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銅工藝品 

斑銅工藝品 

云南曲靖會澤，江西會館院內最有名的大戲樓。

　　李霞

　　“堂瑯縣，因山而名，出銀、鉛、白銅、雜藥、有堂瑯附子”。這是《華陽國志•南中志》的一段記載，而“堂瑯縣”便是今天位于云南省東北部烏蒙山主段的會澤縣。會澤從出現在歷史中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和銅結下了不解之緣。經中國科技大學自然科學史研究室鑒定，殷墟出土的部分銅器，銅料來源有可能來自于云南東川會澤一帶。東漢墓葬中常有出土的“朱提堂狼”銅洗也是會澤所鑄，可以說會澤的歷史就是關于銅的開采、冶煉鑄造的歷史。盡管會澤與會澤的銅礦資源很早就進入了歷史的敘述，但直到清代中期，當中國傳統帝制時代行將走向終點之際，會澤才在這落日余暉下突然迸發出炫目的光華。

　　進入會澤縣城，感覺平和而安靜，舊城占整個縣城面積的一大半，在十字街的兩旁還可以看到明清木構建筑的痕跡。誰又曾想在這個安逸悠閑的面紗下，卻掩蓋著一段曾經的繁華與喧囂？

　　歷史中逝去的巴拿馬銀牌

　　今天的銅匠街已經走出了人們關注的視野，靜靜地存在于會澤古城的一角。除了街口一塊藍底白字的指示牌上的“銅匠街”三字，這條寬不足五米，今天只能稱之為“巷子”的地方已經很難與“請登絳云三千尺，俯看名城十萬家”的銅商經濟聯系起來。銅匠街兩旁是古老而陳舊的民居，街口的兩間只剩斷壁殘垣。街里路人稀疏，各家門窗緊閉，在傍晚的炊煙落照映襯下更顯凄涼。居住在銅匠街的張姓家族已傳到第十二代，早已不復往昔之興旺。

　　在銅匠街名聲最大、也是到來最早的要數張姓家族。張姓家族原籍南京，祖上明代時曾在皇宮作過銅匠。后來明朝開發西南，張姓祖先與大批手工業者跟隨一個姓胡的總督移民來滇。張姓族人初至云南時居住在澄江，但由于澄江沒有銅礦，張姓族人度日艱辛。到了清康熙末年，正值東川銅礦開采冶煉極盛之時，商業興旺，張姓家族也就遷移到會澤定居，從此一直居住在城東制作銅器。

　　到達云南的張姓祖先前七代工匠并沒有收外姓門徒，直到第八代(約清光緒初年)才開始收徒傳藝。張姓族人和徒弟們聚居在城東一條街上，其后又有很多外地銅匠慕名而來，因而得名“銅匠街”。

　　張姓族人的第十一代傳人—張興明老人，現在仍居住于銅匠街，已經年近百歲，他的侄子張克康也已六十多歲，住在隔壁，他們也是張姓家族中唯一還在從事斑銅制作的手工藝人。特別是張興明老人，他親歷過往昔銅商貿易所帶來的斑銅工藝的輝煌，也見證著這一手工藝在現代社會的急劇變遷中走向衰落。

　　張興明老人回憶道，斑銅手工藝大概產生于清朝雍正年間，據說是張姓銅匠祖先從大明宣德爐中獲得靈感而制造出來的。當時正值會澤“銅商文化”的輝煌時期，銅運的發達也帶來了會澤的繁榮，斑銅手工藝也因其斑駁絢爛的金屬斑而被譽為“金屬寶石”。在整個銅商文化的顛峰，會澤斑銅也成為達官顯貴的收藏品，甚至成為貢品。特別是1914年，張興明老先生的叔伯制作的銅爐參加了巴拿馬國際博覽會，并一舉榮獲銀獎。遺憾的是，在那個動蕩的年月里，工匠們的生活并不平安，這塊銀牌最終流失在中國百年劫難的硝煙中。

　　“萬里京運第一城”

　　清帝國的落日余暉匆匆掃過西南邊陲的會澤古城，在百年硝煙的彌漫中，會澤繁華的“銅商文化”也隨之走入無邊的黑暗中。今日已無法重現那段“五尺古道通山外，十省會館入云端”的歷史，但漫步于明清遺風的街巷中，還是可以見到當年繁華的片段風貌。

　　跟很多藝術的發展道路一樣，會澤斑銅藝術出現之前，已經有了一個繁榮的環境。會澤的繁榮始于“鑄幣”的需要，清政府因襲前代實行白銀和銅錢并行流通的貨幣制度，即“銀與錢相為表里，以錢輔銀，亦以銀權錢，二者不容畸重”。因此，為了鑄幣需要向日本進口大量的銅礦。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一方面為了減少從日本進口洋銅，另一方面也為了解決當時大量駐滇軍隊的糧餉，云貴總督蔡毓榮上《籌滇四疏》提出了“廣鼓鑄開礦藏”的建議。沒想到這個原為籌措本省餉源而開的滇銅，終成為關系全國錢法的大政，銅礦的采掘，再也不能輕易封閉了。

　　乾隆時期，清政府已經把銅礦開采的重點轉移到國內，東川會澤一帶的銅礦得到了極大的開發，銅廠在最鼎盛時期達到33個。在產量上，乾嘉時期最高年產量達1000萬斤以上，占當時全國銅產量的65%。會澤的冶銅業成了當時清政府的一項要政—銅政。與此同時，其他各省官員也紛紛到云南采銅以補用同采購的不足，一時間會澤成為商賈云集之地。此后160余年會澤作為京銅的集散地，從水陸兩路運往瀘州，后經長江運至揚州再經由大運河運抵京城，全程萬余里，會澤也因其始發地的地位而獲譽“萬里京運第一城”。

　　隨著京銅運輸的興盛，南來北往的各地商販也紛紛涌入會澤，在這個滇東古城彼此融合，帝制時代以農業為本的中國在西南邊陲出現了這樣一個以商業為主要經濟形態的城鎮。會澤古城因銅業而“商賈云集、八方輻輳，儼然一都市”，有學者甚至宣稱會澤是明清時期的“經濟特區”。

　　會澤銅礦采冶規模空前的興旺發展，吸引了贛、浙、桂、川、黔等地的官商、富賈、工匠、平民擁入東川府。這些外來客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同鄉結黨”，興建同鄉會館；“同行結會”，設立行業廟會；“同教聯宗”，建立宗教寺廟。會澤共有各省會館、寺廟100余座，給我們留下了回望當年京銅盛況的些許線索。

　　在會澤眾多的會館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江西會館——萬壽宮。萬壽宮又叫江西廟，是江西商賈在會澤興建的同鄉會館。萬壽宮整體建筑坐北朝南，為三進兩跨院，依次為門樓戲臺、正殿、后殿，東側有小花園，西側是小戲臺。

　　萬壽宮的正殿為單檐歇山頂抬梁結構，面闊13.6米，進深6米，檐高近10米，與戲臺相間一個長方形的廣場。東西兩側有偏殿，各懸“玉龍萬壽”和“砥柱西江”兩塊匾額。正殿為真君殿，所供奉的神祗是許遜。后殿為觀音殿，與對面的韋陀殿和東西廂房構成一個四合院，院內植柏樹兩棵。四合院的左側有一口水井，井水常年清澈不枯，甘甜可口。

　　現在除了江西廟(萬壽宮)保存較為完整外，大多數建筑都損毀十分嚴重。通過這些遺留的會館，可以想見當初客商云集、熙熙攘攘的銅商貿易勝景。

　　“銅都”美譽已灰飛煙滅

　　會澤短暫而輝煌的銅商貿易早已淹沒在歷史塵埃中，但會澤與銅的故事并沒有因此而結束。除了大大小小見證銅運輝煌的會館，京銅繁榮還帶動了會澤銅手工藝的發達，創造出了銅制手工藝品中的杰作—會澤斑銅。

　　斑銅的制作工藝有別于青銅器，這種人工多種金屬合成的制作工藝澆鑄成型后，在表面形成不同規則的自然晶斑，流光溢彩。《滇海虞衡志》記載：“錘造爐瓶成冰形，而斑斕者為斑銅”，斑銅是會澤獨特的一種民間手工藝，采用含銅量在90%以上的自然銅為原材料，經過手工藝人手工鍛打之后，使得其中含有的其他金屬元素“再結晶”而產生斑駁的金屬紋。然后再通過一些特殊方法的處理之后，把這些金屬斑顯現出來。采用傳統的手工鍛打的生產方式現在稱之為“生斑”，也就是會澤繁榮的銅商文化歷史的代表。

　　斑銅工藝的價值主要變現為精湛的鍛打技術和通過“秘方”顯現出來的自然斑紋。銅器鍛打是一項十分辛苦的工作，僅使用的工具—各式鍛錘就有數十種之多，銅匠還要根據不同題材的需要臨時制作鍛錘和鉗子。一個完整的斑銅制品需要經過“選料—凈化—粗坯—成形—燒斑—整形—精加工—淖斑—煮斑—露斑—擦洗—拋光”等近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其中還存在鍛造過程中損壞的可能。器型最復雜的要數香爐了，打造一只香爐幾乎要用上所有的錘。一件產品要燒幾十火，打幾萬錘，歷時幾個月方能定型，稍一疏忽就會前功盡棄。

　　由于斑銅工藝工序復雜，成品率較低也使得這項技術的傳承受到了很大的阻礙，但更嚴重的是，制作斑銅工藝品所需的天然銅礦在會澤東川一帶已經枯竭。與會澤緊密相連的東川，是世界“東川式”銅礦的代表地，自1990年后，隨著銅資源的不斷枯竭，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礦竭城衰”的城市。會澤的天然銅礦同樣已幾近枯竭，“銅都”的美譽早已灰飛煙滅。

　　如今，會澤的銅運輝煌不再，古城也早已落寞。斑銅工藝處于原料枯竭、技術失傳的艱難境地。但張姓銅匠還在堅持，“斑銅這種東西，全世界只有會澤才有。過一些年就絕了。這對地方上是一種損失，對我們的祖先也感到羞愧啊！”這一信念鼓舞著斑銅藝人們堅守著一種源于歷史銅緣的傳統。

　　他們也開始嘗試與現代科技結合改進斑銅工藝，但前方注定不是坦途。

　　會澤在清王朝的落日余暉下綻放出燦爛的光彩得益于銅礦，中國帝制時代最終在余暉掃過西南邊陲的古城后沒入黑暗，而銅礦—會澤傳統最重要的支柱也幾近枯竭。銅沒了，會澤古城的文化還剩什么呢？

　　在斑銅手工藝人堅持的眼光里，在銅匠街的斷壁殘垣上，在一座座僅存其表的銅商會館中，可以看到一個輝煌的背景漸漸遠去。這是維系了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正在退出曾經的舞臺。

　　每一個當下都處于過去與未來的臨界點，回溯過去不僅僅是緬懷，也是對未來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