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我常常想到“偉大時代呼喚偉大作品”這一迫切的問題，“偉大”能“呼喚”嗎?

　　我：多年來，我們“呼喚”藝術大師和“偉大的作品”，說了不知多少偏離美學原則的話!我自己早在28年前首屆“茅盾文學獎”頒獎時，寫過一篇文章：《呼喚史詩的時候已經到來》，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孫犁看后大不以為然，批評我說：“史詩是‘呼喚’出來的嗎?”

　　客：吳冠中是大師，屬于我們這個時代，“吳冠中現象”與時代什么關系?

　　我：吳冠中，標志性的藝術家，他的出現是時代的驕子、民族的驕傲，人們紀念他，也是想借重他“呼喚偉大的作品”。

　　吳冠中引用梵高的話說：你是麥子，一定要把你種到麥田里去，才能生根發芽，不要在巴黎人行道上枯死!然后他說，真要搞藝術，還是要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里去，只有到自己的家鄉、自己的民族，才能搞出有感情的東西來。

　　客：偉大作品對于作者的思想能力和藝術功力應該有極高的要求吧?

　　我：極高!吳冠中與我毗鄰而居，公園散步時親口對我說：文學就是借文字表現感情的內涵。我自己一輩子筆墨丹青，步入老年后，發現繪畫造型畢竟是用眼睛看的，沒有聲音，情節出不來，恐為后人責罵，親手燒毀了200多幅畫，丹青負我啊!我本來不想學畫畫，一心想學魯迅，這是我一生的心愿。固然，形象能夠表現內涵，但文字表現得更生動。以文字抒難抒之情，是藝術的靈魂，更深刻、更有蘊藉，詩，才是藝術的最高境界。所以，越到晚年，越覺得技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內涵，是數千年千姿百態的坎坷生命，是令子孫后代肅然起敬的民族壯景。

　　他稱魯迅是精神上的父親，自己要做一個有脊梁的中國文人。說：“我堅信，離世之后，我的散文讀者要超過我繪畫的賞者。”

　　一位愧怍“我負丹青”的畫家，在文學面前卻敢言“丹青負我”，他把精神看得比筆墨更高，其目的是藝術與詩意的完美結合。

　　吳冠中所繼承的，正是代表“憂憤深廣”的“民族魂”以及中國新文化方向的魯迅精神。

　　客：中央領導參觀吳冠中畫展時表彰他“高尚的人品風范，深邃的藝術思想，不懈的藝術追求，高遠的藝術境界，卓越的藝術成就”……

　　我：而且說他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與藝術魅力。”關鍵詞：人格!藝術!

　　客：浮躁心態是創作的大敵，為評獎而創作注定與杰作無緣。

　　我：一次和一位作家交換看法，問我目睹文壇之怪現狀，我說，四句打油，恕我不恭：“作家要表現，領導要宣傳;大眾要好看，書商要賺錢。”

　　吳冠中批評說：你可以調查一下，大家對他們是什么印象?他們為藝術的服務體現在哪里?他們的活動就是搞展覽、大賽、評獎。大學擴招也成了來錢的機會。我每天家里收到的雜志，多是些亂七八糟宣傳自己的，這樣搞就跟妓院一樣了，出錢就給你辦。在這樣一個泥沙俱下的環境里，空頭文藝家泛濫，好的藝術當然出不來了。

　　文藝多元化，各人心里一桿秤，但多年來，我們偏離文學談文學，偏離藝術論藝術，偏離恩格斯的“美學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發議論。恩格斯認為這兩個“觀點”的統一是評判文藝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標準”。又說：“……幾年來，在我們中間，為了黨本身的利益，批評必然是最坦率的。”還說過：“如果不從詩的利益的觀點而從人民的利益的觀點來考察的話，這種文學是多么不能令人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