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赳赳。他不像個記者、編輯、撰稿人。要不是年齡差異,他活像我的哪位中小學同學,站在弄堂口或者隨便什么地點,煽動他的厚嘴唇,隨口和我談起毫不相干的各種話題,彼此不必介意通常需要介意的世故。他好奇,聽到任何他以為有趣、有料、有觀點的話,立刻跟進;他也容易感動,近年幾個飽受嘲罵的電影,他看過,立刻來電話,唏噓慨嘆,說他哭了,要我也去看——正好我也是容易給電影弄哭的人,而且真去看了——就這一層,他太不像記者了:如今各報記者多么有見識啊,能對一部電影輕描淡寫說兩句,不譏笑,已屬稀罕。我不想說挑剔、挑刺、職業性冷漠等等是記者的通病,但赳赳即便不做這一行,也會是個例外:他無可掩飾地善良、易感,從七零后開始,性情單純的個例,而且過了而立之年依舊單純,概率增多了,赳赳正是其中一位。
我也喜歡讀他的稿子。《新周刊》幾乎每期更換的話題,都有他的議論,雖不免三二急就章,但一讀而過,我總能得到兩項以上見解,使我想想,以為有識見,說得好。譬如他談論當代藝術,不算批評,更不是捧場,卻也如我哪位聰明的同學那樣,又如擅長評點事相的快嘴,忽然,說出精彩而有趣的斷語,感覺很準確:太多了,以至我難以舉證,總之,反而在職業當代藝術批評家那里,我毫不記得曾經讀到過什么可以稱之為意見的意見了——赳赳是個詩人。這又是奇怪而當然的事:我知道不少記者原是文學的寫家,或者詩人,為謀飯,出來記者一下子,結果成了職業。我不懂詩,我知道赳赳給我他的詩集,預先已經失望,不指望我能給予批評或叫好,但他還是怯生生地,然而誠懇地——帶著大概詩人才會有的那種過時的誠懇——將詩集遞給我。
寫過詩的記者,其實,下筆不同的:雖然我說不出是怎樣的不同。
所以我有時私下會將才寫好的稿件給赳赳看,指望他給我意見的。他會給的:我樂意和赳赳玩,因為他真。他要是夸獎我的文字,也很真,而且有點愣:去年頭一次寫長篇游記,關于拜占庭的土耳其。他讀了,很認真地說:為什么我到以色列寫不出印象呢?一點也寫不出。這使我驚異,同時慚愧:我大概寫了太多印象吧?然而接著赳赳讓我吃驚了:他說:行了,以后別給我讀那種游記,別給我讀。
近時赳赳醉心國學——不是世面上那種,而是易經的哪個卦,先秦的某句話。正像他被電影惹哭,他顯然真的被震住了,熱切地解釋,像是普天下才剛發現的真理。我有時不在聽他說話,只是想,我喜歡這個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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