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我常常想到“偉大時代呼喚偉大作品”這一迫切的問題,“偉大”能“呼喚”嗎?
我:多年來,我們“呼喚”藝術大師和“偉大的作品”,說了不知多少偏離美學原則的話!我自己早在28年前首屆“茅盾文學獎”頒獎時,寫過一篇文章:《呼喚史詩的時候已經到來》,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孫犁看后大不以為然,批評我說:“史詩是‘呼喚’出來的嗎?”
客:吳冠中是大師,屬于我們這個時代,“吳冠中現象”與時代什么關系?
我:吳冠中,標志性的藝術家,他的出現是時代的驕子、民族的驕傲,人們紀念他,也是想借重他“呼喚偉大的作品”。
吳冠中引用梵高的話說:你是麥子,一定要把你種到麥田里去,才能生根發芽,不要在巴黎人行道上枯死!然后他說,真要搞藝術,還是要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里去,只有到自己的家鄉、自己的民族,才能搞出有感情的東西來。
客:偉大作品對于作者的思想能力和藝術功力應該有極高的要求吧?
我:極高!吳冠中與我毗鄰而居,公園散步時親口對我說:文學就是借文字表現感情的內涵。我自己一輩子筆墨丹青,步入老年后,發現繪畫造型畢竟是用眼睛看的,沒有聲音,情節出不來,恐為后人責罵,親手燒毀了200多幅畫,丹青負我啊!我本來不想學畫畫,一心想學魯迅,這是我一生的心愿。固然,形象能夠表現內涵,但文字表現得更生動。以文字抒難抒之情,是藝術的靈魂,更深刻、更有蘊藉,詩,才是藝術的最高境界。所以,越到晚年,越覺得技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內涵,是數千年千姿百態的坎坷生命,是令子孫后代肅然起敬的民族壯景。
他稱魯迅是精神上的父親,自己要做一個有脊梁的中國文人。說:“我堅信,離世之后,我的散文讀者要超過我繪畫的賞者。”
一位愧怍“我負丹青”的畫家,在文學面前卻敢言“丹青負我”,他把精神看得比筆墨更高,其目的是藝術與詩意的完美結合。
吳冠中所繼承的,正是代表“憂憤深廣”的“民族魂”以及中國新文化方向的魯迅精神。
客:中央領導參觀吳冠中畫展時表彰他“高尚的人品風范,深邃的藝術思想,不懈的藝術追求,高遠的藝術境界,卓越的藝術成就”……
我:而且說他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與藝術魅力。”關鍵詞:人格!藝術!
客:浮躁心態是創作的大敵,為評獎而創作注定與杰作無緣。
我:一次和一位作家交換看法,問我目睹文壇之怪現狀,我說,四句打油,恕我不恭:“作家要表現,領導要宣傳;大眾要好看,書商要賺錢。”
吳冠中批評說:你可以調查一下,大家對他們是什么印象?他們為藝術的服務體現在哪里?他們的活動就是搞展覽、大賽、評獎。大學擴招也成了來錢的機會。我每天家里收到的雜志,多是些亂七八糟宣傳自己的,這樣搞就跟妓院一樣了,出錢就給你辦。在這樣一個泥沙俱下的環境里,空頭文藝家泛濫,好的藝術當然出不來了。
文藝多元化,各人心里一桿秤,但多年來,我們偏離文學談文學,偏離藝術論藝術,偏離恩格斯的“美學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發議論。恩格斯認為這兩個“觀點”的統一是評判文藝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標準”。又說:“……幾年來,在我們中間,為了黨本身的利益,批評必然是最坦率的。”還說過:“如果不從詩的利益的觀點而從人民的利益的觀點來考察的話,這種文學是多么不能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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