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飛云臨摹的戈雅作品　

　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油畫院主辦的兩個大型油畫展“回到寫生”和“面對原典”目前分別在中國美術館和中國油畫院美術館展出。徐悲鴻、吳作人、董希文、潘玉良、羅工柳、詹建俊、靳尚誼等上世紀留歐、留蘇畫家以及艾軒、劉小東、陳文驥等當代中青年畫家共百余人的“作業稿”——寫生和臨摹作品，首次集中與公眾見面。

　　本次展覽第一次以三代油畫家今昔對比的形式，集中梳理了80年來中國油畫家的寫生史和臨摹史，試圖從油畫創作的這兩個基本點“尋源問道”，同時審視寫生與臨摹本身的美學問題。展覽開幕前日，參與展覽策劃的陳丹青接受了媒體記者采訪，就兩個展覽談了自己對油畫創作中“寫生”和“臨摹”的看法。

　　缺乏寫生實踐 使中國寫實繪畫了無生氣

　　“回到寫生”展覽將目光鎖定到傳統寫實繪畫群體，展覽作品選取標準不涉及任何觀念，“臨場的寫生”是判斷參展作品的基點。陳丹青表示，這樣做不是為了推出某種風格、某個群體或者某個畫家，而是希望人們從三代油畫家寫生實踐的變化中去反思中國寫實油畫的現狀。

　　從民國時期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油畫家都把寫生看得十分重要，在特殊時期，寫生甚至是給予畫家自由與自尊的難得途徑。如今寫生實踐式微，在陳丹青看來，除了現代攝影技術可以為畫家提供便利之外，封閉的教條被打破、西方藝術觀念的涌入等都是重要原因。但是，回到中國寫實繪畫的范疇內討論問題，諸多悖論現象又很值得反思。

　　陳丹青說，很多中國油畫家推崇西方大師寫實作品的現代性，但卻不曾意識到人家對寫生實踐的堅守，自己的“寫實”很少源自寫生。另一個錯位的現象是，中國寫實畫家占職業畫家半數以上，而在院校系統中接受寫生考試和課程訓練的學生則更是數量龐大，但是寫實畫家多不寫生，學生一旦離開院校就快速進入謀生體系，尋求風格化與圖像化的捷徑。

　　職業畫家都很清楚，缺乏寫生實踐是當前中國寫實繪畫圖式窮竭、了無生氣的深層原因。但是回到寫生，又不得不面對寫生之難、寫生之繁。陳丹青說，一幅印象派風景臨場寫生的難度遠勝于移挪照片的宏幅巨制。在可以用照片避難就易，可以用新材料、新觀念作為權宜之計的時候，甘于默默進行寫生看起來是脫離時代的愚蠢選擇。

　　在陳丹青看來，寫生的實踐是畫家與自然、社會和生命密切接觸，需要情感投入的一個過程和一種氛圍。而如果把問題放在世界油畫發展的視角來看，相較于西方油畫大師，即便中國第一代油畫家的寫生作品也仍有不足。在當今畫家繪畫圖式令人厭倦、自感后勁匱乏的時候，相對于空談“中國油畫”，回到寫生是重返繪畫本體的一條路徑。

　　忽視臨摹 就不能真正體悟經典

　　和寫生面對當下現實生活不同，臨摹要面對的是歷史和經典，西方一些油畫大師成名之后甚至直至晚年都還要臨摹前輩經典。陳丹青說，很難想象上世紀30年代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吳作人這些當時的年輕人經由怎樣的申請、如何進入西方美術殿堂、又是懷著怎樣的激情臨摹那些傳世經典的。他回憶說，至少自己31年前在中央美院美術館倉庫第一次親眼看到羅工柳、林崗、李天祥等留蘇學生的臨摹作品時感到十分羨慕。

　　臨摹看似不如創作富于個性價值，但只有一筆一筆動手解讀那些原作的時候才會發現臨摹有多難，才會對經典的藝術創作有更多體悟。在陳丹青看來，和寫生實踐匱乏相比，中國油畫的另一個問題是對“臨摹”的關注和研究不足。臨摹不僅是一個繪畫學習與訓練的過程，它本身還具有十分豐富的歷史意味。陳丹青說，據他所知，本次“面對原典”展覽中的許多留洋畫家的臨摹作品過去50年長期存放在各地美術機構的倉庫中，大多青年學生和研究者從未看過，甚至不知道這些作品。

　　陳丹青認為，從某種角度說，中國的美術史不啻是一部臨摹史，代代在臨摹、傳承前輩的基礎上生發、延展，書法藝術就是最為典型的代表。具體于中國油畫而言，臨摹的性質是什么？不同時代的中國油畫家臨摹的動機是什么？臨摹對于自身油畫創作的影響又是什么？如同西方文學翻譯史值得研究一樣，油畫臨摹的這些問題仍待厘清。

　　陳丹青說，從一個畫家的角度來說，如何看待寫生和臨摹是非常個體的事情。但是集中呈現三代中國油畫人的寫生與臨摹作品，目的在于為中國油畫家提供一個整體反觀自我的鏡鑒。展覽不是要將什么觀念強加于人，只是面對那些人們懶于提及或者難以言說的基本問題，希望找回一種清理與反思的誠意。(記者 朱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