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靜農先生書法　

    近來在兩岸藝壇上有一件盛事，那就是在中國藝術史上極為著名的元代大畫家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在經歷了巧取豪奪以及焚燒和斷裂的種種劫難后，其分別存放在浙江省博物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兩截幸存的部分，目前正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聯合展出。關于黃氏繪畫的成就，在中國藝術史中早有定評，當然無需我在此更為辭費。我現在所要寫的，只是由黃氏這一幅名畫《富春山居圖》后面的一段跋文所引起的感慨。

　　黃氏本姓陸，生于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南宋覆亡時，他只有十歲左右，而他的父母卻都早已先后亡歿，當時有一位居住在浙江永嘉名叫黃樂的老人，遂認養了他作為嗣子。據說，這位老人對他極為賞愛，一見面就曾經欣喜地說“黃公望子久矣”，而這也就是他后來何以被名為“黃公望”而字“子久”的緣故。黃氏天資聰穎，十二三歲時曾應神童之試，其后也曾一度進入仕途，但因性情不適于官場生活，遂棄官而去，遨游于山水之間。與他同時的夏文彥(也就是他在跋文所提到的云間夏氏)在《圖繪寶鑒》中，稱述他的山水畫之精妙，曾經說他在虞山居住時，“探閱虞山朝暮之變幻，四時陰霽之氣運，得之于心而形之于畫，故所畫千丘萬壑，愈出愈奇，重巒疊嶂，越深越妙”。他也曾與當時的楊維楨、張雨、方從義、倪瓚等避俗之士，先后加入過新道教。他曾經為倪瓚所繪的《六君子圖》題寫過一首詩，說“遠望云山隔秋水，近看古木擁坡陀。居然相對六君子，正直特立無偏頗”，可見其品格修養之一斑。當他79歲那年，與他的師弟無用一起來到了富春山。此山面臨富春江，江邊有世所稱仰的高士嚴子陵的釣臺，他與師弟無用一同住在附近的南樓之上，于是這里的江山人物之勝遂引起了他的畫興，開始了他的《富春山居圖》的創作。而每日與他生活在一起的師弟無用，既賞愛他的畫作，也被他作畫的投入之精神所感動，又擔心這一幅畫之不能長保，于是就請求黃氏在此一畫卷之末，題寫了一篇跋文。原文是“至正七年，仆泊富春山居，無用師偕往。暇日于南樓援筆，寫成此卷。興之所至，不覺亹亹布置如許。逐旋填剳。閱三四載，未得完備。蓋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爾。今特取回行囊中。早晚得暇，當為著筆。無用過慮有巧取豪敚(通奪)者，俾先識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難也”。跋文后記有年月及署名，云“十年青龍在庚寅歜節前一日。大癡學人書于云間夏氏知止堂”。“十年”指的是元順帝至正十年，以干支計為庚寅年，是西歷的1350年。“歜節”指的是端午節。當黃氏題寫此一跋文時，他已經是82歲高齡了。其后八年黃氏逝世，此一畫卷遂為他的師弟無用所保有。無用本名鄭樗。在經歷了元代滅亡的世變以后，鄭樗也于不久逝世，于是他所寶愛的此一畫卷，遂輾轉流傳于不同的收藏家手中。其間當然有巧取，也有豪奪。直到清順治七年，那一年恰好也是庚寅年，是西歷的1650年。距離黃氏跋文已有300年之久的時候，這幅畫卷遭遇了一場劫難，因被火焚而斷裂為兩截。這期間當然有許多故事。我們現在能對此一畫卷之輾轉流傳略知一二者，則是因為幸而有一些賞愛此一畫卷的人，曾經為之寫下了一些題跋的記述。

　　原來，在明代成化以前，此一畫卷曾為當時的大畫家沈周所保有，其后被人詐騙而去，轉賣給了蘇州的一位名叫樊舜舉的節推。沈氏后來在樊氏家中曾經又見到了此一畫卷，但已無力購回。沈氏在感慨之余，遂在卷末題寫了一段跋記。其后，此一畫卷于明代隆慶年間又流入到了無錫談志伊手中，談氏曾經邀集了當時的一些文士如文彭、周天球、王穉登等人一同觀賞，諸人也曾分別寫有題識。其后至萬歷年間，此一畫卷又流入另一位大畫家董其昌之手。董氏晚年家境困窘，遂將此一畫卷典質給了吳達可，吳氏之子吳正志與董其昌為同榜進士，雅愛書畫，曾經在此一畫卷的騎縫之處都蓋上了自己的收藏之印。及至吳氏歿后，此一畫卷遂傳入了其幼子吳德裕的手中。吳氏友人鄒之麟曾在吳氏處見到此一畫卷，并為之寫有題識，曾敘及明代覆亡之際，“問卿(按：吳德裕字問卿)一無所問，獨徒跣而攜此卷，嗟呼!此不第情好寄之，直性命殉之矣”。而也就正是這一位欲以性命殉此畫卷之人，乃于其面臨歿世之際，竟欲以此一畫卷為殉，將之投入了一爐烈火之中，視火盛乃轉入臥內。幸而問卿之從子吳子文，“疾趨焚所”，將此一畫卷自火中救出，于是此一畫卷遂在劫火之后斷裂為二。孰知，那位將此一畫卷自火中救出的吳子文乃于不久之后竟將畫卷轉售他人，而以前曾為此一畫卷寫有題識的鄒之麟，即親見此畫之流轉無常，所以在其題識之后乃曾為之加一轉語，云“東坡不云乎‘冰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按：東坡詩原句應是“泥上偶然留指爪”)。夫人世之間本來一切無常，連自我一身尚且不能長保，更何況是身外之物呢。不過物雖不能長保，而透過這些題跋的文字之記述，卻使得千百年以下的觀賞之人，對于千百年以上的那些愛賞者的一份情誼，仍然感動不已。

　　我最近恰好也經歷了一次“物緣有盡”的失落，原來在我溫哥華家中客廳和起居室所懸掛的幾幅書畫，竟于去歲(2010年)12月被盜竊一空。我個人本不是一個耽溺于物的人，所以，實在可以說是家無長物，更從來不會主動購藏什么古玩書畫，就連一般婦女都對之極為喜愛的珍寶首飾，我對之也并無興趣。這一次所失落的五幅字畫都是師友所饋贈，所以對之頗為珍愛，我所珍愛的不是“物”的價值，而是當年師友饋贈給我時的一份情誼。因此，在讀了有關《富春山居圖》之得失流轉的一些記述時，遂想到何不將當年師友饋贈這些書畫時的一份情誼記寫下來，如此則若干年后無論這些書畫流轉到何地何方，只要讀到我這些記述的人，他們也必能在觀覽這些書畫之時，聯想起與這些書畫相關的一份情誼。這或者也可以作為我對當年贈我以這些書畫的師友們之高誼的一種感念之情，以及今日我竟使這些書畫從我自家被盜的一種愧疚之意的一點表示吧。

　　我所失落的書畫共有五幅，其中，我最為寶愛的是20世紀60年代臺靜農先生所書寫的我于夢中得句的一幅聯語。我于1954年經許詩英先生推介進入臺灣大學教書。當時臺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他身邊常有一些弟子圍繞左右，而我則是一個外來的中文系教師，所以頗存自外之心，何況我年輕時性情羞怯，因此從來不曾到臺先生府上做過私人拜訪。直到20世紀60年代，有一天臺先生忽然打電話來，要我到他家中去一趟。原來，那是因為不久前，臺大中文系鄭騫教授的夫人逝世，鄭先生是我的老師顧隨先生的朋友，鄭師母曾經在他們家中熱情接待過我。當時鄭先生的母親還在，我尊稱她為太師母，鄭先生的女兒不過十余歲，就稱我為葉大姐。所以當鄭師母去世時，我就寫了一副挽聯，上聯寫的是“萱堂猶健，左女方嬌，我來十四年前，初仰母儀接笑語”，下聯寫的是“潘鬢將衰，莊盆遽鼓，人去重陽節后，可知夫子倍傷神”。臺先生見到這副聯語后，認為我寫得不錯。不久后，臺大中文系董作賓先生逝世，臺先生就叫我代擬了兩副聯語，一副是代臺大中文系全體師生擬寫的挽聯，上聯寫的是“簡拾流沙，覆發汲冢，史歷溯殷周，事業藏山應不朽”，下聯寫的是“節寒小雪，芹冷璧池，經師懷馬鄭，菁莪在沚有余哀”。還有一副是代臺先生私人擬寫的挽聯，上聯寫的是“四十年駒隙水流，憶當時聚首燕臺，同學少年，視予猶弟”，下聯寫的是“三千牘功成身逝，痛此日傷心海上，故人垂老，剩我哭君”。從此以后，臺先生遂經常打電話來，要我替他寫一些聯語，有挽聯也有賀聯，前后約有十副以上之多。一般情況是他打電話把我叫去后，向我介紹一些與要寫之聯語相關的情況，我回來擬寫好了以后，再送去聽取他的意見?？傮w說來，他對我擬寫的聯語大多是獎勉有加，只有一次提出了一點小小的意見。那是于右任先生逝世時，臺先生要我代他寫一副挽聯。我擬寫的聯語，上聯是“生民國卅三年之前，掌柏署卅三年之久，開濟著勲猷，朝野同悲國大老”，下聯是“溯長流九萬里之遠，摶天風九萬里之高，淋漓恣筆墨，須眉長憶舊詩人”。我曾與臺先生商討下一聯的末一句是用“須髯”還是用“須眉”。于右任先生以美髯著稱，所以本來我想用“須髯”，而臺先生性格通脫，以為不必如此拘執，不如徑用“須眉”似更為渾成。如此，我與臺先生熟識了以后，就逐漸消除了羞怯之感。有一次和他談起來我睡夢中的一些詩句和聯語，臺先生聽了后，極感興趣，而且告訴我說他早年也曾在夢中夢到過詩句。不過，臺先生在生前從來不把他的詩作示人，所以他也未把他夢中的詩句告訴我，但卻要我把夢中的詩句和聯語告訴他。當時，我因為夢中的詩句只是斷句，所以未曾寫下來，但我夢中的聯語則是完整的，于是我就在一張紙上寫下了這一副夢中的聯語。誰想到過了十來天，臺先生竟然親自把這一副聯語寫成了一幅書法，而且用壓鏡的方式把這一副聯語鑲嵌進了一個寬約35公分、長約75公分的美麗鏡框之內送給了我。我的夢中聯語，上聯是“室邇人遐，楊柳多情偏怨別”，下聯是“雨余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嬌”。臺先生在上款題寫的是“嘉瑩夫人夢中得句，命為書之”，下聯落款寫的是“靜農于臺北龍坡里之歇腳庵”。上聯右下方鈐有一方肖形圖印，下聯落款處則鈐有一個陰文、一個陽文的上下兩方臺先生字號的小印。聯語用金色細綾裝裱，鏡框則配用的是金漆而鑲有一條黑色直線的邊框，整體的色調顯得珍貴而秀美。至于臺先生的書法則寫的是帶有隸書風格的行楷，上下聯左右之間留有約二公分的間距，至于字與字之間的行氣，則寫得神貫而形離。整體看來疏朗中有綿密之致，端秀中見英挺之姿，既有行楷之逸暢，又兼隸體之端凝，與臺先生平日常以行草書寫的風格頗有不同，是一幅極見用心之作，是我平生所收受的友人饋贈之書法中最為喜愛的一幅作品。

　　如我在前文所言，我對臺先生既頗存有“自外”之意，而且性情羞怯，所以我雖對臺先生的書法極為喜愛，卻從來不曾開口向他索要過任何作品。臺先生在聯語上款所題的“命為書之”，只是他的自謙之辭。收到臺先生所饋贈的這幅書法后，我也曾對臺先生喜愛這一副聯語的心意有過一點猜想，我想臺先生很可能是透過我這一副夢中得句的聯語，對我潛意識中的某些幽約怨苦之思有所感觸。原來，我于1948年隨外子工作調動渡海來臺后，次年12月外子即因白色恐怖而被海軍拘捕，當時我們的長女言言還不過只有四個月大，而半年后我所任教的彰化女中自校長皇甫珪以下，則有六位教師也因白色恐怖而同時被拘捕，我帶著吃奶的不滿周歲的女兒也一同被拘捕進了彰化警察局。經過審訊筆供后，警方原意是把我們一起解往臺北的警備司令部，其后因為我有一個吃奶的女兒，遂將我提前釋出。但我則既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宿舍，遂成為一個無家可歸之人，不得不寄居在一位親戚家中，過著每天帶著女兒在走廊中打地鋪的生活。幸而數月之后，有親友把我介紹到了臺南一所私立女中去任教，我遂帶著女兒遷往臺南，住入了一間只有草席而空無一物的宿舍。當時的同事和學生對于像我這樣一個帶著女兒卻三年不見丈夫蹤影的少婦，未免心懷揣測，而我則只推說是外子的工作忙碌，卻對于所經歷過的白色恐怖之遭遇未敢透露一字。來到臺大以后，我當然更不曾對任何人說起此事。但我想臺先生對我所經歷過的苦難，卻可能是知道的。那是因為我到臺大來任教是許詩英先生的推介，而我當年去彰化女中任教也是許詩英先生的推介。許先生曾在我北京老家外院的南房租住過，當時我還只不過是一個中學生。1971年許先生歿世后，我曾寫有一首題為“許詩英先生挽詩”的七言長古，其中有“舊居猶記城西宅，書聲曾動南鄰客”之句，記述了我與許先生相識的原委。而以此一份舊誼，所以許先生后來一直都對我極為關愛。許先生與彰化女中皇甫校長的先生宗亮東教授是朋友，彰化女中發生白色恐怖事件，他不會不知道，而當他把我介紹到臺大任教時，也一定曾把我的經歷告訴過臺先生。我夢中的聯語很可能是我當時患難中的某種下意識的流露。臺先生是一位頗為銳感的詩人，我想他當時很可能是對于我這一副夢中聯語的下意識中的情思有所感知，因此才會把這副聯語鄭重地書寫和裝裱后送給了我。當然，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測和假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