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邦樂

      任伯年《華祝三多圖》又稱“華封三祝圖”，作為任氏藝術生涯中的經典之作其藝術價值已毋庸贅言。我在此主要關注的問題是，此圖所采用的 “華封三祝”這一人物祝壽畫題材是否一開始便為民間所用，與民間所風行的多壽、多福、多子構成的“三多”圖案——到底存在何種差異？其中是否帶有晚清即十九世紀以來某種觀念變革？帶著以上問題，讓我們重新審視這幅作品，希望能有新的發現。

      首先尚待知悉的是此圖為誰而畫。任氏款題云：“華祝三多圖。仰喬先生封翁大人開八榮慶。伯年任頤寫。”我們從中可得知關于受畫人的三項信息：“仰喬”是其字，古人不會直呼名諱，而多是用表字、別號代替； “封翁”指因子孫顯貴而受封典者； “開八”是指七十一歲，當然關于年齡的界定也并不太嚴格，一般壽辰皆稱整數，故通常亦可指稱七十壽辰。檢民國四年（1915）《鎮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譜》（張美翊纂修，六桂堂木活字本），可發現原籍鎮海的滬上富商方仁高最符合上列條件，茲將相關論據分列如下：

方仁高官名喬，字仰喬。

他生于嘉慶十六年，卒于光緒十六年，轉換成公歷其生卒年即1811-1890，享年八十歲。

他未有功名，或因其子做官故同時代人有美稱 “封翁”、“封君”者。

他的三個兒子曾在光緒六年（1880）大張旗鼓地慶賀其七十壽辰。

      將以上的四項與任氏的款識提供的信息對照，大致可以斷定任伯年此畫作于1880年，乃應方氏諸子之請為乃父方仁高祝七十大壽而作，是年任伯年四十一歲，系鬻畫海上時期的作品。鎮海桕墅方氏自方亨寧（字建康，1772-1840）來滬經營糖業起家，長子方仁高年少時即跟隨父親左右，仁高以糖業為根本，在上海、寧波、杭州開設多家錢莊。在幾代人的銳意經營下，鎮海方氏成為叱咤上海灘的金融商業家族集團。因此，訂購如此大幅作品自然是與方仁高在上海商界的地位相稱的。

      此圖典故出自《莊子·天地》篇，其大意是堯赴華巡視，華的封人祝堯多壽、多福、多男子，堯以此為三患而推辭。莊子旨在表達的是道家無為的思想，而此“三多”在后世則被附會為祝壽、吉祥之辭。問題在于為甚么在此圖并未回避上古圣王——堯的形象，這是否可認為將受畫人比作堯即帝王，而帝王形象在此之前是否有為民間祝壽圖所用？

      就此種種疑問，從宮廷的脈絡去考察，可知“華封三祝”多是古代朝廷專用的祝辭。如南北宋之際的劉一止夸贊皇帝便有“罄華封三祝之勤”之語，南宋陳造在《謝太上皇帝清安降赦表》有云：“臣外持使節，大識王言，俯與編民效華封三祝之請，更資汗簡紀嵩岳萬歲之呼”，明代李東陽《元日早朝》詩有云：“華封三祝更堯年”，均是其例。直到乾隆年間（1736-1795）的《欽定千叟宴詩》中，臣下恭維皇帝“華封三祝”云云仍不一而足，說明直到十八世紀末期“華封三祝”尚為稱頌皇帝令德專用之辭。此外從圖畫方面看，曾有一件國外回流的明代宮廷緙絲《華封三祝圖》，畫面雖然表現的是群仙祝壽，但其上卻繡有“華封三祝”篆書。大致可推論，自十二世紀至十八世紀這一祝辭不論在文字還是圖畫中均為皇家所專有，或許未有明文禁止民間使用，但應是廣為人們心知肚明的。

      與宮廷相對應，民間繪畫、瓷器、玉器中，通常用桃子、佛手、石榴分別指代多壽、多福、多子，似乎刻意回避《莊子》典故中的帝王形象，僅取“三多”之吉祥寓意。在任氏此畫以前，似乎很難找到直接用堯的形象表現“華封三祝”的畫作或者瓷器等工藝品。那么，官私兩方在采用“三多”為祝辭與祝壽圖上大抵形成了兩套體系：“華封三祝”及其隱含著帝王令德的寓意為皇家專用，而民間大約為了避開其帝王典故，抽出其中“三多”單純的吉祥寓意。二者興起于何時雖難以確知，總而言之在很長時期內分別在宮廷與民間同時并行。

      從任伯年這幅作品看，或許直到十九世紀這種格局才被打破。任氏畢生為數眾多的祝壽畫廣泛涉獵各種主題，如麻姑獻壽、群仙祝壽、松石之類等皆有，甚至一畫再畫，留存至今直接出現堯的形象的祝壽圖似僅此一幅，另有一幅《三多圖》也不過是老者攜眾多子孫那樣比較平凡的表達。在任氏之后，其門人顏元（1860-1934）亦有表現堯形象的《華封三祝圖》，據說他曾經臨摹過任氏的畫稿。面對堯的老者拿了三片竹葉，意在諧“三祝”的讀音。是圖畫風上深受任氏影響，卻削弱了原先任氏繪畫中鄭重其事的氣氛，顯得更加世俗化。那么，任氏眾多題材的祝壽圖是否就因此而消解了等級呢？似乎并非如此。尺幅大小與經意程度固然是決定祝壽圖等級的潛在因素，所涉主題則更是值得考慮的問題，和那幅寓意平凡的《三多圖》不同，他推出了堯在山林中接受祝福的場景，并結合前兩種因素，此圖成為那個時代最高等級的民間祝壽畫。

      在上海新興貿易中心的氛圍下，任伯年的畫作幾乎均有迎合市場或雇主要求的傾向，此圖同樣也是投合雇主要求的繪畫作品。某種意義上說，任伯年《華祝三多圖》在祝壽圖中描繪帝王是從堯比況皇帝轉而比況上海富商，雖然此畫的雇主未必有如此明晰的訴求，但此圖也絕非偶然為之，在此之前民間繪制此種繪畫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晚清時代，上海在接受來自異國的新興觀念上走在前列，通過這幅畫可以想象十八、十九世紀世俗社會皇帝觀念的淡化，祝壽圖不再因畏懼皇權而回避皇帝形象，而且皇帝也被世俗化以符合世俗社會的需要。

圖說：
任伯年（1840～1895） 華祝三多圖
設色絹本 鏡片 212.5×106.5cm 
出版：1. 《中國近百年名畫集》第3圖，上海美術館籌備處編，上海安定珂羅版社，1947年。
   2. 《朵云》第4集P184，上海書畫出版社，1982年。
   3.《任伯年—中國名家繪畫》，中國書店。
   4. 《任伯年全集》第五卷封面、第三卷P34、35，人民美術出版社。
   5. 《中國古代名家—任伯年作品選粹  任伯年人物2》p30人民美術出版社。
   6. 《任伯年—繪畫作品圖錄》下卷P331，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7. 《2006年古董拍賣年鑒 書畫》上冊封面，湖南美術出版社。
   8. 《中貿圣佳（十周年）2005春拍中國書畫精品展覽圖錄》封面。
   9. 《華人收藏—京滬收藏家藏品邀請展圖目》第56圖，上海2010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編。
   10. 《第二屆北京中國文物藝術品國際博覽會古代書畫展覽圖錄》P195，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日報報業集團、北京電視臺主辦。
著錄：1.《任伯年年譜》P49、P134，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年。
   2.《名家翰墨—任伯年人物畫特集》第（28）期P50、P72，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
展覽： 第二屆北京中國文物藝術品國際博覽會古代書畫展覽，北京國際會展中心，2010年10月22日至10月25日。
說明： 海上著名收藏家錢鏡塘、原中共中央華東局秘書長李宇超舊藏。清方仰喬上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