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收藏展區的其中一部分，盡頭是一尊北宋羅漢像
 

　　在科學探索精神盛行和博物館學科發展昌盛的19世紀英國，許多收藏家把他們的收藏捐贈給博物館，供學者研究及公眾欣賞，以致今天人們在談起流落英國的中國藝術瑰寶時，總會想起大英博物館的大維德收藏、尤莫佛里斯收藏或者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A)的素廷遺贈。這些收藏中的許多精品成為西方的中國藝術研究的基礎個案，在許多著作中出現。其實在遙遠的蘇格蘭格拉斯哥，也有一個規模龐大的中國藝術收藏——威廉·布雷爾爵士(Sir William Burrell，1861—1958)與他的布雷爾收藏館(The Burrell Collection)。這個收藏館集中了接近9000件世界各地的藝術精品，其中的中國藝術品包括青銅器、陶瓷、玉器、家具等項，總數超過1700件，規模僅落后于大英博物館和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A)。1944年，布雷爾爵士與格拉斯哥市議會簽訂協議，把他生平的所有藝術收藏捐贈給格拉斯哥人民，建立專門的收藏館。今天的布雷爾收藏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并被蘇格蘭人民珍而重之地譽為“蘇格蘭的大英博物館”，而布雷爾爵士也被認為是對格拉斯哥貢獻最大的杰出人物之一，然而，他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卻并沒有受到學術界的對等的重視，翻開藏品的登錄資料，相關文獻和出版物部分的記錄十分單薄，收藏館在中國國內也不為人所知。通過本文，筆者希望向讀者介紹這位布雷爾爵士的收藏，以及探討以下問題：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布雷爾爵士的收藏趣味的形成?為什么他的龐大的中國藝術收藏在學術界備受冷落呢?

　　布雷爾爵士與他的中國藝術收藏

　　威廉·布雷爾并非出身于貴族大戶，卻是來自一個典型的商人之家。他在15歲便顯露出商業天賦，輟學與哥哥喬治一起進入父親在格拉斯哥開創的布雷爾船運公司工作。喬治負責技術與工程的部分，威廉則負責商業交易的部分。他們在經濟蕭條時期大量低價購入船只，在經濟復蘇、百業待興的時候再以高價賣出。這門簡單的生意在獨特的時勢下為船運公司賺得了豐厚的利潤，這些討價還價、運籌帷幄的經驗則鍛就了威廉精準的商人眼光和交易技巧，讓他在之后的收藏活動中駕輕就熟。根據當時與他打過交道的畫商和古董商的回憶，布雷爾是一個謹慎、有主見、十分懂得買賣技巧的難纏的顧客。在1901年的格拉斯哥國際博覽會上，年屆四十的布雷爾作為總策劃委員之一負責策劃博覽會的藝術部分，并借出了他的部分私人收藏作為展覽之用。這些借展品讓今人得以窺見當時布雷爾收藏的面貌：借展品總數超過200件，領域涵蓋中世紀掛毯、象牙、木雕及大理石雕、彩色鑲嵌玻璃、青銅器、黃銅器、羅馬玻璃、16世紀和18世紀的荷蘭、德國、威尼斯玻璃、銀器、家具、波斯地毯以及一批繪畫。

　　時至1917年，布雷爾已經是蘇格蘭地區赫赫有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從船務公司退休(也許之前積累的財富已經足夠支撐他的收藏事業及晚年生活了)，開始全心投入藝術收藏之中。他每年花在收藏上的金額從1915年前的500英鎊躍升至2萬英鎊，在1936年和1948年，更分別付出了8萬英鎊和6萬英鎊。在1944年，布雷爾與格拉斯哥市簽訂協議，把他花畢生精力聚集的世界各地的藝術瑰寶送給格拉斯哥市民，為此，他還在1946年獲得了表揚他對格拉斯哥的杰出貢獻的圣芒戈獎(St. Mungo Prize)。在簽訂捐贈協議之后，布雷爾更加倍投入到收藏之中，在1944年至1957年之間，他的收藏增加了2000余件，其中一些器物更是明顯為了博物館的建設而購買的，比如數件中世紀大理石建筑構件。

　　布雷爾的中國收藏器物類型集中在青銅、陶瓷和玉器之上。青銅部分共有176件器物，包括商、周、戰國、漢代青銅，直至宋、明、清時期的仿古制品，器型幾乎囊括了所有主要的青銅器和青銅禮器——例如尊、爵、斝、觚、觶、鼎、簋、盉、奩、鐘等，其中一件西周禮器尊尤為珍貴，其上銘文與大英博物館所藏的康侯簋成對。而一件體量龐大的漢奩則被認為具有西南地區少數民族風格，在同時代青銅器中極為罕見。展品中一件毫不起眼的青銅熨斗與唐代張萱《搗練圖》仕女所持的熨斗如出一轍，別有趣味。而收藏中陶瓷部分的數量最多，有超過1400件器物，從史前時期的半山文化、馬廠文化和齊家文化，到漢、唐代明器，宋代名窯至大量明、清外銷瓷，品種繁多。中國的史前陶器在20世紀初開始流出海外，布雷爾是少數最先發現這些史前文物價值之所在并進行收藏的西方收藏家之一，他的史前陶器紋飾精美、質量出眾，但整個陶瓷系列中最出彩的要算宋代部分——鈞窯、定窯、越窯、耀州窯、龍泉窯、磁州窯、景德鎮——幾大名窯的風格類型都有展現，可謂一部宋代陶瓷史的實物小百科。收藏的玉器部分也有146件器物，大部分是禮器和器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