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趣（國畫，90×33，1978） 吳作人

　　吳作人出生在本世紀初的一個書香門第，祖籍是安徽涇縣人才輩出的茂林村。祖父吳平疇遷居蘇州，是當地著名的花鳥畫家，不幸早亡。父親吳慰萱是康、梁改良派信徒，遭人毒害暴死。遭此厄運，從此家道中落，一門婦孺難于謀生。青少年時代的吳作人是在坎坷、凄寂、困頓中成長的。然而，他稟賦獨厚，富藝術靈氣，又有志氣，既親嘗世態的炎涼，又善察自然生態的機運，多才多藝，感情橫溢。嚴格的家教和嚴酷的生活使他在幼小時就懂得生活的意義，自中學時期始就熱心社會活動。出于堅定不移的志愿他終于邁出了人生關鍵的第一步，毅然放棄已經準備就學的國立南京中央大學建筑系，決定改學響慕良久的美術，考入由田漢主持的上海藝術大學美術系(后改為南國藝術學院)，并參與南國社的戲劇、音樂運動。他從此跨進了一個文藝新天地;莎士比亞、雪萊、拜倫、易卜生、王爾德等文學巨匠向吳作人展示了一個新鮮而奧秘的西方藝術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在渴慕已久的徐悲鴻門下，開始切實地鍛煉素描造型基礎，同時深深感受到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的華光，仰慕古希臘，直到十八、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名師巨匠的業績，確定了自己的目標和努力方向。從西學入手，領悟造型藝術的真締，隨即赴歐學習，師奉比利時獨樹一幟的寫實主義者王家美術學院院長巴斯天教授，打下了扎實的油畫造型基礎。巴斯天的藝術功力直追倫勃朗，其油畫藝術富于印象派的光色效應，體現出鮮明的寫實新風格。他是社會黨人，思想進步，為人耿直，對東方藝術很有研究。他對吳作人在學習時期的油畫就有這樣的評論：“你的油畫既不是弗拉曼傅統，當然也不是中國傳統，而是充滿了自己的獨特個性。”這個性正是兼備著根深葉茂的中國文化清雅而醇厚的特性，又得廣泛地賞鑒西方藝術盛世的大家名作，不泥古，不泥洋，恰好融會貫通，成為自己的血肉。吳作人繼承中外古今，創造自家的風貌，于此可見一斑。

　　吳作人是少數勤于人物創作，并以勞動為題材的歐洲留學生之一，早在學習之初，就提出“藝術是‘入世’的，是‘時代’的，是能理解的”，“親嘗水之深，火之熱，醉山海明晦之幻，懾風雷之震，悚喚號之慘，享歌舞之歡狂……不離現實生活，寫人之至情，是人世之作，誰能不理解?”留學后回國，他又得出結論：“一件藝術品就是它能夠表現一個民族，表現一個時代，表現一個環境……;惟其因為他有這些要素，才可以從一種藝術品里看到一個民族，看到一時代，看到一個環境……。所以藝術的動向是絕對自然地，也是必然地跟著社會在轉移，同時轉移著社會……。只要藝術家有了充分的心靈和技藝的修養，到處都流露出時代的呼聲。”吳作人有深入而廣泛的藝術實踐，對藝術理論也有獨到的見地。“藝為人生”是他的基本觀點，他認為：“藝術體現人的靈魂，不能脫離人生。”又說：“藝術與科學是人類文明的兩大支柱，人用以前進的兩條腿，缺一不可的”。此外，他對審美理想和藝術方法等方面還有許多精辟的論述。這些理論是從生活實踐和藝術實踐中獲得的，理論指導著他的實踐，實踐又證實了理論。

　　吳作人的藝術到他的盛年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他在跋涉青藏高原深入蒙藏人民放牧生活中，在廣漠大氣的懷抱中，發覺到中國水墨的語言更能表達自己的心境和意向，中國畫作為中國的文化現象有它不可代替的藝術特色。通過創作實際，他現在進一步領會并掌握了民族繪畫的審美特征，造型嚴謹而筆墨灑脫的奔 和牧駝產生了，氣勢宏偉而抒情寫意的雪原風情立即博得了美術界的交口稱贊。人們當時可能還來不及領悟到這些水墨畫為什么這般動情，到后來才明白吳作人行萬里路所尋求的不只是在生活中寫生而已，更重要的是要求索怎樣使他的藝術內涵更好地反映中華民族悠長而深厚的情感。還在浩茫邊陲作“苦行僧”的途中，他在莫高窟考察了曾經望眼欲穿的祖國藝術瑰寶，臨摹了那里的壁畫，通過細心的體驗，更加堅定了一定要很好地繼承民族繪畫傳統用以表現現代生活的決心。這個宏愿，到五十年代終于作到重點轉移。在四十年代，他以油畫和水墨并舉，油畫的民族化，此時已略現端倪。到五十年代，他以中國畫創作為主，作品完全趨于成熟;風格英姿灑脫，舉簡治繁，風清骨峻，以氣質勝人。此時的油畫則達爐火純青之境，更加富于民族氣派。吳作人在五十年代進一步深入民族藝術的研究，系統勘察了炳靈石窟和麥積山石窟，撰寫了勘察紀略，對馬王堆漢畫和北齊壑壁畫都有專文闡述。同時他又多次出國考察，對印度繪畫尤有研究。他的考察研究方針，簡言之就是縱以繼承，橫以借鑒，博采廣收，以充實自己的學養。

女人體 1933 素描 51.2×68.5cm  吳作人

　　書法是他鍛煉筆墨的日課，籍以抒發胸中逸氣，行草激賞兩晉、隋唐，功底則求石鼓鐘鼎，用淡墨書寫自己的詩作條幅，如碧蘿春茗一般淡泊怡情。速寫也是他的日課，尤其在旅途中更是手不停揮，大量的速寫提供他創作的第一手素材，它既是生活和藝術作品之間的橋梁，許多速寫(包括淡彩)本身就是藝術成品，它的特色是生活氣息濃郁和運筆的收縱有度。他用方棱炭精筆畫出羊毫的筆墨意趣，在披漓皴擦之間深蘊著民族繪畫的情致，足見他對傳統繪畫技巧的深刻領會，畫法工夫的切實。曾記得五十年代在他家中的晚畫會“十張紙齋”上，他相間用毛筆和炭精筆作速寫，兩者互相發生影響，加強了毛筆的造型表現力，在炭精筆中則注入了寫意的意趣。

　　早年的家庭教育，使得吳作人深受古文學、經史之學的薰陶，熟讀《詩經》、《離騷》，唐宋詩詞，旁及諸子百家的學說，當時雖未必通曉，學習不輟，乃奠定下深厚的文化基礎，及長便時隱時現地融會貫通在藝術創作之中。儒家的務實精神和道家的空靈逸氣，相左相右，道乎中庸，造就他在水墨畫上善寓教化于清雅的抒情寓意，且時有哲理性的闡發。對于中國文藝理論，獨喜《文心雕龍》的情理精湛，對古希臘以遠的西方藝術一脈相承的現實主義源流， 信事物歷史唯物辯證發展的真理。他在中學時期接受了正規的現代科學基礎知識，此后始終對各門類學術有廣泛的興趣，因此開闊了思想境界。熱中美術者往往與自然科學無緣;而吳作人卻對天文、地理乃至原子能都有很大的興趣。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名兼容美術和工程的建筑師，當然也會是很出色的。就與科學結緣這一點說，他似乎可以追隨文藝復興大師達·芬奇。他的治學特點正在于知識領域廣，思想豁達開放，善于觸類旁通，把廣泛的知識融匯一爐，并自然地、曲折地影響到后來的繪畫創作。就文藝領域而言，除了精于詩詞，又博通昆曲，特長擫笛，又偏愛蘇州彈詞。這些高層知識界和平民界的雅和俗的傳統文藝，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他的藝術氣質。他的詩詞清幽沁胸，發人深思，擫笛抑揚，頓挫激昂，瀟灑放逸的情愫，在他的許多水墨畫上化為可視的無聲奏鳴。

　　吳作人是卓越的美術教育家，數十年辛勤耕耘所培養的人才遍布全國，發揮著建設新中國美術事業骨干力量的作用。他又是深孚眾望的美術活動家，不但提攜美術后生平易近人，不少知名的文藝界人士，并有科技界的佼佼者，都和他結為探討學術的摯友。

　　為了促進東西方文化交往，吳作人在耄耋之年還多次抱病赴國外舉辦畫展，遍訪歐、美、澳及南亞等洲的許多國家，進行考察，作學術報告。他的藝術博得國際上的聲望，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化在美術上的一個折射。他的作品鮮明地體現著傳統的涵養和現代感情。

　　為了進一步提攜后輩，他以自己的藝術勞動所得，設立“吳作人國際美術基金會”，獎勵且資助國人和海外華僑、華裔中優秀的美術家從事創作與研究工作，推動其有益的美術活動，以發揚優秀的中國文化，促進現代中國美術的發展。他說：“我是過來人，深知在藝術道路上有許多艱難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勞動籌集資金，為后來者提供一些機會和創造一些條件……”他的這個宏愿，現在已經在實現。

　　遠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國的美術家尤其是水墨畫家，普遍重視文化素養，在磨煉技藝的同時，無不潛心學術，以廣博的學識增益其才智，最終使此種學養得以在筆下流露，從而在藝術上體現出書卷氣和學術性的大家風度，自文人畫肇始，則以詩文琴棋等列為不可缺少的畫外功。自十九世紀以后，由于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的影響，更由于五四運動的直接薰陶，當代的中國畫家凡可稱大師巨匠者，都必具博大胸懷與民主、科學的精神，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其藝術作品無不體現出深遂的學養和豁達的理想。吳作人先生對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都有廣泛的修養，他博覽群書，學貫中西，既熟悉古代經史典籍，又通曉近代自然科學，善詩詞，諳音律，且投入美術考古，關注古文化研究。后期更自覺地以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運用于文化工作中，得出自己的闡發，這在藝術家中是很少能做到，而吳作人先生正是這樣一位自覺地追求中華民族藝術走向現代化的身體力行者。他是一代文化先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