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迎接辛卯年新春而舉辦的“中國美術館50年捐贈作品大展”，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不僅讓公眾了解了中國美術館接受社會捐贈的緣起和過程，而且讓公眾了解了國家美術館的基本家底，盡管只是數以萬計收藏中的800余件。

　　中國美術館自1961年建館之初，就承擔了替國家收藏美術品的歷史責任。當年由劉峴、江豐、米谷、鄭野夫等人組成的“收購小組”，從最初收購石魯、林風眠和傅抱石各6幅國畫及當代版畫若干幅，歷時50年，至今蔚為大觀。中國美術館收藏的方式主要有購藏和捐贈兩種，也是其他公立美術館獲得藏品的主要方式。因為中國美術館有著“國家收藏”的桂冠，具收藏的便利，能夠得到許多愛國的藝術家和相關人士的響應和支持，即使是購藏也是半買半送，這在計劃經濟和講政治的時代受益良多。所以，中國美術館幾十年來并沒有花費太多的收藏經費，卻有許多重要的收藏。相比較而言，雖然今天的年度和專項收藏費增加了很多，有時候也只能是望作品興嘆，一年中有限的收藏費可能買不到一件作品。比如中國美術館至今沒有徐悲鴻的油畫，可是，拍賣會上屢次出現徐悲鴻的重要作品，然而，國家美術館不可能用幾年的收藏費去買一件作品。所以，捐贈對于國家收藏來說非常重要。

　　1995年，中國美術館接受了德國收藏家路德·維希捐贈的89套117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缺少國外藝術品收藏的局面。2005年，劉迅一次性捐贈中國美術館1783件作品。此后，國家的“二十世紀美術作品收藏與研究”計劃，使中國美術館得以平均每年收藏2000件左右的作品。與這種狀況相對應的是，在多元化的今天，“國家”的概念被放大了，各省市的美術館也代表著國家行使著為國家收藏美術品的責任，所以，許多藝術家的捐贈進入到了省市美術館的庫藏之中。而為了吸引美術家的捐贈，各地用建立以美術家個人名字命名的美術館這樣的優惠政策，使集中的“國家收藏”的概念，成為分散的“國家收藏”的現實。比如深圳的“關山月美術館”，北京的“炎黃藝術館”，合肥的“亞明藝術館”和“賴少其藝術館”，吉首大學的“黃永玉藝術館”，以及廣州藝術博物院中的各個美術家的專館，都表現出了這種從集中到分散的“國家收藏”的趨向，形成了各地、各館明里暗里爭資源的局面。

　　另一方面，伴隨著個體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增加，以及經濟實力的壯大，私人藏家近年來通過拍賣會表現出的強勁購買力，將許多在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美術品變成與“國家收藏”相并行的“私人收藏”，其中以劉益謙、王薇夫婦為代表的私人收藏的崛起，也影響到“國家收藏”。而對于藝術家來說，“國家收藏”神圣化的概念正日漸減弱，因此，一些重要的作品一直秘藏于美術家的手中，沒有進入中國美術館的理由卻與收藏費的多少沒有直接的關系，如不斷參加各種展覽的劉大為的代表作《晚風》和袁武獲得全國美展金獎的《抗聯組畫》等。顯然，國家收藏在新的時代中遇到了新的問題，其難度的增加是來自于各個方面的競爭的加劇。這一現實的困境不僅出現在中國美術館的面前，也擺在了各省市美術館的面前。而對于省市美術館來說，中國美術館收藏數量的提升，就意味著他們收藏難度的增加。如中國美術館得到了趙望云家屬捐贈的430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就影響到陜西省建立長安畫派紀念館的構想，影響到陜西省的“國家收藏”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