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赳赳。他不像個記者、編輯、撰稿人。要不是年齡差異，他活像我的哪位中小學同學，站在弄堂口或者隨便什么地點，煽動他的厚嘴唇，隨口和我談起毫不相干的各種話題，彼此不必介意通常需要介意的世故。他好奇，聽到任何他以為有趣、有料、有觀點的話，立刻跟進；他也容易感動，近年幾個飽受嘲罵的電影，他看過，立刻來電話，唏噓慨嘆，說他哭了，要我也去看——正好我也是容易給電影弄哭的人，而且真去看了——就這一層，他太不像記者了：如今各報記者多么有見識啊，能對一部電影輕描淡寫說兩句，不譏笑，已屬稀罕。我不想說挑剔、挑刺、職業性冷漠等等是記者的通病，但赳赳即便不做這一行，也會是個例外：他無可掩飾地善良、易感，從七零后開始，性情單純的個例，而且過了而立之年依舊單純，概率增多了，赳赳正是其中一位。

        我也喜歡讀他的稿子。《新周刊》幾乎每期更換的話題，都有他的議論，雖不免三二急就章，但一讀而過，我總能得到兩項以上見解，使我想想，以為有識見，說得好。譬如他談論當代藝術，不算批評，更不是捧場，卻也如我哪位聰明的同學那樣，又如擅長評點事相的快嘴，忽然，說出精彩而有趣的斷語，感覺很準確：太多了，以至我難以舉證，總之，反而在職業當代藝術批評家那里，我毫不記得曾經讀到過什么可以稱之為意見的意見了——赳赳是個詩人。這又是奇怪而當然的事：我知道不少記者原是文學的寫家，或者詩人，為謀飯，出來記者一下子，結果成了職業。我不懂詩，我知道赳赳給我他的詩集，預先已經失望，不指望我能給予批評或叫好，但他還是怯生生地，然而誠懇地——帶著大概詩人才會有的那種過時的誠懇——將詩集遞給我。

        寫過詩的記者，其實，下筆不同的：雖然我說不出是怎樣的不同。

        所以我有時私下會將才寫好的稿件給赳赳看，指望他給我意見的。他會給的：我樂意和赳赳玩，因為他真。他要是夸獎我的文字，也很真，而且有點愣：去年頭一次寫長篇游記，關于拜占庭的土耳其。他讀了，很認真地說：為什么我到以色列寫不出印象呢？一點也寫不出。這使我驚異，同時慚愧：我大概寫了太多印象吧？然而接著赳赳讓我吃驚了：他說：行了，以后別給我讀那種游記，別給我讀。

        近時赳赳醉心國學——不是世面上那種，而是易經的哪個卦，先秦的某句話。正像他被電影惹哭，他顯然真的被震住了，熱切地解釋，像是普天下才剛發現的真理。我有時不在聽他說話，只是想，我喜歡這個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