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繼儒云山幽趣圖 

董其昌林和靖詩意圖 

文徵明積雨連村圖

陳洪綬 梅石圖軸　　

　　明末清初是中國鑒藏史上的特殊時段。明中期以后，嘉靖、隆慶、萬歷諸帝因國庫空虛，竟將書畫抵充俸祿，致使大部分內府古玩、書畫逐漸外流，極大地充實了私家收藏。至清初時，全國尚未統一，朝廷對書畫無暇顧及，達官顯貴一旦仕途敗落，便落得抄家、充軍的結局，其家藏被商人和鑒藏家購進。因此清朝著名鑒藏家曹溶不無感慨地說：“二十年來內府真跡流落民間，自右軍以下至于子昂、伯機所見五六百卷，大有古今不相及之嘆。”大量的藏品流到市場上，進入古董商人和普通百姓之手，導致“滄桑后，世家所藏，盡在市賈手”，由此出現了私家書畫鑒藏的繁盛時期。這種情況在江南地區特別突出，并形成了一定的交易模式、群體和地域特色。

　　杭州作為江南重鎮，經濟發達，地理環境得天獨厚，自然風光秀麗，藝術品市場自古就顯得十分活躍。早在南宋時期，杭州就已出現了店鋪和集市貿易形式的藝術品市場，且得到了皇家的直接扶持。明末清初，杭州更是與南京、蘇州等地一道，成為江南書畫藝術品的交易中心。究其原因，除了杭州本身的特質外，亦和當地眾多鑒藏家在書畫市場中的活動密不可分。

　　奢華之風中的鑒藏風尚

　　明萬歷時的杭州作為東南一大都會，是民萌繁庶、物產浩穰之地。當時杭州市場上店鋪林立，以經營茶葉、絲綢、鹽聞名于世，又是全國絲織、棉布、錫箔等手工業生產的中心之一。杭州發達的交通網絡更為經濟、旅游和城市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使物資與人員流通變得更為順暢。當時杭城“舟航水塞，車馬陸填，百貨之委，商賈貿遷”。為了適應旅游活動的開展，西湖的游船亦頗有特色。其湖上的船舫分大小三號：頭號置歌筵，儲歌童；次載書畫；再次侍美人。品賞字畫、詩歌雅集等活動紛紛移至湖上畫舫進行。

　　因為休閑奢華的氣質與鑒藏風尚的流行，杭州匯集了大量的富商巨賈、文人士大夫、畫家和名妓等，他們彼此邀約往來，形成了一個復雜的社會交際網絡。他們時常舉辦各種雅集，并請畫家現場作畫。有一次這些人在定香橋畔不期而遇，于是在一艘名叫“不系園”的大畫舫中歡聚。明末清初文學家張岱如此回憶道：“章侯攜嫌素為純卿畫古佛，波臣為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弦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這里提及的幾位參與者都是當時藝壇的名家。其中為純卿畫古佛的章侯即是一位極富個性的名家陳洪綬，為純卿寫照的波臣是久負盛名的寫真畫家曾鯨。當時的畫家們喜歡結交名士，其作品為文人雅士和鑒藏家廣泛收藏。

　　鑒藏家群體的構成與交往

　　晚明時期，隨著江南地區經濟的迅速發展，出現了一大批有名的鑒藏家，如沈周、文徵明父子、馮夢禎、李日華、項元汴家族、詹景鳳、汪玉、王世貞、吳其貞、董其昌等人。故沈德符道：“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他們之間相互聯系與交往，共同構成了江南地區的鑒藏家群體。然杭州作為江南的區域中心，鑒藏群體更為活躍，購藏者不再局限于上層的達官顯宦、富商大賈，而波及一般的文人士子、普通百姓、僧人，甚至奴仆也熱中此道。

　　明末杭州較為典型的文人鑒藏家為馮夢禎。他在書畫鑒藏史上之所以有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收藏的一張名畫——王維的《江山雪霽圖》。這是那個時代屈指可數的王維真跡之一。剛開始可能是為了分享和獲得認同，馮夢禎幾乎向每個來訪的客人展示這張畫。他在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十四日日記中寫道：“與客同披王維《江山雪霽圖卷》。”7天后同書宗來，又在寓齋中一起觀看了王維《江山雪霽圖》，弄得滿城風雨，馮氏因此聲名大噪，從而引起董其昌的注意，便寫信索觀。董其昌是當時最權威的鑒定家，能得到他的肯定和題跋，其書畫作品不僅能流傳千古，而且價值也會成倍上升。

　　在萬歷二十三年十月，董其昌極為莊重地拜觀了王維的《江山雪霽圖》，并寫下了500余字的長跋，認定此圖卷是王維傳世的唯一“真跡”。而當董其昌第二次看到此畫時，是在9年后，也就是快雪堂落成的萬歷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那天董其昌病發瘧疾，住在杭州昭慶寺養病，無聊之中，寫信給馮夢禎借醫書，并提到了《江山雪霽圖》。5天之后，馮派人給董氏送去了王維《江山雪霽圖》《瑞應圖》和小米山水3幅。董其昌觀賞過后又寫了一大段題跋。

　　除了像馮夢禎這類文人鑒藏家之外，杭州鑒藏家群體還包括徽商。居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汪汝謙(字然明)在當地的鑒藏家群體中頗有名望，他和當時知名的書畫家陳繼儒、董其昌、陳洪綬、曾鯨、謝彬、鄒之麟等皆有交往。董其昌稱其為西湖寓公、風雅盟主。

　　汪然明的藏品頗有規模，其收藏的書畫古玩等藝術品種類多樣。汪還將董其昌、黃汝亨等名家的翰墨加以整理摹拓，編訂為《朱尊樓帖》。著名鑒藏家兼古董商人吳其貞曾在汪汝謙家觀賞過趙千里《明皇幸蜀圖》《暮江漁父圖》和蔡汴《衢山帖》等書畫，可見汪氏書畫古玩收藏之豐厚。

　　此外，普通百姓也加入到收藏家行列。李日華在《味水軒日記》中就提到一位在西湖岳廟前開古董鋪的布衣之士項寵叔：“步至六橋，至項老兒店。與之雪藕而食，項老欣然出畫卷評賞。”事實上，像這類作為普通百姓而收藏古玩字畫的，他們的購藏動機不完全相同。既有賞鑒愛好的成分在內，但也不能否認他們以此作為謀生的手段。明代中晚期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購買書畫也被看成是一種經濟行為，因此抱有這種雙重目的人應該不在少數。

　　當然，官宦階層中的鑒藏家是最不容忽視的一個群體。吳其貞曾在杭城卞公之行館觀看了劉松年《竹樓談禪圖》、李昭道《記戴圖》、馬遠《觀泉圖》和燕文貴《柳莊觀荷圖》等，并稱卞公為人率真，性好古玩，目力過人。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官僚參與收藏活動的盛況。

　　寺廟眾多的杭州，其僧人也有相當的收藏?！段端幦沼洝分杏涊d，居住在杭州的僧人印南通過別人引薦，持藏品在萬歷四十年(1612年)來請李日華鑒定。在此后幾天，印南僧拿來更多的書畫作品到李日華的居住處，這些藏品均為其祖師(號桐石)購藏。杭州很多寺廟有藏品，李日華就曾經與別人同往寺廟觀看藏品?？梢娺@時期的文人和僧人在書畫上的交往可謂頻繁。

　　書畫的作偽與鑒定、購買

　　書畫作偽古已有之，而在明代愈演愈烈，這與巨富傾力購藏書畫作品密切相關。在利潤的驅逐下，書畫作偽現象在晚明很普遍，手段也很高明。在商業發達的揚州、蘇州等地，書畫作偽已經職業化，并出現了專門以作偽為生的家族。更有甚者，為推銷偽作，竟將偽作著錄成書，愚弄和欺騙買方，如明末張泰階所編《寶繪錄》中的作品，就無一真品。

　　這時期的作偽方式主要有割裂分裝、添加名款、臨摹充真、殘缺補全等手段，可謂花樣百出。蘇州地區的偽作大量流入杭州市場，如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就記載一個名為王丹林的人從杭州回來，向李日華出示閣帖，都是閶門專諸巷葉氏所造。專諸巷是當時專門制造贗品的基地。沈德符曾揭露吳希元以重金買得一幅贗品，偽作出于高手朱肖海。李日華在日記中記載，朱肖海幫著馮夢禎的兒子馮權奇偽造了白居易《楞言經》，騙過了鑒定高手李日華；又作了王維《江山霽雪圖》偽本。

　　贗品泛濫也令馮夢禎感嘆不已，他曾過文昌祠時品鑒了《理宗御容》和《家慶圖》等畫作，并認為這些畫作“俱近代贗筆”。在書畫作偽之風盛行的同時，書畫鑒定專家身價倍增。一幅法書名畫或一件寶器名物，一經鑒賞家品題，頓時身價百倍。所以古董商販對鑒賞家歷來是趨之若鶩的。萬歷四十一年六月七日，李日華在杭州時，方樵逸就引來新安客胡長卿，胡向李日華出示元人雜跡一卷，內中包括鮮于樞草書《歸去來辭》、袁桷詞翰、趙孟行書和余闕等手札2通。李為胡長卿跋此卷。

　　馮夢禎在杭州時，也有項晦之、德達拿著名卷來求鑒定，他看重定武蘭亭水跡本，并認定“其為趙子固所藏無疑”。鑒藏家除了鑒定書畫藝術品外，自然也會購買藏品。實際上，他們獲得書畫的途徑很多，主要有上門求售、相互交換、求人代購、市場購買等方式。如馮夢禎曾買了古董商張慕江上門求售的幾件物品。

　　當然，大多數情況下，鑒藏家們還是去市場上購買。杭州有許多固定的書畫交易場所，如昭慶寺就是一個重要的古玩書畫的交易場所。張岱《陶庵夢憶》中記載了西湖香市的盛況：“昭慶寺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蠻夷閩貊(mò，古代東北方的民族)之珍異，皆集焉。”李日華也經常去杭州收購書畫，寄宿在昭慶寺中并在這里買到一件郭熙《扶桑曉日圖》。董其昌也到過昭慶寺，并購得先秦寶鼎，令他愛不釋手，干脆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寶鼎齋”。此外，杭州西湖中有湖心亭，也是專門賣書畫古董的場所，其繁華熱鬧程度不遜于昭慶寺。據張岱觀察：“春時，山景、羅、書畫、古董，盈砌盈階，喧闐擾嚷，聲息不辨。”

　　除了像昭慶寺和湖心亭這樣大規模的藝術品交易市場外，西湖畔還有不少小型的書畫、古董店鋪。如上文中提到的項寵叔所開古董鋪，這類店鋪在杭州城不在少數。

　　除去市場上購買外，書畫鑒藏者彼此之間還有以物相易、書畫代購和友情贈送等方式?！段端幦沼洝吩涗浝钊杖A用一斛米從夏賈那里換得歐陽詢《九成宮》帖一本。還有一些鑒賞家讓專職書畫商人代為收購書畫。如吳其貞就曾為居住在靈隱寺附近的姚友眉代購過書畫?？滴跏?1677年)，吳其貞遇到洞庭山人士沈子寧，沈欲賣給吳宋趙孟堅《水仙花圖》，索價120緡(mín，成串的銅錢，每串一千文)，吳砍價一半而購之。沒過幾天，吳將此畫連同高克恭《攜琴訪友圖》、柯九思《寒林聳翠圖》、倪瓚《松林亭子圖》同歸于姚友眉。

　　購買書畫作品需要耗費大量錢財，一般的文人鑒藏家購買書畫作品的錢從何而來呢？我們僅以馮夢禎為例。除了朝廷的俸祿之外，馮氏既收藏有大量的書畫，自己也賣畫賣文，還經常替人寫墓志銘，另外還招收弟子，這些也能獲取一定的報酬。令人意外的是，有時弟子所交學費中竟還包括書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