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云儷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榮宏君著，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1月出版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走完了他95年漫長而又充實的人生路，作別了這個曾經給過他許多痛苦，也給過他無限歡樂的大千世界，并于次日火化。這定是先生早就做好的安排，因為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事張揚，死后也不愿給別人添更多的麻煩。

　　王世襄，號暢庵，堂號儷松居，是當代的著名學者、收藏大家、文物鑒定家，福州閩侯人，1914年出生于北京，受家庭影響，自幼摯愛祖國傳統文化。王世襄的父親王繼曾早年畢業于南陽公學，曾任晚清軍機大臣張之洞的秘書，民國后任職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后又擔任過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長。1914年王繼曾在北京東城芳嘉園置下一座四合院，同年王世襄就出生 在這個四合院里。王世襄的母親金章(號陶陶女史)是民國著名的魚藻畫家，有畫魚專著《濠梁知樂集》行世。王世襄的大舅金北樓是民國時期北方畫壇的領袖人物，1920年創辦中國畫學研究會，其人時至今日在畫壇上都有影響。二舅金東溪和四舅金西厓也都是影響一時的竹刻大家。20世紀80年代，王世襄曾整理出版了四舅金西厓的《刻竹小言》，在竹刻界引起不小的反響。殷實的家庭背景以及良好的藝術氛圍，使王世襄自幼就受到濃厚的傳統文化的熏陶，所以后來喜好文物、古玩的基因也就此在他的血脈里生根發芽。

　　離芳嘉園不遠就是東堂子胡同，我國著名的學者、文物鑒定家史樹青先生幼年時期就在這里居住和生活。同樣對傳統文化和文物收藏的愛好，使他們自幼就結為好友，兩人還曾在1950年以撿漏的方式，共同為故宮捐贈了一個宣德青花大盤而被文博界傳為美談。我是史樹青先生的學生，最初了解和認識王先生就是通過恩師史樹青先生的介紹和引薦。但2004年我偶然收藏到一批有關王世襄先生在“文革”中抄家的資料，后來決定創作本書，曾對這批資料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通讀，使我對王先生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王世襄因為出身官僚家庭，又曾在國民黨政府做過事，所以自1949年后歷次的運動都沒有躲過去。可是王世襄卻并沒有因此沉淪，在有限的條件下，他依然在做著有關文物方面的研究，悄悄整理完了《髹飾錄解說》、《清代匠作則例》、《高松竹譜》等多部著作，并自費油印出版分贈朋友。“文革”的那次查抄，王世襄是作為自交戶將家藏文物圖書上交文管所的，據我所藏國家文物局文管所和北京市東城區查抄辦于1966年9月2日的清單記錄，共有文物2567件、字畫1242件、圖書8156本又24捆被抄沒。資料缺失，使王世襄被迫中止了有關文物的研究和寫作。1969年10月，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背井離鄉和艱苦的環境也沒有使他對生活失去希望和信心。一次在田頭，他看到一束倒伏于地依然開花的油菜而深有感觸，賦詩曰：風雨摧園蔬，根出莖半死。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詩言心聲，他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依然對未來充滿希望，他堅信一定有還他清白的那一天，此可謂身處九淵而不廢凌云之志。那束“昂首猶作花”的油菜，也正是詩人彼時彼地對待生活的真實心態寫照。

　　王世襄于1973年回到北京，根據中央落實政策，他便開始了漫長的索要被查抄文物、圖書之路。1976年他寫信給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信中說道：“三十多年來我積累了一些圖書和實物資料，當時的收集目的，主要是為研究之需……至于圖書及實物資料，只要一旦使用完畢，自當捐獻國家……”為此他又多次寫信給相關部門，但所寫之信大多泥牛入海，沒有任何消息。后來他想出了一種辦法，用復寫紙將一封信復寫若干份，向有關部門五次三番地郵寄，并鍥而不舍地向上級領導反映情況。正是由于他的這種執著精神和不厭其煩的訴求，截止到1986年，那些被查抄的文物和圖書絕大部分都回到了王世襄手中，也正是這些資料的順利回歸才使得王世襄的各種研究得以繼續。從“文革”結束時起，他的各種著作以井噴之勢陸續出版，所研究內容包括了書畫、古玩、家具、漆器、音樂、民俗、匠作則例等幾乎與中華傳統文化有關的所有內容。其中如《明式家具珍賞》、《明式家具研究》二書早已成為中國家具研究領域的里程碑式的杰作。記得2005年，為紅學家周汝昌《詩畫紅樓》題詞一事曾去拜訪王世襄先生。當時王先生正在寫有關中國傳統觀賞鴿的文章，將題詞交付后說：“我沒有時間陪你們，我正在研究觀賞鴿，還要校訂《錦灰堆》。我九十多歲了，時間不夠用啊，來日無多，來日無多。”說完就伏案繼續工作了。那次見面時間很短，只有二十幾分鐘，但先生潛心著述、遠離浮躁、執著的眼神至今難以忘懷。

　　王世襄先生就這樣悄悄地走了，當然這也使關心他的友人和敬愛他的后學沒能見他最后一面，從而留下了無盡的思念和遺憾!但值得告慰后人的是，他給我們留下了幾十本、近千萬言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著作。國學大師啟功先生在評王世襄《說葫蘆》一文中寫道:

　　他向古今典籍、前輩耆獻、民間藝師取得的和自己幾十年辛苦實踐相印證，寫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將出版的書。可以斷言，這一本本、一頁頁、一行行、一字字無一不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注腳。正如啟功先生所說，那么這些書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無疑就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注解者。

　　聽到王世襄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曾寫下挽聯，今錄如下以示對王先生的懷念：

　　芳嘉園外提籠架鳥 鷹兔挈狗

　　捉獾秋斗蟋蟀冬鳴蟲雖為玩物不喪志

　　儷松居內北京鴿哨清代匠作

　　明式家具刻竹小言說葫蘆成巨著堆錦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