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盲流”道士王圓箓在公元1900年純屬偶然地發現了藏經洞以來，敦煌成為中國文人說不完的話題。100多年來，敦煌的厄運與幸運，以及與此相關的功勞與罪責，一直在回顧、檢討和追究之中。而有關敦煌的報告文學(如徐遲的《祁連山下》)和影視節目，雖然使公眾關注敦煌，但在某些方面似乎給敦煌以及在敦煌工作生活的知識分子添加了太多戲劇性，使百年敦煌更顯云遮霧罩。

　　余生也晚，無緣與王圓箓、斯坦因那一代人相見。但我幼年時期在父親書房里見過向達和張大千，而高一涵、于右任、張維、范振緒、魯大昌等人都是我父親的老友，所以不止一次在家里見到他們，并聽他們談論敦煌。和常書鴻、段文杰以及上世紀50年代以后到敦煌工作的學者和畫家一樣，我對這些敦煌的開拓者一直懷有敬重之情(還有一位不該忘記的甘肅學者何樂夫，也對敦煌學的發展貢獻了力量)。

　　畢可、高爾泰、何山都是我的朋友，我認識畢可、高爾泰是在1956年前后，我在甘肅省文化局美術工作室，高爾泰是蘭州某中學的美術教師，我們常在美術活動場合見面。反右派以后，高爾泰被發配到酒泉夾邊溝農場，我被發配到玉門花海農場，能從那里生還的人算是洪福齊天了。我最后一次見高爾泰是在“文革”中(1972年)，記得是在蘭州省干部招待所，他到蘭州是聯系印刷一批農業科技宣傳掛圖。他讓我看他的那些圖稿，匆促交談近況，同是河西農場生還的人物，難掩彼此唏噓之情。

　　50年代中期，畢可從沈陽到蘭州，正打點行裝準備去敦煌工作。我們在蘭州橋門街美術工作室那個舊樓上喝茶，看我的連環畫稿，談論敦煌藝術，我們“一談傾心”，于是他邀我一同前往敦煌——幸虧我沒有去，否則難說與畢可同樣下場。“文革”后我去敦煌，打聽老友的消息，我得到的是他的墳墓的位置——在莫高窟對面的沙丘上。我在夕陽下尋找他的墳墓的心境，成為我重新認識和思考敦煌時難以排除的陰影。

　　陳克儉的繪畫才能在蘭州美術界盡人皆知，他不喜張揚，老實而拘謹。正因為如此，他的死造成蘭州美術界極大的震動。在目前條件下，陳克儉遭誣陷致死的來龍去脈很難說清楚。這再次使我想到歷史檔案公布的必要，我相信在有關案卷中會有一些令人震驚的材料。

　　我認識何山較晚，是在“文革”后期(1972年)我們同時被借調到甘肅省文藝工作室參加美術創作學習班。后來留在省文藝工作室工作，聽說他與那里的干部搞僵了關系，離開甘肅。在高爾泰和蕭默的文章里，何山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現，但我倒希望他寫出他自己的敦煌回憶，例如“文革”中領導層的活動內幕之類……那將引發新的波瀾，并進一步增進人們對敦煌的了解。

　　蕭默是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同事，從1980年代初開始共事。我們先后退休后見面少了，但我一直注意他在學術活動方面的信息。

　　前幾年《讀書》雜志發表旅居國外的高爾泰有關敦煌的回憶，讀后覺得不是滋味。論文筆和文章傳遞的個人感情，他的文章挺感人，但對于客觀了解有關敦煌的人們的真實歷史，則似意有未盡。后來先后讀了雒青之的《百年敦煌——段文杰與莫高窟》和蕭默的《一葉一菩提》，這兩本書雖然體例、角度不同，但他們從不同角度回顧和觀察敦煌歷史，對于了解真實的敦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補充。

　　對雒青之書中一些有關歷史的議論，專家們有不同的看法，但《百年敦煌——段文杰與莫高窟》記述的重點是敦煌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長段文杰。雒青之從王圓箓寫到斯坦因、伯希和、羅振玉、王國維，再到張大千、于右任、郭元亨、常書鴻以及所有與敦煌研究所的建立、發展有過關系的向達、高一涵、張維、王子云、魯大昌、范振緒等人。

　　蕭默的《一葉一菩提》與高爾泰的回憶屬于同一類著述，不但回憶他們在敦煌的生活與見聞，記述了在那個特殊年代的敦煌，而且深入個人內心感情。他們的書出版以后，引起一些批評和爭論，問題就在于他們的敘述、結論與人們習聞的敦煌有所不同。我覺得他們的回憶多少融有個人感情色彩，但這既不可避免，也不能成為否定他們著作的理由。

　　常書鴻是敦煌文物的守護者，他為敦煌貢獻了一生最珍貴的年華，甚至婚姻破裂也不為所動。在回憶和記述敦煌的文字中，人們對他的貢獻作了充分肯定。但他作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領導干部，對“文革”前那些政治運動對敦煌知識分子遭受迫害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畢可的遭遇，是“十七年”中敦煌人危難處境的極端例證。整治畢可的手段不僅冷酷，而且卑鄙。“文革”結束后，敦煌研究所的大多數人反對常書鴻繼續留任，這成為他離開敦煌的主要原因。應該說，甘肅省相關主管部門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是做得比較符合人心的。對于段文杰在常書鴻之后在敦煌的“撥亂反正”，雒青之的書中有充實的材料。段文杰在具體工作上不可能沒有缺點，但為了某些缺點，為了個人恩怨，為了肯定常書鴻而貶抑段文杰，不符合敦煌的歷史真實，也不符合大多數敦煌人的真實心態。

　　我在甘肅的時候，聽到過許多有關敦煌人在歷次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磨難的信息，但并不了解其間細節。高爾泰和蕭默的回憶在這方面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我覺得他們的回憶在整體上如實反映了那一段特殊的歷史情境。而且他們的經歷和心情遠遠超越了敦煌，從敦煌看到的是中國，從敦煌人看到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實際遭遇與表現。

　　近來媒體和網絡熱議“高蕭之爭”，在我看來，兩家有關“文革”中敦煌人事細節記述的差異，可以說不值得討論。但一個人在政治運動中的表現，特別是對同事和友人的“檢舉揭發”卻不能以“細節”視之。在告密成為一種文化傳統的中國，揭開告密的黑幕，比為了息事寧人而繼續遮掩更有必要。

　　“文革”結束后，心存余悸的蘭州美術界人士對高爾泰的戒備態度，使我想起廖冰兄的漫畫《四兇覆滅后寫此自嘲》——心有余悸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設限。西北師范大學美術系經歷過那個年代政治運動的教師們，曾經公開表示不可接納高爾泰。在2010年的“高蕭之爭”中，高爾泰說了一句真心話：“我要請讀者相信，我沒有那么壞。”誠哉斯言。在我印象中，高爾泰是一個外型厚實、面容開朗的人。有關他的負面印象顯然與那個令人窒息的年代有關，西北師大藝術系的老師們所表達的實際上不是對高爾泰個人的恐懼，而是對極權統治的恐懼。

　　我敢于在敦煌問題上插嘴，既不是因為掌握了足夠的事實，也不是因為具備足夠的學識，而是因為我曾接觸過前述書文提及的幾乎全部與敦煌有緣的人物，并且像他們一樣，有在荒漠風沙中生存的經驗。在21世紀已經過了好幾年的今天，我不知道世界上還剩幾個有我同樣經歷的人。這種經驗使我對所有曾在那里生活和工作過的人(不論他在學術和人際關系上持何種態度)都懷有親切感和敬意。而這種感情是與對一切鎮壓、告密、迫害的深惡痛絕同時存在的。

　　對于整個中國的嚴酷歷史而言，敦煌可以說是渺滄海之一粟。敦煌人的苦難和敦煌“階級斗爭”之嚴酷復雜，更無法與那些中心城市的大學、科研單位相提并論。而正是由于敦煌知識分子未泯的歷史責任感和道德良知，讓遠離敦煌的人們得以接近當年的歷史。但愿在有生之年看到更多逼近個人內心的回憶與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