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高度繁榮時期。宮廷繪畫、士大夫繪畫、民間繪畫各自形成體系，同時又相互影響、吸收、滲透，使宋代繪畫呈現(xiàn)出異彩紛呈的局面。宋代商業(yè)的發(fā)展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大小城鎮(zhèn)興旺發(fā)達，紙幣出現(xiàn)并被廣泛使用，海外貿(mào)易空前盛況，在中國歷史上十分引人注目。基于這種社會狀況，宋代的藝術市場空前發(fā)展起來。書畫進入市場雖在魏晉間已見諸于史書，然而真正初具規(guī)模卻是在宋代。

　　首先看宋代書畫的創(chuàng)作主體。宮廷繪畫、士大夫繪畫和民間繪畫是其書畫創(chuàng)作的三大主體，其中真正進入市場的是民間繪畫。據(jù)元人夏文彥的《圖繪寶鑒》記載，當時有名可考的民間畫工就多達800余人，如此龐大的一個書畫創(chuàng)作群體，自然成為當時書畫市場的最大賣家。宮廷畫院的畫師們鑒于其御用身份，賣畫自然不是其營生之道，宋代的宮廷畫師在徽宗時已被納入到國家政府機構，成為“士”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士大夫們雖然時有“墨戲”，但卻恥于賣畫。據(jù)史料記載，北宋時汴京城里的畫家劉宗道，擅畫“照盆孩兒”，每每創(chuàng)作新稿必同時畫出幾百張一次兜售，以防別人偽造。專畫樓臺建筑的趙樓臺、工于嬰兒題材的杜孩兒等畫工在東京城賣畫也都享有盛名。諸多史料證實，宋代的藝術市場存在一個有規(guī)模的、以民間畫工為主體的、集創(chuàng)作與出售為一身的參與群體。

　　書畫的創(chuàng)作兼賣家群體產(chǎn)生之后，交易活動的舞臺——藝術市場如何呢?據(jù)南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無名氏的《西湖老人繁勝錄》、吳自牧的《夢粱錄》等史書記載，北宋的東京城和南宋的臨安城都有相關的書畫買賣行業(yè)。當時的東京大相國寺每月5次開放“萬姓交易”(即廟會)，出售筆墨文具的攤點到處都是，書籍、古玩、圖畫等買賣交易也頗具規(guī)模。臨安的夜市有細畫絹扇、梅竹扇面、山水扇面的買賣活動。東京的許多酒樓、茶肆、熟食店等也在店內(nèi)懸掛字畫，裝點室內(nèi)，供顧客消遣之用。如若逢上年節(jié)，市民還能租賃到屏風、畫帳、書畫等陳設物品，歲末尚有門神、鐘馗等節(jié)令畫銷售，市場甚為繁榮。

　　宋之前的唐代，市(商業(yè)區(qū))坊(居民住宅區(qū))分開，黃昏后鎖閉坊門，禁止夜行，商業(yè)活動只能在白天市里進行。隨著北宋的東京城、南宋的臨安城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日漸繁盛，這種界限就逐漸被打破。相同行業(yè)的店鋪相對集中，工商與市民雜處，面街開店，隨處可見商鋪、質(zhì)庫(即當鋪)、酒樓和食店。頗令今人驚訝的是，當時的日本扇、高麗墨以及大食(阿拉伯)香料、珍珠等異國商品在東京的市場上也是熱門貨物。社會對書畫的需求已蔚然成風，朝廷也逐漸放開市場，同時在貨物輻輳之地設置稅場，可觀的書畫商稅收入充實了政府財政。在這樣的藝術市場下，民間畫工為了生存，激烈的行業(yè)競爭在所難免，史書中不乏有據(jù)可稽的史實。《溪堂集·上南城饒深道書》載，畫工施氏和郝氏二人皆以賣畫為生，由于市場競爭，結果施氏成為贏家，郝氏為了生存，竟然不恥師從施氏。另一位出身書畫世家的屈用誠，為了迎合市場對許道寧畫風的青睞，毅然決定放棄祖?zhèn)鳟嬶L而追摹許氏。市場競爭之激烈可見一斑，同時也折射出市場中優(yōu)勝劣汰、一切以供求為導向鐵律的殘酷性。社會對書畫的需求成為一種風氣后，造假作偽自然就會出現(xiàn)。《宣和畫譜》《玉壺清話》等史籍中皆有當時書畫收藏家把假的簽名、圖章和落款添加在摹本上借以牟利的記載。

　　時下藝術市場的重要中介拍行在宋代也已出現(xiàn)。宋人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曾這樣載道：“張侍郎典成都時，尚存孟氏有國日屏衣圖障，皆黃筌輩畫。一日，清河患其暗舊破損，悉令換易。遂命畫工別為新制，以其換下屏面，迨公帑有舊圖，呼牙儈高評其值以自售。”此處的“牙儈”即是書畫交易中的中介人，他們的行為可以說是今天拍賣行之濫觴。二者實質(zhì)相同，后人僅僅使其規(guī)模化、機制化罷了。

　　宋代的書畫流向無外乎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宮廷內(nèi)府，這是最大的書畫流向單位。早在宋初的太祖、太宗時，宮廷就有書畫搜求活動，至宋徽宗時，宮廷收藏已蔚為大觀。成書于宣和年間(1119～1125年)的《宣和畫譜》記載當時宮廷所藏繪畫達6396件，《宣和書譜》所錄書法作品達1344件，宋徽宗的收藏規(guī)模不言而喻。二是私人收藏家群體。如楚昭輔、王溥、王貽正、蘇易簡家族、米芾父子、趙令峙、趙與勤、賈似道等，他們大多出身官宦，并兼擅書畫。三是為了裝堂飾壁而買書畫的熟食店、藥鋪、酒店以及茶坊等行業(yè)的老板們。他們求購書畫意在裝飾堂壁和供顧客消遣，雅俗共賞的作品是他們的首選。最后的群體就是一般的市民百姓，節(jié)令畫是他們的選擇對象，財力的不足與文化的匱乏使他們在書畫買賣中大受限制。

　　宋代的藝術市場中，書畫買賣形式是多樣化的，它包括店鋪交易、集市貿(mào)易和當鋪三個主要形式。這些形式適應不同的買賣群體和交易情況，既靈活又適用，同時對于繁榮書畫市場也大有裨益。當今近乎“貴族游戲”的藝術品買賣，在宋代亦然。今人李華瑞先生曾統(tǒng)計：當時的土地價格是1畝合146～2500文，大米1斗合20～300文，黃金1兩合5000～35000文(1000文=1貫)，而米芾的《畫史》曾記載唐人的一幅《散牧圖》竟然賣到400貫之多!真可謂“價值千金”。

　　我們對業(yè)已成為模糊歷史的宋代藝術市場的回顧，庶幾能對當下火爆的藝術市場有所借鑒。

　　一是宋代書畫創(chuàng)作群體的多元化。而今天的書畫創(chuàng)作群體已經(jīng)完全一元化，畫家絕大多數(shù)集中在大中城市，幾乎無人愿意回到基層去，包括念念不忘“星斗塢”“杏子坪”的齊白石。這種由社會經(jīng)濟結構裂變造成的文化格局，必然使基層書畫創(chuàng)作群體匱乏，于是基層群體的書畫渴求無法滿足，更遑論藝術市場了。在市場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的今天，這種趨勢有增無減，基層藝術的赤貧化愈演愈烈。

　　二是藝術市場中交易方式的多層次和多形式。早在宋代，先人們就已經(jīng)注意到不同階層對書畫的需求，于是采取店鋪交易、集市貿(mào)易和當鋪等多種形式，集市貿(mào)易或者當鋪基本滿足了市民百姓對書畫的需求。而早已步入現(xiàn)代文明的今天，就一般百姓而言，藝術市場猶如“海市蜃樓”，似在眼前卻不可捉摸。另一惡果也隨即而生，即造假作偽。假的書畫作品廉價實用，自然大有市場，以至于泛濫成災，終導致赫赫有名的老牌拍賣行佳士得也退避三舍，禁拍中國書畫。嚴峻的市場現(xiàn)實對中國書畫的負面影響在若干年后定會凸現(xiàn)，利益的驅(qū)動使得人們難以平靜、理智地思考這些問題，狂熱遮蔽了冷靜，鼠目寸光之舉時有發(fā)生。

　　三是藝術市場存在的基礎——廣泛而穩(wěn)定的藝術品消費群體。20世紀90年代，中國初期的藝術市場基本以旅游市場為依托，以海外游客(大多數(shù)是華裔)為主要服務對象。十幾年過去了，中國的書畫消費群體并無太大變化，現(xiàn)存的消費群體大多基于一種商業(yè)投機目的，他們把投資書畫看作一種商機。一旦情況有變，他們立馬就會收兵改行，另尋商機。如此狀況揭示了當下藝術市場缺乏一個健康的、可持續(xù)高效運轉(zhuǎn)的市場體系，它好像一個處于襁褓之中的嬰兒，弱不禁風，風險無處不在。

　　歲月悠悠，中國的藝術市場畢竟在艱難中進步。歷史就是如此，愿意跟著走的，它拉著你走;不愿意跟著走的，它就推著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