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紀檢監察部門查處的貪官中，所收受賄賂的“文化含量”越來越高。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剛被一審判處死刑的原重慶司法局局長文強收受贓物中，有數以百計的名煙名酒、36件現代工藝品、9件文物、69幅字畫，曾被人稱為“超級震撼”。

　　喜好收受工藝品、文物、字畫的貪官遠不止文強一人。筆者幾年前曾去和田，當地朋友向我介紹說，和田玉近年來價格坐火箭似的往上躥，除了資本在炒作、有錢人炫耀性消費之外，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它成為了敬獻給官員的時尚禮品。文強案中，影響受賄金額認定的最大的一件禮品便屬于“雅賄”——據傳是張大千先生的一幅畫，若是真跡，市場價當在300萬元以上；若是贗品，則就值千把元。這幅畫經過數次鑒定，爭議巨大，最終由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一錘定音，鑒定稱該畫“筆墨粗俗、款字浮弱”，為一般仿品。可見，貪腐文化也與時俱進，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物質與精神生活的提高而不斷發展。十幾年前下屬給上司送禮，在香煙盒、點心盒中塞錢的行為現在看來，已是相當的老土。

　　難道這些年貪官們的文化素質真的突飛猛進，進化到棄銅臭而逐高雅了么？非也，就像孔乙己“竊書不算偷”的調調被嘲笑為狡辯一樣，“雅賄”照樣是賄賂，所謂賄賂，就是用財富去換取公權力，本質上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其性質絕不會因賄賂的物品不同而有區別，“雅賄”只是銅臭上噴上香水。官員們喜好收受“雅賄”，除有附庸風雅的原因外，還有規避風險的考量，或者對當今多數官員來說，這個考量是主要的。以和田玉成為送禮熱門為例，所謂“黃金有價玉無價”，一個官員如果收受若干金條，一旦被查處，其受賄金額很好計算，國際金價擺在那兒。可若收受一塊和田玉，其價幾何，確實不容易評估。

　　中國的送禮文化源遠流長，其中當然有正常的人情往來的送禮，但送禮文化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向有權勢的官員敬獻，其送禮的目的十分明確。在春秋時代，中國處在真正以禮儀治國的時代，那時候送禮很講究，但禮品本身的價值并不高，所強調的是禮品所傳達的社會規則，如規定結婚男方送贄禮，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即便士有錢也不能隨便給女方家送玉這樣的貴重物品。戰國時期齊國有一個賢人叫陳仲子，他的哥哥是大夫，有一次受了別人送來的一只鵝，他媽媽在他不知情時煮給仲子吃了。吃完后仲子知道這只鵝是收受的賄賂，便摳喉嚨把吃下去的鵝吐出來——我國先民是夠質樸的，給堂堂的國家重臣送一只鵝，現在怎能拿得出手？

　　縱覽史料，基本上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官場送禮文化或者直白地說是賄賂文化，到了明清兩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要知道，明清兩代的帝王可是以嚴刑峻法反貪，但現實無情地嘲笑朱元璋這種不惜把貪官剝皮的開國君主。特別是在兩個王朝的后期，行賄、受賄的花樣翻新，且把這種行為想方設法用雅致的面紗包裝。比如官場最流行的“兩壽三節”送禮，本來就是下屬給上司行賄，可一旦選在老爺、太太的生日以及新年、端午、中秋三大節日，似乎就顯得溫情脈脈，富有人情味了。其實還不是自欺欺人？那時候 “雅賄”的名堂比現在多得多，嚴嵩、嚴世蕃父子大權在握時，嚴府收羅了天下的奇珍異寶和文物古董。大盂鼎和大克鼎、毛公鼎被稱為“海內三寶”，大盂鼎在清朝道光初年于陜西岐山出土。后來被陜甘總督左宗棠的幕僚以700兩白銀購得，獻給了左宗棠。左宗棠將其送給潘祖蔭，感謝當年潘的搭救之恩——700兩銀子買這樣一個寶物，基本上屬于掠奪行為了，送給陜甘總督，也可算“雅賄”吧。張居正當了內閣大學士后，一位縣令送了他一根玉帶。張居正驚呼：“這腰間的白玉，尤為殊異珍貴，這樣的寶物，從哪里得來的？”恐怕不是一個縣令所應有的。在晚清的琉璃廠，一些古董店的老板專門充當官員行賄、受賄的橋梁，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專業洗錢公司。比如一個下屬進京花1萬兩銀子在某店專門買一幅仿造唐伯虎的贗品，送給某大官。這大官和店老板彼此合作多年，他讓仆人拿著這幅畫來店里，店老板退給他9000兩銀子。如此，店老板得了1000兩手續費，大官有9000兩進賬，而那幅贗品，即使將來追查下來，也不值幾個錢。

　　明清兩代為何賄賂文化如此發達？關鍵原因是這兩個王朝的集權和專制水準遠邁前代，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當權力高度集中而制約和監督跟不上的話，那么取悅權力的手段必然層出不窮，不斷升級。“雅賄”無非是各種升級版而已。

　　不過，那時候“雅賄”的收受者還多是科舉出身，是真正的文雅之士，如嚴嵩父子都是大才子，張居正、左宗棠就更不用說了。而今收受“雅賄”的官員，我超級懷疑他們沒幾個人真正懂得文物珠寶，能明白文物珠寶所傳達的文化信息。這樣看，即使是“雅賄”的水準，離傳統尚有不少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