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尤倫斯藏品的拍賣只不過是一次個別機構的正常變動，這樣的事件在藝術界再正常不過。只是我們從此不再能指望由一個西方資本來建造中國收藏的基石——這個事件使這種幻想破滅了。西方確實在早期的當代藝術收藏中利用過私人收藏家的收藏建造藝術史標尺。但那種收藏是建立在博物館收藏的整體框架中。由于學術資金和博物館空間所限，國家暫時懇請有見識、有財富的人參與到整體的收藏中，來推進當代藝術的事業。許多年以后，再通過捐贈和回購，使得藝術品得以整體保存。這樣的藝術的發展框架，就會慢慢成型為博物館。

　　25年來我們一班人在做“中國現代藝術檔案”，并編輯《中國當代藝術年鑒》的時候特別強調一點：《年鑒》是非常樸實地提供某個時段最重要的藝術創作的現象和最重要的作品的一些線索。在收藏被市場弄得比較混亂的時候，就把事實記錄下來。今后可以成為有用的參考。

　　所以，今天我們如何正確地，或者說真實地記錄當代藝術的現象更為重要。只有這樣才不會被表象所迷惑，也不會因為一個機構的變動感到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和沖擊。

　　同時，作為一種藝術現象，每個時期的藝術品最終必定要由國家收藏。只有進入國家的收藏，這類藝術品才有真正的歸宿。盧浮宮、大都會、故宮皆如此。當然，這件事不一定直接由國立的博物館、美術館獨自來做，也可以是具有國家級收藏標準的民間藝術機構、公益機構，或者學術機構來做。

　　(作者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當代藝術年鑒》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