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天齊

應天齊作品:玄關

應天齊作品:文明之一
深圳商報駐京記者 田 泳
凡是見過應天齊的人都對他那雙眼睛印象深刻,大而深,憂郁中潛藏著熱情。這位以版畫《西遞村系列》聞名的藝術家,近年來,以一個溫和前衛的形象,在中國當代藝術領域里開疆拓土。
用他的話說,
他一直在找口子
1986年至1994年,應天齊找到了創作中的第一個口子。他在西遞呆了整整8年,他發現了西遞,西遞也成就了他。他的版畫《西遞村系列》不僅獲得了業界認可,還讓他拿了一系列獎項。
但他依舊選擇了告別。告別西遞的他選擇了移居深圳。1999年,在深圳大學教書的應天齊完成了一系列的觀念藝術作品。他的《砸碎黑色——零點行動》、《大剪紙》等行為藝術引起廣泛關注。2008年端午節,他用影像記錄了蕪湖古城拆遷之前的生活場景,并于2009年端午節在拆遷的廢墟播放。這一切都讓他走出了藝術家圈子,成為一個提供話題的公共知識分子。
2010年,他創作的版畫《徽州女人》在保利創下中國版畫拍賣的最高紀錄。
但他還在前行。
2011年3月12日,在中國美術館的舉辦的“世紀遺痕——應天齊藝術展”專場展中,他在深圳五年間創作的《世紀遺痕》系列綜合材料油畫作品,讓人們再次看到了一個全新的應天齊。他將小塊雕刻、爛城墻甚至一大片竹席放入畫作中。他在藝術作品中對現實材料的運用再次挑戰著人們對他的評價,使他在2011年成為當代中國藝術不得不關注的個案。
應天齊對采訪很重視。對他來說,社會的反應、媒體的推動乃至誤讀都是他的“當代藝術的一個組成部分。”
把創作轉換成
大眾可以參與的事
《文化廣場》:您的創作好像有很清晰的三個階段:從西遞出發的版畫、以裝置和行為藝術為創作思路的一系列觀念藝術和現在《世紀遺痕》材料油畫系列。在這三個階段,作為藝術家的您是什么樣的一個狀態?
應天齊:從西遞開始,我就是一個當代藝術家的狀態。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聽到美國藝術家羅伯特·勞森伯格的講座,對我的影響很大。我當時對自己的定位就是要做一個當代藝術家。1986年我進入西遞時正是中國當代藝術起步之時。版畫《西遞村系列》應該是很當代的,不然它也不會站到今天。那個年代藝術家創作的鄉土風情畫和懷舊畫如今都已進入了歷史的封存,不再被人提起。而現在,我的《西遞村系列》仍會被人不斷提起,這就證明,它是屬于當代的。我后面所有創作上的推進,都是在西遞這個原發的“當代”概念下的推進。
《文化廣場》:我們該樣理解“當代”這個概念?
應天齊:傳統的藝術講的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藝術家用作品告訴你“這是美”。而當代藝術要提出問題、質疑當下,要有批判性,要切入生活。我個人對此的理解是,藝術家把自己獨特的思考用藝術的方式呈現出來后,還要使之進入生活,轉化為一種公眾方式,讓大眾可以參與進來。所以我做《大剪紙》選擇春節來做,讓大家來關注。我把版畫做到戲劇中去,版畫就不再是一個掛在墻上的東西了。我的《砸碎黑色》是和深圳大學我的學生一起做的……我把自己的創作轉換成一個大眾可以參與的東西。 波普藝術是在美國經濟高速發展時興起的,我在八十年代看到這種藝術時并不太懂。我聽美國藝術家羅伯特·勞森伯格的講座,他說過一句話,“別人都在尋找相互之間的共同點,而我卻在尋找它們之間的不同點。”這句話對我影響太大了。直到今天我都在尋找這個不同點。我為什么要呆在深圳不在北京?就因為北京的當代藝術是有一個共同點的。
走向公共是當代藝術的任務
《文化廣場》:除了在畫室作畫,您還創作了很多有影響的觀念藝術,像《砸碎黑色——零點行動》、《大剪紙》等等。這是一個藝術家創作上的突破嘗試還是一個藝術家對社會的擔當?
應天齊:我做蕪湖古城三年,看著一個古城在我的眼皮底下消失,而我又沒有能力去改變。我只能用影像紀錄下這個過程。我拍了一個街口、一戶人家。這是一個活動的歷史。我們現在文化保護中對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空間往往是忽視的。一年后我在廢墟上放這個DV時,看的老百姓沒有一個走掉,他們感嘆:“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沒有了。”我在深圳做完“對話觀瀾”后,整個賣布街的老建筑就像龐貝古城一樣被保護起來。作為一個藝術家我覺得太有成就感了。這就是當代藝術的一個核心:對人的關注、對當下的關注。
《文化廣場》:1993年您因創作過度投入而被確診為抑郁癥。我們該怎樣理解這種“過度投入?”
應天齊:我的抑郁其實是和社會進程相關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社會對文化的關注度很高,有一種發自民間的文化熱情。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進入了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文化開始退居次要地位。西遞版畫是我對傳統文化的一個解讀,但一出來就遇到了一個文化低潮,沒人理解藝術家對文化的社會責任,西遞要發展旅游,開始拆房搞建設。而當時理論界關注的也只是我的技法,所以我極度抑郁——雖然它讓我獲了許多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化又開始發揮作用。中央電視臺來拍我的專題片,西遞村一下出名了,它的價值開始被真正發現。我對當代藝術要切入社會的認識也開始被理解。我到了深圳第一件事就是《砸碎黑色》,我在世紀末宣告:過去的100年在我的錘子下消失了,希望未來的100年無限美好。
應該說,是社會的進步和我自己角色的轉換讓我逐漸走出了抑郁。作為藝術家,我要走向公共。我認為走向公共是當代藝術的任務。有人說我喜歡炒作,喜歡和媒體打交道。其實這些都是我作品的一個組成部分。不通過媒體我如何走入公共?我做《大剪紙》時親自去請記者,我就是要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件事,這也是我觀念藝術的一部分。和傳統藝術不同,觀念藝術的整個創作過程,包括社會的反應都是作品的組成部分。
“我對自己的定位,
就是一個當代藝術家”
《文化廣場》:為什么您將這批創作的作品命名為《世紀遺痕》?您的這次個展打破了人們心中“應天齊是一個著名版畫家”的認識。
應天齊:這是我對當代藝術交的一份答卷。我們是既能抓住傳統又生活在當代的一代人。其實西遞版畫何嘗不是一個世紀遺痕?《砸碎黑色》也是世紀遺痕。從當代藝術上世紀八十年代進入中國,我們一直都在學習階段,但今天我們應該交答卷了。如果中國的當代藝術還不能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那就是愧對世界。我覺得藝術發展到今天,把一個人分為版畫家、油畫家已是一個很落后的觀念。當代藝術就是要打破畫種。我對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個當代藝術家。
《文化廣場》:您說不在深圳您畫不出《世紀遺痕》,深圳給您的創作提供了什么?
應天齊:我選擇來深圳是有“預謀”的。我在西遞浸泡了八年,那是我對傳統文化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生活基地。而深圳是中國走向現代化一個很典型的案例。我找到了深圳。深圳就是我研究現當代文化的一個基地。到了深圳我就砸碎黑色,我要走向現代。而這個走向現代靠的就是我在深圳生活的十三年。我的《砸碎黑色》、《大剪紙》》、《對話觀瀾》,包括今天的《世紀遺痕》都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在深圳完成的。沒有這十三年的深圳生活,我就沒有對“當代”的發言權。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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