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開始創作《給卡塞爾的7000棵橡樹》，此后5年間，7000棵橡樹被種植在德國卡塞爾市。在近日開幕的“漆山計劃”朱青生作品展上，朱青生欲通過對博伊斯理性精神的批判，將藝術作品的解讀權還給觀眾。他表示，藝術家不是說教者，藝術作品只是為公眾的思考提供平臺，解讀權屬于每一位觀眾。

　　商報：您創作“漆山計劃”的起因是什么?

　　朱青生：1988年中國現代藝術進入擺脫模仿西方藝術手法轉向自我藝術創作的轉折期，在此期間有幾位藝術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影響最大的是藝術家徐冰的“刻字”和呂勝中的“小紅人”，他們分別用文字和中國剪紙進行藝術創作。他們的這種藝術試探試圖將中國現代藝術從模仿西方的手法中擺脫出來，而進入自我試探、創造的階段。

　　我在“漆山計劃”中所創作的作品，實際上在探討如何解除自己的創造力，將自己歸入自然的狀態中，用創造即自我清除的方式來獲得對當代藝術更新的理解。很多公眾都認為藝術需要創造，但當這種創造變為一種說辭后，通常人們并不懷疑，實際上這很危險。人為何要創造?為什么只有創造，人才會有人性，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深究后，可能更需要注意的是“人有哪些東西蒙蔽了人本身”，因此我便開始創作“漆山計劃”的作品。

　　商報：很多人認為您的“漆山計劃”作品關注環境問題，這是否是對環境問題的反思?

　　朱青生：對于將自然作為創作題材，其實德國著名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早在上世紀60年代末便開始創作與自然有關的作品。他在卡塞爾文獻展上開始創作作品《給卡塞爾的7000棵橡樹》，該件作品歷經5年才得以完成。目前，創作自然題材作品的藝術家很多，“保護自然”被很多藝術家所運用，而我在做另一種概念的作品，這是對博伊斯理念的追問。

　　我認為，如果人有保護自然的意識時，人本身是否已經違背了自然的性質?通過這樣的思考，我開始有了創作“漆山計劃”作品的想法。同時，我將人本身的反省看做該系列作品的目的之一，作品不在于對自然的保護，而在于啟發人的反省能力。博伊斯提倡一種理性精神，而我提倡反省能力。因為，人僅僅有理性精神是不夠的，同時必須應具備反省能力，正在做的事情以及運用理性所做的事情中所暗含的問題，要有一種反省能力。

　　商報：本次展覽展出的作品，更像是一種“觀念”的傳達。

　　朱青生：是的，本次的參展作品基本上都是觀念藝術，如果將其稱為實質上的作品，便會回歸到古典概念。作為當代藝術，主要是借助藝術的行為，使得公眾通過該件作品在精神上獲得啟發和提高，而不在于作品的具體形態和方式，當代藝術最極端的方式是沒有作品。

　　但是，今天我們對當代藝術的關注不是看它是否會發展到極端，而應該注意世界藝術發展到博伊斯、安迪·沃霍爾之后，藝術還將有哪些作為。

　　商報：您認為當代藝術中的 “觀念”，在今后發展中是有形還是無形的?

　　朱青生：有形與無形并不重要，關鍵在于與現實遭遇后會產生什么，現實的立足點在哪里。如果現實的立足點需要有形，作品也是有形的，有形與無形永遠處在交涉的狀態中沒有固定方法。

　　商報：“漆山計劃”之前預想在桂林實施，將一座山漆成紅色，您認為這是否是對自然的破壞?

　　朱青生：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質疑，如果“漆山計劃”能夠真正實施，我將用無害油漆進行創作。同時，將要實施“漆山計劃”的山是一座荒山，將其變為一片綠色是不可能的，我將它漆成紅色也是對環境保護的一種警示。

　　商報：您如何理解當代藝術?

　　朱青生：目前，很多人在理解當代藝術時都會將其看做一門生意，實際上當代藝術品才能夠當做生意看待，當代藝術真正的性質是反商業、反流行和反傳統的，這是當代藝術的特點。例如在法國，1900年后，不會有很多藝術家按照盧浮宮中所展出的作品風格進行創作，因為藝術的性質發生了改變，今天我們之所以需要藝術是因為它可以使人成為更完美的人，而不是使人在藝術欣賞中被人牽引，這就是當代藝術的價值所在。

　　我們在創作當代藝術作品時，一直在追求這種可能性。我在創作“漆山計劃”作品時，根本是在建造一種可能性，借助藝術尋找今天不太能理解的東西，而不是做公眾認為很好接受的作品。

　　同時，目前的當代藝術更加關注現實問題，作品中有哪些批判性，但實際上我們還有更為基礎的問題，例如對于本質的問題，藝術也應該有自己的回答。

　　商報：您如何看待目前當代藝術家與公眾的關系?

　　朱青生：我認為，目前藝術家應該放低姿態，不應將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對公眾的教誨。藝術家在創作一件作品時，應該讓每個人看到它時都會產生自己的理解，并給出自己的解釋。

　　朱青生

　　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美術系，后就讀于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外國美術史專業以及海德堡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現為北京大學藝術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