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國鑒藏史上的特殊時段。明中期以后，嘉靖、隆慶、萬歷諸帝因國庫空虛，竟將書畫抵充官員俸祿，致使大部分內(nèi)府古玩書畫逐漸流散在外，極大地充實了私家收藏。至清初時，全國尚未統(tǒng)一，朝廷對書畫無暇顧及，達官顯貴一旦仕途敗落，便落得抄家充軍，其家藏被商人和鑒藏家以高價或低價購進，由此出現(xiàn)了私家書畫鑒藏的繁盛時期。這種情況在江南地區(qū)特別突出，并形成了一定的交易模式、群體和地域特色的藝術(shù)品市場。

　　而杭州作為江南重要的城市，既有發(fā)達的經(jīng)濟，又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環(huán)境與秀麗的自然風光，藝術(shù)品市場自古就顯得十分活躍。早在南宋時期，就已出現(xiàn)了以店鋪和集市貿(mào)易形式的藝術(shù)品市場，且得到了皇家的直接贊助。明末清初時的杭州更是和南京、蘇州等地，成為江南書畫藝術(shù)品的交易中心。究其原因，除了杭州本身的特質(zhì)外，亦和當?shù)乇姸嗟蔫b藏家在書畫市場中的活動是分不開的。

　　奢華休閑氣質(zhì)與鑒藏風尚的流行

　　明萬歷時的杭州作為東南一大都會，是民萌繁庶，物產(chǎn)浩穰之地。杭城以經(jīng)營茶葉、絲綢、鹽聞名于世，又是全國絲織、棉布、錫箔等手工業(yè)生產(chǎn)的中心之一。杭州發(fā)達的交通網(wǎng)絡(luò)更為經(jīng)濟、旅游和城市發(fā)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四方之游士賈客，摩肩接踵。美麗的西湖讓全國各地的游客蜂擁而至，每當“二月，作勝會于蘇堤。城中括羊角燈、紗燈幾萬盞，遍掛桃柳樹上，下以紅氈鋪地，湖中遙望堤上萬蠟，湖影倍之。簫管笙歌，沉沉昧旦”。為了適應(yīng)旅游活動的開展，西湖的游船亦頗有特色。其湖上的船舫大小三號：頭號置歌筵，儲歌童;次載書畫;再次侍美人。人們聆聽戲曲、品賞字畫、詩歌雅集等活動紛紛移至湖上畫舫進行。文人墨客在水上盡情暢游。

　　杭州休閑奢華的氣質(zhì)與鑒藏風尚的流行，匯集了大量的富商巨賈、文人士大夫、畫家和名妓等階層的人。他們彼此邀約往來，形成了一個復(fù)雜的社會交際網(wǎng)絡(luò)。他們時常舉辦各種雅集，并請畫家現(xiàn)場作畫。有一次這些人在定香橋畔不期而遇，于是在一艘名叫不系園的大畫舫中歡聚。張岱如此回憶道：“章侯攜縑素為純卿畫古佛，波臣為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弦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這場聚會的幾位參與者都是當時藝壇的名家。其中為純卿畫古佛的章侯，即是極富個性的名家陳洪綬。為純卿寫照的波臣乃久負盛名的寫真畫家曾鯨。當時的畫家們喜歡結(jié)交名士，其作品為文人雅士和鑒藏家廣泛收藏。從中反映出這一時期文人鑒藏家和書畫家交往的密切，也說明了鑒藏氣氛的濃厚。

　　鑒藏家群體的構(gòu)成與交往

沈周 《廬山高圖》

　　晚明時期，隨著江南地區(qū)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大批有名的鑒藏家，如沈周、文征明父子、馮夢禎、李日華、項元汴家族、詹景鳳、汪砢玉、王世貞、吳其貞、董其昌等人。他們之間相互聯(lián)系與交往，共同構(gòu)成了江南地區(qū)的鑒藏家群體。然杭州作為江南的區(qū)域中心，鑒藏群體更為活躍，其群體已擴大到了社會各個階層，使得購藏者不再局限于上層的達官顯宦、富商大賈，而是一般的文人士子、普通百姓、僧人，甚至奴仆也熱衷此道。

　　明末杭州較為典型的文人鑒藏家為馮夢禎。他在書畫史上是有名的鑒藏家，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收藏的一張名畫——王維的《江山雪霽圖》。剛開始可能是為了分享和獲得認同，馮夢禎幾乎向每個來訪的客人展示這張畫，馮氏從而在當?shù)芈暶笤耄鹆硕洳淖⒁狻６阌H自寫信欲索觀《江山雪霽圖》，馮氏非常爽快地答應(yīng)了。在萬歷二十三年十月之望，董其昌極為莊重地拜觀了王維的《江山雪霽圖》，并寫下了五百余字的著名長跋，認定此圖卷是王維傳世的唯一“真跡”，這也是一篇光標中國繪畫史的重要文獻。當董其昌第二次看到此畫時，則是在九年后，董其昌病發(fā)瘧疾，住在杭州昭慶寺養(yǎng)病。無聊之余，寫信給馮夢禎借醫(yī)書，并提到了《江山雪霽圖》。五天之后，馮派人給董氏送去了王維《江山雪霽圖》、《瑞應(yīng)圖》和小米山水三幅。董其昌觀后又寫了一大段題跋，言語中念念不忘此畫。

　　從這段交往來看，王維《江山雪霽圖》對董其昌“南北宗論”的提出也不無影響。而董氏對杭州的鑒藏群體亦有很深的淵源。據(jù)考證，董其昌一生到杭州達十八次，除了游山玩水，大部分時間是會見杭城鑒藏家，參與書畫雅集、品評書畫活動，因此董氏對于杭州鑒藏家群體來說是一位關(guān)鍵性人物。尤其對于馮夢禎來說，董的出現(xiàn)成就了他，讓他與《江山雪霽圖》名著東南，從而引得眾多好事者前來邀請、鑒定和索畫，忙得不亦樂乎。

　　除了像馮夢禎這類文人鑒藏家之外，杭州鑒藏家群體還包括徽商，他們已成為了群體中重要的一部分。居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汪汝謙(字然明)在當?shù)氐蔫b藏家群體中頗有名望。汪然明的藏品頗有規(guī)模，其收藏的書畫古玩等藝術(shù)品種類多樣。汪還將董其昌、黃汝亨等名家的翰墨加以整理摹拓，編訂為《朱尊樓帖》。著名的鑒藏家兼古董商人吳其貞曾在汪然明家觀賞過趙千里《明皇幸蜀圖》、《暮江漁父圖》和蔡汴《衢山帖》等書畫。之后他又于順治年間，同陶康叔和唐云客在汪然明的家中觀賞了高德符《暮江漁父圖》和蔡汴《衢山帖》等書畫。可見汪氏書畫古玩收藏之豐厚。

　　另有吳廷(又名吳國廷)，收藏歷代法書名畫甚多。萬歷三十二年(1604)五月，吳廷攜《宋米南宮書諸體詩卷》真跡至杭州西湖，與董其昌所藏名跡交換。董氏在換得米書后，在卷中題跋道：“吳太學書畫船為之減色!然復(fù)自寬曰‘米家書得所歸’。太學名廷，尚有右軍《官奴帖》真本。”從中可以看出，這些徽商之所以能得到董其昌的青睞，就是因為他們既有豐富的收藏，又有一流的藏品，并以此為紐帶，拉近了兩者之間的距離。

　　此外，普通百姓也加入到收藏家行列中。李日華在《味水軒日記》中就提到一位在西湖岳廟前開古董鋪的布衣之士項寵叔：“步至六橋。至項老兒店。與之雪藕而食。項老欣然出畫卷評賞……項老。款人。初占籍仁和為諸生，以事謝去，隱西湖岳祠側(cè)近。老屋半間，前為列肆，陳瓶盎細碎物，與短松瘦柏、蒲草棘枝堪為盆玩者。”事實上，像這類作為普通百姓而收藏古玩字畫的，他們的購藏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既有賞鑒愛好的成分在內(nèi)，但也不能否認他們以此作為謀生的手段。

　　杭州發(fā)達的書畫市場，使得官宦階層也不可避免地參與到鑒藏群體中來。吳其貞曾在杭城卞公之行館觀看了劉松年《竹樓談禪圖》、李昭道《記戴圖》、馬遠《觀泉圖》和燕文貴《柳莊觀荷圖》等，并稱卞公為人率真，性好古玩，目力過人，反映出當時官僚參與收藏活動的盛況。

　　寺廟眾多的杭城，其僧人也有相當?shù)氖詹亍Ｔ凇段端幦沼洝分校涊d有居住在杭州的僧人印南，持藏品在萬歷四十年(1612)，經(jīng)過別人引薦，請李日華鑒定。在此后幾天，印南僧拿來更多的書畫作品到李日華的居住處，這些藏品均為其祖師(號桐石)購藏。可見這時期的文人和僧人在書畫上的交往可謂頻繁。

　　書畫的作偽與鑒定、購買

　　晚明書畫作偽現(xiàn)象普遍，技術(shù)精湛，為世所共知。書畫作偽現(xiàn)象古已有之，唯獨在明代愈演愈烈，這與巨富傾力購藏書畫作品密切相關(guān)。在利潤的驅(qū)逐下，書畫作偽手段越來越高超。在商業(yè)發(fā)達的揚州、蘇州等地，書畫作偽已經(jīng)職業(yè)化，并出現(xiàn)了專門以作偽為生的家族。更有甚者，為推銷偽作，竟將偽作著錄成書，愚弄和欺騙買方，如明末張?zhí)╇A所編《寶繪錄》中的作品，就無一真品。

　　這時期的作偽方式主要有割裂分裝、添加名款、臨摹充真、殘缺補全等手段，可謂花樣百出。蘇州地區(qū)的偽作大量流入杭州市場，如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就有記載一位王丹林從杭州回來，向李日華出示閣帖，都是閶門專諸巷葉氏所造，專諸巷是當時專門制造贗品的基地。既然偽作這么多，就有人專以此而出名。沈德符曾就此揭露了吳希元以重金買得一幅贗品的事，是書畫作偽高手朱肖海以假亂真所致。

　　在書畫造假作偽之風盛行的同時，書畫鑒定專家也應(yīng)運而生，因為書畫藝術(shù)品的流通，古董商販是脫離不開鑒賞家的。一幅法書名畫或一件寶器名物，一經(jīng)鑒賞家品題，頓時身價百倍。

　　鑒藏家除了鑒定書畫藝術(shù)品外，自然也會購買藏品。實際上，他們得到書畫途徑很多，主要有上門求售、以物相易、求人代購、市場購買等方式。對于上門求售，除了古董商人攜帶書畫親自上門外，亦有載著書畫舫過來的。當然，大多數(shù)情況下，鑒藏家們還是去市場上購買。杭州有許多固定的書畫交易場所，如昭慶寺就是一個重要的古玩書畫交易場所。董其昌也到過昭慶寺，并購得先秦寶鼎，結(jié)果愛不釋手，干脆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寶鼎齋”。此外，杭州還有湖心亭，也是專門賣書畫古董的場所。其繁華熱程度并不遜于昭慶寺。

　　除了像昭慶寺和湖心亭這樣大規(guī)模的藝術(shù)品交易市場外，西湖畔還有不少小型的藝術(shù)品店鋪。但鑒藏家不一定非要去市場上才能獲得自己心儀的書畫作品。他們彼此之間還有以物相易、書畫代購和友情贈送等方式進行。還有一些鑒賞家讓專職書畫商人代為收購書畫。如吳其貞就曾為居住在靈隱寺附近的姚友眉代購書畫作品。

　　購買書畫作品需要耗費大量的錢財，那么一般的文人鑒藏家購買書畫作品的經(jīng)濟來源，又是從何而來呢?我們僅以馮夢禎為例。除了朝廷的俸祿之外，馮氏收藏有大量的書畫，自己也賣畫賣文。但這類文人的收入并不穩(wěn)定，馮夢禎還經(jīng)常替人寫墓志銘，并收取一定的報酬;招收學生也能獲取學費。令人意外的是，有時學費之中竟還包括書畫作品。當然，收入的途徑多種多樣，但我們從馮夢禎那里，可以了解晚明文人鑒藏家購買藏品所費金錢的大體來源。

　　杭州地區(qū)經(jīng)濟和旅游活動的繁盛，促使鑒藏風尚的流行，吸引了各個階層的人們參與到鑒藏群體中來。他們以書畫為紐帶，彼此邀約品鑒字畫，這相當于起到了開放式博物館的功能，對提高鑒藏家的審美能力和鑒賞水平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明末清初杭州鑒藏家群體的特質(zhì)及參與市場的方式和目的，對此后各個朝代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