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當代著名學者、收藏大家、文物鑒定專家王世襄先生逝世。當時，著名青年畫家榮宏君想到他曾于2004年偶然得到了一批東西，這些東西都是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在“文革”期間的全部抄家檔案資料。榮宏君滿懷對王先生的悼念和敬仰，決定編寫一本著作，以示對王世襄的紀念。在對王世襄那批資料進行全面梳理和通讀后，榮宏君對他的生平、性格、經歷和人格都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于是開始創作《煙云儷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一書，終于在近日出版。本報特摘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上世紀80年代，王世襄相繼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兩本古典家具專著，一時間在中國乃至世界古典家具收藏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經濟的逐步崛起，收藏熱潮在神州大地迅速蔓延開來，古玩、字畫、瓷器乃至古典家具的價格均扶搖直上。家具收藏界在王世襄這兩本書中獲得知識的同時，更關注收錄在書中的那些精美的黃花梨、紫檀家具的收藏去向，甚至有些藏家曾想盡辦法說服王世襄轉讓這批珍貴的家具，并在價格上開出了天文數字。但是王世襄并不為之所動，他想給他傾盡一生心血的收藏找一個最好的歸宿。這一批明清家具是王世襄為研究中國家具史而精心收藏的，是王世襄耗數十年之功從成百上千件古代家具中選出的上上品，而且，經過王世襄的爬梳整理，這些家具早已成為明清家具的標準器，是一段流傳有序的明清家具史。

　　王世襄收藏的這幾十件家具早已成為中國明清家具史上的一個符號，其珍貴性可見一斑，王世襄不想使其分散，準備全部捐贈給國家，讓更多的人在博物館中享受中國古代家具的神韻之美。

　　收錄在《明式家具珍賞》中的家具一共一百七十五件，其中收錄有王世襄本人收藏六十五件。據我收藏的這批抄家清單可知，王世襄一共收藏八十件各式家具，除上世紀60年代將一件黃花梨交杌贈送給好友楊乃濟以外，其余七十九件均堆積在北京東城芳嘉園王家劫后僅余的四間北屋內。這些家具是王世襄經多年搜集而得，大都是明清家具精品之中的精品。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的王世襄已年屆耄耋，他開始思索這批家具的最終去向。

　　王世襄的收藏觀比較豁達，他一直認為一切收藏皆“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對于一切藏品，他的態度是：“只要我對它進行過研究，獲得知識，歸宿得當，能起作用，我不但舍得，而且會很高興。”王世襄后來在接受記者采訪談到這批家具捐贈時也曾訴說個中緣由：

　　當時也有迫使我不得不處理的原因，北京實行私房改造時，凡出租房達到15間，便要歸公。我家有一所房長期出租，只有11間，不夠沒收條件。房管局和街道知道我家中廂房存放家具，就全力動員我出租，并以如不出租將占用廂房辦托兒所或辦街道食堂相威脅。不得已我只好出租，從此產權就不屬于我了!家具只好堆入北屋三間。但后院有五家住戶的小廚房利用我北屋的后墻作為廚房的后墻。小廚房都用油氈作頂，距北屋房檐只有三尺。任何一個小廚房起火，北屋和家具都將同付一炬。還有房管局安排搬來的住戶，是白鐵匠，整天打鐵、焊洋鐵壺、做烤箱，使我不能休息。他的老婆專撿破爛，堆了滿院子，還在院內蓋住房。我請街道協調此事，街道袒護他，因為我是摘帽“右派”。在上述情況下，我只有搬家了。但單位不分給我房，買房又買不起……

　　恰好此時，上海博物館新建，王世襄的老友、香港實業家莊貴侖先生想替父親買一批家具捐給上博，以了父親的遺愿，經與王世襄多次商談，最后以市值十分之一的價格買下了王世襄所藏的七十九件珍貴家具。

　　莊貴侖付給王世襄一共一百萬美金，為當時國際行情的十分之一。王世襄用這筆錢在北京朝陽區芳草地購寓所一處，自此搬離了他生活過八十年的芳嘉園。在芳草地儷松新居內，王世襄開始了他晚年創作的最后一個輝煌階段。

　　關于王世襄舊藏黃花梨、紫檀家具“捐贈”上海一事，北京文物界有關人士頗多微詞，坊間關于王世襄家具“捐贈”一事更是眾說紛紜。有人說王世襄根本不熱愛生活過的北京，所以才將家具“捐贈”上海;也有人說王世襄將家具賣了一百萬美金，他只愛金錢——流言飛語一時充斥市巷。王世襄半生蹉跎，早參透了世態炎涼，他一貫堅持“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收藏觀，所以對坊間的一些無聊的傳聞皆置之不理。這更為“捐贈”一事布下重重迷霧。王世襄將大半生收藏低價勻給莊貴侖，并由后者轉贈給上海博物館，這其中難道真如坊間傳言那樣，是由于王世襄不熱愛北京嗎?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了解了事情的另外一個版本。

　　2010年3月的一天，我應朋友的邀請參加一個聚會，席間與孫雪濤先生閑聊，說起我最新正在準備出版的書稿《煙云儷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孫雪濤突然說：“我與王世襄先生上世紀90年代初就認識了，而且為他的家具捐贈一事幫過小忙呢。”欣喜之余，與孫雪濤另約時間詳談。2010年6月26日與雪濤兄一同出差鄭州，忙完一天的公務后進行了一次詳談，于是得以了解王世襄捐贈的另一個版本……

　　1993年初，王世襄邀請錢正英到東城芳嘉園老宅做客。走進王世襄僅余的四間北屋內，錢正英仿佛一下子闖進了中國傳統藝術的殿堂，看到數百件文物都擁擠在這四間北屋內，所有的家具均被主人拆散了疊放在一起，佛像、圖書、瓷器更是擺滿了屋子的角角落落，當時的情形可以說是除了一張床和一張主人寫作的桌子之外，房間再無任何多余的空間。平常人很難想象，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一部部驚世駭俗的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巨著相繼出版發行。在王世襄的講解下，她對中國明式家具的藝術價值第一次有了較為全面的認識，同時又為王世襄嚴謹的治學態度和一心向學的精神所深深感佩。錢正英一向關注每一位政協委員的生活和學習，并積極幫助他們解決在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困難，于是便詢問王世襄有何困難需要解決。王世襄便把自己住房困難的情況向錢正英作了匯報，并表示自己已年屆耄耋、來日無多，愿意將自己收藏的明清家具捐給北京市有關部門，作為照顧，希望北京市給自己調配一處住房作為頤養天年之所。錢正英爽快地答應了王世襄的請求，并很快向北京市相關領導寫信說明了王世襄的情況。因為有了相關部門的關注，這件事情便很快有了回音，王世襄收到了北京市有關領導的批件，讓他去找相關部門協調有關捐贈和解決住房一事。

　　1993年10月8日或者9日，孫雪濤正在家中照顧剛剛出生的孩子，忽然接到王世襄的電話，說他已拿到北京市領導的批件，要孫雪濤陪同去找北京市房管部門。匆忙之間，孫雪濤打車趕到與王老相約的地點，接待方看了市領導的批件后，并沒有表現得誠惶誠恐，當王世襄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后，對方表示很難達到王世襄的要求。可能對傳統文化了解不夠，對王世襄所要捐獻的珍貴家具的價值可謂一無所知，幾經交涉協商，終因主管部門答應的住房面積和王世襄的要求相差甚遠，這件事就這樣無果而終了。

　　聽完孫雪濤的敘述后，我不禁陷入了迷茫。據我了解，王世襄從沒有在任何場所提到過此事，而且他在所有的文章中都強調早在1993年2月，上海博物館飭員來京將家具運走，這樣一來時間上和孫雪濤的敘述就有了時間差，究竟是王世襄不愿提這段傷心事，還是孫雪濤記憶有誤?在成就此文的過程中我曾數次向孫雪濤求證，雪濤兄皆以肯定的語氣回答我：“沒錯，時間的大致年份和月份都是準確的。”

　　以上就是關于王世襄先生珍藏家具“捐贈”的兩個不同版本，我本人不敢說哪一個更貼近真實，只是如實地將其記錄下來，也算為研究王世襄與明式家具增添一份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