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瀾，1953年出生于北京。1980年調入中國日報社任攝影部主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體育攝影學會副主席、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學術委員?！吨袊鴩业乩怼冯s志顧問、《大眾攝影》和《人民攝影報》編委。參加過唐山大地震、老山前線、抗洪救災等突發性新聞采訪和全國人大、政協、各國首腦訪華等重大國事及亞運會、奧運會等新聞報道。多次擔任全國影展、國際影展、新聞影展及中國攝影金像獎評委。

 王文瀾

　　小澤征爾 1983

 　　唐山大地震被埋壓13天的盧桂蘭獲救 1976

　　四五運動 1976

　　上海1991

王文瀾 攝影就是生活本身

　　王文瀾是喜歡琢磨事情的人，一個籃球架在他眼里也是個有意思的東西。每個籃球架都暗含著與人、與周圍環境的關系。他見過一個籃球架在村口站著，周圍全是荒草;也看見某個籃球架下面一片汪洋，鴨子在水上游……

　　30年前，王文瀾在《解放軍報》做攝影記者的時候，他想的可不是這些。他希望拍重大題材，遵循的也是攝影為宣傳服務的觀念。他當時還默默無聞，直到1976年。

　　1976年1月，周總理去世的消息一傳出來，王文瀾泄了氣，他父親在文革時被打倒進了牛棚，他覺得父親一點希望都沒有了，“都知道總理是保護老干部的，他一死，我爸的問題更沒指望了!”王文瀾帶著這種情緒，也沒有向報社領導打招呼，就拿著相機去了天安門廣場，“我只是樸素地覺得，這些場景應該被記錄下來，但記錄下來有什么深遠意義，那時的我還沒有想。”

　　王文瀾是穿便裝進天安門廣場開始拍的，他拿著很老很破的機器，各大媒體專業記者都不允許到天安門廣場拍照，在廣場上拍照的基本都是業余攝影愛好者。

　　1976年的清明節，王文瀾隨著長安街上悼念周總理的人群來到堆滿花圈的天安門廣場，這一天，北京有近百萬人聚集到天安門廣場為周恩來敬獻花圈，并在紀念碑前朗誦和抄寫詩詞。為了找到更好的拍攝角度，一向行事謹慎的王文瀾不顧一切地爬到了華燈上，對著下面人山人海的廣場按動快門，相機成了他發泄感情的工具。

　　四五運動第二天，鄧小平被打倒，運動也被宣布為反革命事件。膠片就這樣一直放了兩年。直到1978年，中共北京市委為1976年4月5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平反。這一天，在剛剛復刊不久的《中國青年報》頭版，登出了一張事件發生當天的照片，這張照片正是王文瀾當時在廣場上冒險拍下的。

　　后來，王文瀾又拍攝了唐山大地震、老山前線等題材，直到他去了中國日報。

　　王文瀾去的時候，《中國日報》1981年剛創刊，這是1949年以后中國的第一份英文報紙。它面向的讀者多數是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外國人。這份直到現在仍然是中國最大的英文報紙打開了他的眼界。

　　《中國日報》在80年代初期，就開始把圖片放得很大，而且是老百姓生活的圖片。這些照片不一定是某個重大事件，或重大活動。

　　不久，美聯社記者、攝影家劉香成開始注意到了這張報紙上照片的與眾不同，幾乎每天都能在第一版看到幾張有關中國人普通生活的照片，這在當時的其他報紙上是不可能看到的。劉香成很想認識一下拍攝這些照片的人。

　　1983年年底，劉香成即將被調往洛杉磯工作，臨行前，劉香成騎著他的長江牌摩托車來向王文瀾告別，并給他帶來一本自己剛剛出版的作品集《毛以后的中國》。王文瀾僅僅看到書名就感到非常意外。

　　王文瀾說，他看到劉香成的《毛以后的中國》，覺得后脖埂子被擊了一下。他發現，其實，從平凡小事情入手也可以把握到大意思，大題材。攝影記錄生活，本身也是生活。突發性事件、決定性瞬間畢竟是罕見的高潮，瞬息即逝，可遇不可求。生活的大部分是平平淡淡，柴米油鹽，但在這些司空見慣，熟視無睹中卻蘊涵著無窮盡的潛能。

　　于是他也把鏡頭對準了社會生活。他覺得需要一個載體承擔他對攝影、對社會人生的理解。他拍了人，拍了花草樹木，這些他都不滿意，他每天騎著自行車到處去攝影，后來他發現自行車正是他要找的載體，自行車太普通了，它可以去任何地方，和任何東西搭配。

　　王文瀾說，拍攝車上邊的人他怎么在生活的，拍攝的其實也是一種生活狀態。是反映了騎車人生活上的情趣，因為中國人從小都是在自行車上長大的，拍攝的也就是形形色色的中國人的狀態。

　　《自行車王國》系列里，一大堆的自行車構成了中國的群像。這個題材，王文瀾連著拍了很多年。

　　1985年，王文瀾和他的三位同胞兄弟聯袂在中國美術館推出了一個規模較大的展覽《廣場漫步》。這是一個以天安門廣場作為背景的攝影，已經完全不是從前高大全的宣傳攝影的模樣。

　　攝影評論家鮑昆在數年后評價說，以王文瀾為首的王家兄弟們的這次攝影展，遠遠超出當時攝影界水準之上的攝影紀實能力，“他們將一個完全政治性的廣場拍得活色生香，充滿人間凡俗的溫馨之氣。這個廣場在王氏兄弟眼中，是一個包容萬象的舞臺。國家慶典的歡騰游行、軍事鋼鐵的夜間演練、白天情侶們的情意依依、晚間遛鳥的北京爺們兒們，以至于金水橋上的大碗茶攤檔和廣場上五光十色、千姿百態的戲耍游戲，都以活潑生動的影像全景式地呈現了。一個堅硬強大的政治廣場在這些影像中消解，人民主人的概念凸現出來”。

　　直到現在，王文瀾在拍攝的時候，依然關注的是社會中間人和人的關系。他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把攝影看成是很儀式化的事件了，隨時隨地他都在思考在攝影，攝影就是他的生活。

　　王文瀾拿出他剛編的一本叫《百名攝影記者聚焦中國 1949-2009》的圖集給記者來看。在這本圖集里面，有自由攝影師也有體制內的攝影師。除了解海龍的希望工程大眼睛外，許多作品是記者本人所陌生的，如1951年青海農民在選舉農民協會委員;數學家華羅庚在桌子前工作，他穿著西裝，風度翩翩的樣子;老舍在1963年的春節團拜會上抽著煙，那時候他還沒死，臉上還洋溢著幸福……

　　對話

　　優品：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喜歡上攝影的?

　　王文瀾：我父母從蘇聯帶回的照相機，那時候拍照片用的膠片，是從“代代紅”電影膠片上剪下來的，從里面抽出1.5米自己一纏，就相當于135相機一個能拍36張膠卷的長度。相紙，買的是印著毛主席像的白紙邊，1斤兩塊多錢，一次買半斤。家中的小儲藏室掛起個紅燈泡，布置成暗房。用吃飯的盤子碟子盛上顯影液、定影液。自己還做印像箱、放大機、上光機什么的，就這樣的折騰起來了，開始拍著玩。

　　優品：在您眼里，中國是個什么樣子?

　　王文瀾：一輛快速奔跑的火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