來，拍賣行以及藏家采用的手段并無新鮮之處，無非是通過制造事端、引起關注，然后挑動“口水戰”，進行“金錢械斗”，最終坐享“漁翁之利”。這與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舉國追逐藝術品的熱潮并無二致。

　　一個基本的規律是：海外拍賣行和藏家總是善于發現國內藏家所沒有發現的價值，而且有耐心慢慢積累，精心梳理，出版、展覽，逐步推升其價值。美國、歐洲、香港、臺灣還有東南亞的華人炒作者們喜歡的方式是：把一件還過得去的藝術品，有時候甚至是有贗品嫌疑的所謂“回流作品”，拿到有勾連的藝術拍賣公司，聯手做局拍出一個較高的價格紀錄，然后等上幾年再次拿出這件作品拍賣，希望有后來的富豪能夠順利“入局”。

　　收藏家高先生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介紹，目前諸如乾隆粉彩鏤空瓷瓶之類的明清官窯高端瓷器，大量的藏品其實在國外。而美學價值、文化價值更高的商周期的青銅器，卻價格遠遜于前者。背后的原因，是因為大量藏品仍在國人手中。

　　據不完全統計，文物收藏量在10000單位以上的古董商在全球有3000人左右，正是這些不同國家的重量級古董商在全球控制并推動著一個復雜而緊密的文物交易網絡。

　　近年來，這些各有所長、各有所圖的古董商們在對待中華文物時顯示出驚人的一致：即進入市場的中國文物與藝術品都是為中國人準備的，不管原來為何人所有、現在為何人所得，未來，都會以天價轉讓給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大陸的人士與機構。

　　北京保利拍賣公司執行董事趙旭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介紹，2011年春季的拍品有70%以上平均是來自海外，在書畫方面是80%以上拍品來自海外。

　　中國文物局的統計顯示，外國博物館藏有中國文物164萬件，加上這些國家的私人收藏，其數目在1700萬件以上。而更為可怕的是，我們一面高價從國外回購流出的藝術品，一面國內的文物和藝術品仍在以極低的價格不斷外流。

　　最后的表演？

　　對于尤倫斯等海外藏家接連批量出手的行為，業界有個較為普遍的共識：從2008年開始，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國外對于文物藝術品收藏的熱情在下降。而在中國，對文物藝術品卻出現爆發式的求購熱情。這對于國外收藏家而言，是一個絕佳的套現機會。

　　對于這些國外高手，退出前必要的鋪墊還是必要的。

　　如蘇富比拍賣尤倫斯的現代作品前，專門在北京UCCA尤倫斯藝術中心安排預展。蘇富比之后兩個月，又有北京保利舉辦的“尤倫斯男爵藏重要中國當代藝術場”拍賣。一系列造勢活動，使得中國當代藝術一度成為熱門話題。不出預料，蘇富比和北京保利的尤倫斯專場拍賣都取得空前的成功，但就拍賣而言，疑點重重。

　　有專業人士曾將尤倫斯拍賣的結果與“安涅絲藝術指數”的樣本數據進行了對比發現，尤倫斯此次拍賣的結果都有著超乎意外的價格。“安涅絲藝術指數”樣本數據來自當代藝術類別每年總成交額前三的拍賣公司的數據，它們是從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間在中國地區拍賣的紀錄。

　　從兩個角度來分析，這都像是退出前的最后表演。

　　其一，中國當代藝術品自2008年達到頂峰之后，一直呈下滑狀態。而在2011年的春拍，單就這一場拍賣來看，尤倫斯的拋售，對中國當代藝術事實上發出一個非常不好的信號：正常狀態下的價格不可能有如此倍數的上升。由于拍賣公司的保密，外界無法知道為何仍有國內外人士肯出翻倍的價格接手這些作品。

　　其二，不管誰接手，這只不過是尤倫斯即將拋出的一千多件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僅約十分之一。從經濟效益上考慮，尤倫斯即使是自己接手一部分，也非常值得——蘇富比的傭金是25%(公開報價)，“營銷”成本最多不過8000多萬元(實際上會更低)。考慮到其后的大量作品，當然劃算。

　　關于尤倫斯最后的“表演”，還有事例提供佐證。

　　之所以拋售中國藏品，尤倫斯表示，主要一個原因是由于自己年事已高，子女對收藏并不十分感興趣，所以他并不計劃把自己的藏品留給后代。

　　但話音剛落，尤倫斯宣布準備進軍印度藝術品市場。其中的原因，孫良認為，無非今天的印度，尤如幾年前的中國，一方面國內對當代藝術重視不夠；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富人未來可以接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