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門文化一條街上的書畫市場魚龍混雜

  價格低廉的盜版書籍有一定的市場

　　文/本報記者 張佳 圖/本報記者 王燕

　　核心提示

　　2005年，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106件，到2009年激增至355件，4年間翻了兩番。上升的趨勢并未就此止步：2010年上半年，市中院就審理知識產權案件125起，高出2005年全年19起。

　　在一個法制化進程不斷推進和深入的時代，人們似乎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注重自己的各方面權利保護。2005年以前，知識產權對于很多西安人來說還并不熟悉，但5年后的今天，這已成了人們對自我權利保護的又一次深度認知和感悟。

　　我連要告誰侵權都不知道

　　要淘字畫，西安人當然要去書院門，但若問書院門能買到多少名家真跡，也許誰也很難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哪怕你是書畫行家。

　　58歲的市民老楊是書院門的常客，因為好個水墨丹青，時常會去書院門轉轉，看看別人作品的長處，也期望能淘到一些名家大師的“遺珠”。但幾年來老楊一幅“遺珠”也沒撈到，他常安慰自己：“沒淘到好貨也算正常，起碼咱沒花大價錢。”

　　老楊也許是幸運的，賣給他字畫的人本來就是把假東西按仿品價賣給他的。但12月17日，險些被人用一幅偽造的王西京畫作《李時珍》和一套假的書畫鑒定書騙走43萬元的收藏者就沒有老楊這般幸運了。

　　當然這只是發現及時的一起案件，造假者事后向警方交代，王西京書畫的鑒定證書，當初他們印制了50本。每一本上都有王西京本人照片及介紹、王西京書畫鑒定授權委托書、鑒定師王莉照片及介紹、京唐防偽標志和王西京書畫鑒賞專用章。王西京書畫鑒定師王莉看到偽造的鑒定證書時也曾表示：“他們的鑒定證書做得下工夫了，一般人看不出真假。”案發后，這4名嫌疑人涉嫌侵犯知識產權，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在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中，能抓住人的應該說只是極少數，這一點著名作家陳忠實體會深刻。12月13日，陳忠實通過媒體透露，他收集了30余種盜用他名字出版的文學作品，對此他很無奈。這些作品清一色打著陳忠實的名字，更有甚者還將陳忠實的名字作為賣點，在封面上做重點處理推薦。

　　陳忠實說：“對于這些書我很頭疼，前幾年常遇見盜版書，雖然給我帶來了多方面的損失，但好歹書還是我寫的。這幾年盜版團伙太囂張了，他們不僅盜書還盜名，最后我連要告誰侵權都不知道。”

　　陳忠實維權無門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頗為大度地說：“我其實也能理解管理部門，這些犯法的人都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抓不住人要維權確實有難度。”

　　維權說起來容易辦起來難

　　陳忠實說很多盜版書都流向了街頭巷尾的小書攤，他所收集的一些盜版和盜名發行的書籍，有很多都是朋友們在小書攤見到后買來送給他的，起初他看見那些書就很生氣，但現在已經釋然了。

　　根據陳忠實的說法，在西安的很多小書攤上記者都見到了印著陳忠實名字的書。同為《白鹿原》但封面設計和顏色卻大相徑庭，紙質與字號也差別甚大。新華書店里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正版《白鹿原》定價是35元，而地攤上的盜版書只要8~10元錢。

　　在東郊一個早市上，總有人會用三輪車拉滿一車的書來趕集，這些書有像《白鹿原》一樣的名家名著，也有像《易中天品三國》一類的熱銷書籍。市民李京軍是那些書攤上的常客，但是他只看不買，他說：“這些書攤上的書經常換品種，價格在5~10元，光聽價錢你就知道是不是正版，僅《白鹿原》我就見過不下4個版本的。”他曾希望在街頭的小書攤上能找到一本正版書，但一年來愿望從沒有實現過。

　　陳忠實說，正版書一般都在書店里出售，街頭隨便擺的小書攤自身都不是“正規產品”，出售正版書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在飽受盜版書和盜名書的侵害下，陳忠實也曾向有關部門反映過，但我國現行法律強調“誰主張誰舉證”，如果陳忠實想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他就得掌握對方足夠多的犯罪證據，而這個“對方”往往不是某一個人或著某幾個人，而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地下團伙。紛繁復雜的取證工作對于一個仍堅持文學創作的作家而言，顯然不可能親歷親為。無奈之下，除了忍耐和號召讀者支持正版以外，別無他法。

　　起初的幾年，陳忠實對于盜版書的憎惡表現得很明顯：“盜版書是賊頭賊腦冒著賊氣。”他也曾多次拒絕在別人拿來的盜版書上簽名：“如果我簽了就等于我承認了那些書的合法性。”

　　但這種旗幟鮮明的對抗持續的時間并不長，因為除了生氣外，他更為那些讀者鳴不平。“讀者是看了我的名字才買的書，有時買書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他買的書不是正版，如果我不簽，讀者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保護知識產權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陳忠實感慨。

　　紛繁的著作權糾紛和“西安模式”

　　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公布的統計表將5年來他們審理過的知識產權案件類型做了細分，其中包括著作權糾紛、商標糾紛、專利糾紛、技術合同糾紛等7種類型，其中，著作權糾紛一欄中的數字幾乎比其他幾個類型的數字相加的總和還要多。這意味著，在西安審理的民事知識產權案件中，著作權糾紛占維權案件的一半以上。

　　一些從事知識產權審判多年的法官們都深有體會：知識產權案件往往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大量存在，行政程序導致民事訴訟周期過長，案件維權成本太大。

　　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姚建軍說，過去5年一半以上的著作權糾紛案件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類似的問題，為了依法審理好知識產權案件，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甚至還專門成立了知識產權案件的審判庭，凡涉及知識產權的刑事、行政案件，都要吸收兩名知識產權民事審判法官參與，組成5人合議庭進行審理，以確保刑事、民事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人員取長補短，這樣既可以提高知識產權刑事、行政案件的審判質量和速度，又可以使知識產權民事審判法官更好地熟悉刑事、行政案件審判規則，最終達到節省司法資源、提高知識產權案件審判質量的目的。法學界稱這一模式為知識產權案件審理的“西安模式”。

　　2006年西安中院審理了被稱為“中國侵犯商業秘密第一案”的案件。當時西安重型研究所高級工程師裴某利用工作之便，將單位所設計的主體設備圖紙拷貝到自己電腦中，后來應聘到其他公司后，將該圖紙資料用于項目設計。法院在審理這起案件中，最終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裴某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5萬元；裴某及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共同賠償損失方經濟損失1782萬元。這起在全國有相當影響案件的審理，使得西安中院這種審判工作機制也隨之浮出水面，引起了國內審判界的關注。

　　知識產權維權是公民意識的覺醒

　　“西安模式”的運用和維權人自我意識的增強，在知識產權案件維權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維權難不代表不能成功維權。根據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統計情況判斷，自2005年以后，西安的知識產權案件呈逐年上升態勢，從起初的全年106件到今年上半年的125件來看，這是法治社會的一種進步。

　　著名書法家茹桂曾因為“華山”二字的署名權之爭打了4年官司，雖然事情已經過去很久了，但再提起“華山之爭”，長達一年多的艱難取證之路仍讓茹桂心潮難平：“為了兩個字打了4年官司，很多人都覺得這是一件并不很值得的事，但我不這么看，我覺得堅決維護自己的知識產權是一種公民意識的覺醒。”

　　知識產權是對產權擁有者創作的肯定和成果的褒獎，應該得到大家對這種勞動的尊重和認可。當年打官司時，也有人勸過茹桂不要為了兩個字太較真，茹桂說：“我不是較真，我覺得這是原則問題，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高低與否的佐證。如果我們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知識產權，還如何期望別人給你應有的尊重呢？”

　　最后贏了“華山之爭”的官司后，茹桂曾在華山腳下開過一個新聞發布會，他說自己清楚地記得當時有人給他戴了花，送了錦旗，旗子上的字是“維權衛士”。如今那面錦旗還在茹桂家里，他珍惜那面分量不輕的錦旗，因為背后承載著一個藝術家的意識覺醒。

　　姚建軍曾做過統計，5年來，已經有上千起知識產權案件在西安通過司法途徑解決了問題。他說：“這幾年知識產權案件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大，涉外主體越來越多，當事人訴求賠償的數額不斷攀升，涉及的問題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身為一名曾長期從事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的法官，我覺得案件量逐年增長也有好的一面，這至少反映出我們的司法程序很健全，市民的法制意識在不斷增強。”

　　陳忠實說：“我相信隨著法制進程的加快，知識產權問題最終是能得到妥善解決的，等待的只是時間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