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熙 雪竹圖 絹本水墨 151.1×99.2cm 上海博物館藏

 
　　文/楊桂思

　　謝稚柳與徐邦達是中國書畫鑒定界兩位鑒定大家，為我國古書畫的鑒定和收藏作出了杰出貢獻，被稱為“南謝北徐”。謝稚柳出生于1910年，比徐邦達長一歲。解放后，謝稚柳工作于上海博物館，該館所藏書畫，有許多是經謝稚柳之手收進的，而且其藏品也都經他鑒定過；徐邦達供職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為故宮博物院書畫館的籌建立下了汗馬功勞。謝稚柳參加了國家文物局分別于1962年、1983年組織的兩屆中國書畫鑒定組，并且任1983年書畫鑒定組的組長，率領鑒定組專家歷時8年，對國有所藏歷代書畫藏品進行鑒定和整理，并造冊出版；徐邦達為1983年書畫鑒定組7位成員之一，也參加了為古代書畫立戶口的工作。以二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鑒定地位而論，旗鼓相當，但二人的鑒定風格不同，由此也引發了一些學術之爭甚至一些矛盾。本文將其二人過往之事簡述如下，也許會對我們研習書畫有些借鑒。

　　徐熙《雪竹圖》之分歧

　　《雪竹圖》是一幅沒有題款的絹本畫，原為近現代著名收藏家錢鏡塘收藏，后入藏上海博物館。謝稚柳鑒定此圖出自五代南唐畫家徐熙之手，而徐邦達認為，此圖早不過南宋中期，晚可到元明之間。因此不會是徐熙或徐派畫作。二人的不同觀點主要體現在三篇學術文章中：謝稚柳于1973年發表了《徐熙落墨兼論〈雪竹圖〉》，徐邦達在1983年第2期《藝與美》上也發表了《徐熙‘落墨花’畫法試探》，謝稚柳1986年在香港看到徐文后，又撰寫了《再論徐熙落墨花——答徐邦達先生〈徐熙‘落墨花’畫法試探〉》。

　　二人的分歧焦點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對“落墨”的理解上。在《徐熙落墨兼論〈雪竹圖〉》中，謝稚柳引用了許多記載徐熙畫法的文獻史料，他認為所謂“落墨”，是一切以用墨來奠定，而著色只處于輔助地位。在一幅畫中，技法的運用只是隨著真實的藝術變化，絕對沒有固定的規律。因而，當時特別用“落墨”來區別這種體制。謝稚柳認為，《雪竹圖》沒有任何旁證說明此畫出于何人或何時，只有從畫的本身來加以辨識。“從它的藝術時代性而論，不會是晚于北宋初期的制作。”謝稚柳還詳細分析了此畫的畫法，認為總體是工整精微的寫實，是多種筆勢與多種墨彩的組合，是一種突破了唐代以來各種畫法的新穎風格。謝稚柳認為此畫完全符合徐熙“落墨”的規律，斷定是徐熙的畫跡。徐邦達在撰寫的《徐熙“落墨花”畫法試探》中，引用的畫史資料幾乎和謝先生的相同，但他認為“落墨”即是“落筆”。“……‘落墨’即‘落筆’，墨不能離開筆顯現在紙絹上，所以論畫都以‘筆墨’合稱，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所謂落墨應是一種怎樣的風格面貌的花卉畫了。”

　　其次，徐邦達又從絹的尺幅來考證，認為“徐熙是五代人，那時畫絹的門面不寬，一般不能超過60厘米以上(這是我們用許多兩宋畫來對比之后得到的結論，詳見拙著《古書畫鑒定概論》第三章)，此圖闊約1米，系獨幅絹，那起碼到南宋時期，才能見到。憑這一點，至少不能承認它是南宋以前之物，是無可爭辯的。”謝稚柳針對此回答說：“徐先生‘不迷信舊說’，卻迷信于絹，以絹來評定畫的時代，這說明繪畫不可認識的了，要認識只得靠絹。”

　　兩位鑒定家盡管存在著矛盾，但主要是學術之爭，而不是派別之爭。

　　“華夏第一拍賣案”

　　1995年，中國書畫市場出現了一樁著名的拍賣案——關于張大千《仿石溪山水圖》真偽之爭。此案引起國內外書畫界、收藏界、拍賣行業和眾多書畫愛好者的廣泛關注，號稱“華夏第一拍賣案”。1995年10月28日，在浙江國際商品拍賣中心舉辦的杭州’95秋季書畫拍賣會上，浙江紹興中澳紡織品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定林以110萬元拍下了張大千的畫作《仿石溪山水圖》。這張畫上右側有謝稚柳的題跋，左側有徐邦達的題跋，認定作品為真跡。但王定林聽說臺灣也有一幅同樣的畫，于是對此畫產生懷疑。拿到北京找到徐邦達，徐先生看字是自己題的，可自己幾年前是在畫的右上方題的，現在怎么跑到了左下方，自己的題跋屬于書畫作偽中典型的移花接木。于是出具了親筆鑒定書：“(此畫)審視乃為摹本。裱邊上拙書之跋，本題在原畫右上方，今為移裝于摹本左側。”

　　謝稚柳憑著自己和張大千幾十年的交往，對張大千的繪畫風格了如指掌，確信此畫為真品，也出具了親筆鑒定書：“確定此圖為真跡無疑。”王定林于是要求退畫，浙江國際商品拍賣中心不同意，因此，王定林先后向杭州市、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此案持續了幾年，最終于1998年12月30日，在謝稚柳去世以后，國家文物局11位專家接受委托，對張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圖》進行鑒定，最終認定此畫是偽作。浙江國際商品拍賣中心敗訴，賠償王定林總計127.5萬元。

　　謝老的夫人陳佩秋親歷了整個過程，包括此畫最早在拍賣會前的鑒定，中間拍賣公司和王定林的探訪，謝老鑒定此畫的經過，并且親自拿著臺灣出版的圖錄和拍賣圖錄相對照(陳佩秋認為，兩幅畫為同一幅畫。從大陸至臺灣，經重新裝裱，后又由臺返回大陸)。北京的鑒定結果剛剛宣布，陳佩秋立即約見上海多家媒體，坦陳自己的觀點。她堅持認為此畫不僅是張大千的真跡，而且是真跡中的精品。(陳啟偉的《名畫說疑——陳佩秋訪談錄》中，有陳佩秋關于此畫案來龍去脈的詳述。文匯出版社，2003年。)同時表態的還有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單國霖，他認為，張大千遺存在內地的畫作不多，鑒定家接觸的機會也不多，就謝稚柳的學識和與張大千的交往而言，其鑒定張大千作品應當最具權威性。有些話也挑明了：不能因為人去世了就否定他的觀點。

　　鑒定風格不同，引發學術之爭

　　在古代書畫鑒定組中，謝稚柳是組長，徐邦達是組員，二人同時受邀到美國訪問，在這些階段的共事期間，二人也生出一些摩擦。作家鄭重講過謝徐之間的矛盾：1986年，中國書畫鑒定小組在上海鑒定。當時，上海博物館以明清藏畫為著，其數量和質量都遠遠超過故宮，所藏書畫許多是經謝稚柳之手收進的，而且藏品也都經他鑒定過，所以謝稚柳采取了回避的方式，因為他考慮有他在場，可能會影響其他人發表意見。但是，在鑒定過程中，參加鑒定的專家對上海博物館所藏明清書畫多持否定意見。消息傳到謝稚柳那里，開始他還忍著，但當時的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對那些否定的意見感到無法接受，就要謝稚柳站出來說話。謝稚柳說：“隨便他們去說吧，不要和他們爭論。”可是被否定的明清書畫越來越多，搞得謝稚柳也有氣了。一天，鑒定元人書畫，對其中一張趙孟的畫，徐邦達的王連起說是假的，惹得謝稚柳大拍桌案。后來，謝稚柳的弟子勞繼雄告訴鄭重：“謝先生一肚皮的氣，但無法發作，王連起恰好撞在槍口上……”

　　另外還有匿名信的事情，在上海博物館，徐邦達收到一封匿名信稱謝稚柳在背后對他有所詆毀。徐邦達很生氣，鑒定組的人很快都知道這件事，大家都勸他，不要放在心上，應該對謝稚柳有所了解，他不是這樣的人，也不會做這種事。但徐邦達執意要交給上海博物館黨組織，并要求調查。館長馬承源很認真地對待這件事，交給書畫組的鐘銀蘭去做調查。鐘銀蘭以筆跡對博物館的人進行排查，查不出一個結果。徐邦達因為得不到滿意的答復，隨即拂袖而去，自此不再參加書畫組的鑒定工作。所以對上海博物館所藏明中晚期及清代書畫，徐邦達沒有鑒定，而鑒定明清書畫又是他之所長。過了一陣，徐邦達向上海博物館提出要鑒定明清作品的要求，馬承源沒有同意，理由是已經鑒定組的鑒定，來看畫可以，但不能作為鑒定組的成員重新鑒定。對此，徐邦達難以釋懷，這是徐謝矛盾激化的開始。

　　1985年5月，謝稚柳、徐邦達等應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之邀，對美國進行為期22天的訪問。期間參加研討會，走訪美國富于中國書畫收藏的主要博物館。在謝稚柳去世多年后，徐邦達在接受記者曹鵬的采訪(見曹鵬《大師談藝錄：關于藝術與人生的對話》，南方日報出版社，2004年)，談到訪美期間鑒定書畫時，謝稚柳遇到徐邦達和他有不同意見“就跳了起來”，什么原因呢？“因為在國外看東西的時候，人家問我多，問他少，他心里早就憋不住了——”。某次，勞繼雄和徐邦達相遇，他拿出元代畫家倪云林的6張作品照片，讓勞繼雄鑒別，并告知其中有兩幅是假的。勞繼雄鑒別無誤，徐邦達說：“不愧為謝老的入室弟子！”接著又說：“你要不是謝老的學生，我就不考你了。”謝稚柳聽到這個故事，一笑了之。

　　在鑒定書畫的風格上，謝稚柳待之以寬，徐邦達持之以嚴；謝稚柳從筆墨、個性、流派諸方面來認識作品的體貌和風格。他認為筆墨是形成書畫的基本條件，也是書畫風格的重要內容，更是鑒定書畫的主要依據。謝稚柳創造性地提出“性格說”，認為鑒定的標準，是書畫本身的各種性格，即它的本質；徐邦達在目鑒之外特別注重考訂，諸如題款、題跋、印章、紙絹綾、裝潢形制、著錄等等，他無不精心審察分析。所以有人將謝、徐二人的風格分別定為“藝術鑒定”、“技術鑒定”。

　　謝稚柳于1997年離世，徐邦達今年已經100歲了。兩位鑒定家盡管存在著矛盾，但主要是學術之爭，而不是派別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