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贈張岳軍的《仕女圖軸》 

1982年張大千與張岳軍在臺北賞梅

　　一代國畫大家張大千1983年在臺北辭世后，國民黨元老張岳軍以95歲高齡出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并寫下挽聯，其中有：“憂患共嘗，藝文共賞，半生情誼，生死乃見，盡在不言中”。張岳軍即張群，1908年即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后成為蔣介石終身幕僚，身為政治家、外交家的他，在公事之余，又以“中行廬”為齋名，置身于中國書畫的鑒賞和收藏。而他與國畫大家張大千的深厚情誼，更是在收藏界傳為美談。中國嘉德春拍會下月推出的“中行廬藏畫專場”，其中即包括張大千贈予張岳軍的四幅重要畫作。

　　張岳軍與張大千同是四川人，兩人因書畫結緣，性情又最相契合，而同鄉同宗更增濃了感情，兩人的交往自20世紀20年代末一直維系終生。大千稱岳軍為鄉長和長兄；張岳軍則是處處呵護大千的密友和畏友。

　　張大千在《張岳軍先生印治石濤通景屏風序》文中曾說：“庚午、壬申(1930年至1932年)，予居上海。華陽張岳軍適為市長，相見甚歡。二人同嗜石濤八大書畫，每有所得，輒相夸示。最后岳軍得石濤所繪《通景屏風》十二幅，先師李文潔(案：清道人李梅庵)題為‘天下第一大滌子者，生平所見實以此為最’，予乃折服。”20多年后，張群把這一石濤珍品影印贈之友好時，張大千感慨地說：“……暇時偶復展視，未嘗不念石濤八大，每視石濤八大，未嘗不念岳軍。”

　　事實上，張大千在幾次最為棘手的人生關口(包括被日本人扣押、晚年決心定居臺北)都有張岳軍之力。

　　張岳軍主政四川時，有一次在成都宴請張大千、董壽平，席間，當一位軍政要員恭維張揀軍政績可名垂青史時，張群說：“從古以來政壇上的人物輔弼領袖，除非有功于生民，如管仲、諸葛亮可名垂青史，其他人幾乎全被遺忘了。可是名畫家和名寫家如張大千、董壽平，如王羲之等，他們的成就使人百世難忘，我怎能與張董二君相比呢？”

　　正因如此相知相惜，張大千為張岳軍賀歲、賀年、相告近況之詩、書、畫作不知凡幾。眾所皆知，大千在1967年畫《四天下屏》、1968年畫《長江萬里圖》等巨作，均是贈送張岳軍的壽禮。

　　“中行廬藏畫專場”包括張大千贈予張岳軍的四幅重要畫作：取自宋人蔣捷詞意的《芭蕉櫻桃》(1939年)，仕女精品《仿錢選仕女圖》(1939年)，以臺灣“中橫”公路為題，為張岳軍八十二壽辰作潑彩山水《蒼山神木圖》(1970年)，以及以張氏二人故鄉，四川峨眉山景致為題，為張岳軍94歲壽辰所作山水手卷《鐘秀毓靈圖》(1982年)。世人評大千作畫，若無因緣，雖送巨金，亦不肯下手；但若是好友，則不惜時間精力，常以超水準之杰構精品相贈。此四幅張岳軍上款作品，花卉、人物、山水、工筆、寫意一應俱全。

　　除此四件精品外，另有張大千于1959年赴臺舉辦個人畫展時，與同他并稱“北溥南張”的溥心畬合作，為張岳軍創作的《書畫合璧——墨竹圖卷》。竹子是中國文人的重要題材，但大千一生卻不常畫。只因“畫竹的筆法、章法都難，一個畫家要到了最高的境界才能畫”。這當然是自謙之詞，不過也正突顯出本幅《墨竹圖卷》的可貴之處。大千此幅作墨竹數竿和竹后新筍，筆墨輕快、酣暢，與溥心畬書題所作行草書相煥發，再配合極少見的絹布印花，相得益彰，意趣盎然。

　　張大千自署1939年仿錢選的《仕女圖軸》是其仕女畫中的代表性佳作。畫面以古木綠草為背景，虬曲的樹干和美人纖細窈窕的體態互相映發，表現了傳統文人含蓄的審美態度。畫中仕女所展現的古典的韻味，及勻凈的線描技法，與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傳錢選所作《貴妃上馬圖》等作品相似。

　　畫中仕女身著粉砑色寬袖連身裙、腰系直裾。發作結椎髻，上插青色華勝。肩若削成、眉目如波。右手斂胸、左手下垂。蓮步輕移、裙袂飄飄。雖是端莊的正面立姿，卻含有微妙的動態。可以說，畫中人物的服飾與動態感都比錢選還要接近南北朝仕女畫之余韻。大千又在衣襟、袖口、衣帶上描繪云紋，直裾上繪云鳳紋。開面時施以額、鼻、顎三白之法，鞋端并加描金。以醒目的墨、青、紅、白、綠等配色，為畫面打破沉悶，增添富麗、寫實的生活氣息。并且借由工致的花紋和典雅的設色，突顯畫中人蘊藉持重、艷而不浮的氣質。這些都是大千以獨運之匠心糅合他對唐寅、錢選等古代大師的深入體會才能得到的效果，也正是他的仕女畫受到萬般矚目的主要原因。

　　張大千曾為臺北故宮捐獻敦煌壁畫摹本，與之相似的是，醉心于中國書畫鑒賞和收藏的張岳軍在晚年向臺北故宮博物院捐贈了他一生摯愛的石濤、八大等人的作品，甚至連“天下第一大滌子”的《寫竹通景十二屏》也無償捐贈，極大彌補了當時臺北故宮在清代遺民書畫收藏方面的嚴重不足。

　　張大千晚年曾書贈張岳軍對聯：“金石其心，芝蘭其室；仁義為友，道德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