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作品印章40倍放大圖（上）與其仿制品印章40倍放大圖，要用肉眼分辨真偽，確實不太可能。

　　書畫高仿，古已有之。鑒定大家徐邦達生前曾對故宮書畫高仿品贊曰：“印制甚佳，幾可亂真。”事實上，無論是朵云軒或榮寶齋的“木板水印”，抑或珂羅版復制品以及日本二玄社高超的古書畫復制品，都曾備受鑒藏界關注與書畫愛好者的歡迎。然而，當高仿的書畫印刷品以假亂真進入流通環節時，又會是怎樣的結果？“很多書畫印刷品靠眼睛已完全看不出來，中國書畫現在已入高仿時代。唐云之子唐逸覽有一次看署名他父親唐云的畫，怎么也看不出真假，直到后來用40倍放大鏡看，才看出是一幅假畫。”知名收藏鑒定家蕭平說。而面對復制亂象，目前最需要的是一個具有公信力的鑒定機構，由國家賦予一定的職責。

　　40倍放大鏡看出

　　噴墨噴色印刷

　　高仿書畫一個典型的受害者是從事書畫收藏20年的收藏者郝驚雷，他在去年的一次北京拍賣會上以20多萬元拍得(清)王文治的行書手卷，(清)方士庶的山水立軸和顧文淵、蔡遠等合畫的10開冊頁。在得到三幅字畫后，郝驚雷感覺有些異樣，便送至文化部文化市場發展中心藝術品評估委員會鑒定，結果其中兩幅并非真跡，另一幅結果待定。后再次委托印刷專家鑒定，讓郝意想不到的是，三幅字畫居然均為印刷品。

　　溯源高仿真書畫技術本來并非為了牟取暴利，而是為了方便書畫愛好者學習、臨摹等興起。晚清至民國時期，當時多使用石版印刷和珂羅版印刷技術，1949年以后，朵云軒、榮寶齋依據雕版印刷技術發明了“木版水印”，其成品與原作十分相似，目前這一已經瀕于式微的技術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故宮博物院委托日本“二玄社”仿真復制古代書畫名作。1996年，二玄社復制品在故宮展出，被稱為“下真跡一等”，引發收藏界轟動。

　　近幾年，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噴墨打印使用高仿真高科技工藝，加上“半印半畫”進行混搭，高仿書畫復制品的逼真度幾使肉眼無法分辨。新買家容易上當，部分老收藏家也會看走眼。唐逸覽在一些拍賣會上看到不少署名“唐云”的畫作，必須用40倍的放大鏡才可以清晰地看到微噴色點，也就是說，這些書畫實為噴墨噴色印刷。

　　交易中可讓律師及早介入

　　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書畫真偽科學鑒定研究中心主任尹毅早在上世紀80年代便參與過書畫的印刷復制，據他透露，1980年代的書畫復制印刷品一直留有網點，復制品與手繪作品很容易區別，但這幾年，想靠肉眼分辨已越來越難了，原因就在于美國、日本傳入中國的噴墨打印技術與設備有了重大變革，所使用的“染料墨”更新為“顏料墨”。如美國惠普公司的顏料噴墨印刷設備，可以直接印刷在無涂層的普通宣紙上。同時，微噴技術的實現使得墨點接近無限細小，加上墨滴在宣紙上的暈染，印刷作品上的墨點很難被觀察出來。尹毅同時認為，由于有的作品是半印半繪，即在打印后加以手工描繪，這類作品用儀器鑒定仍存在問題。

　　原故宮博物院資料信息中心主任胡錘則認為，目前最需要的是一個具有公信力的鑒定機構，由國家賦予一定的職責。這一提議在操作層面依然困難重重，畢竟，書畫鑒定的結論存在較大的個人主觀性，即使謝稚柳與徐邦達這樣的鑒定大家，意見也有不統一的時候，何況一般鑒定人員。也正因為這一原因，我國的司法鑒定體系目前尚未把書畫鑒定納入其中，在法院審理過程中，一些鑒定機構出具的結論很難作為證據被采納。對此，一位律師建議，除了練好自己的眼力，收藏家在交易過程中也可以讓律師及早介入，以保證交易過程可以實施監控，防止一些“模糊詞語”引發的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