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三十三卷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精寫刻顧廣圻批校本  
1函 4冊 

      《戰國策》作為我國最早的國別體史書之一，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典籍。其書非一時一地而成，西漢末劉向編定為三十三篇，并擬定書名。東漢高誘為作注；宋時已有缺失，八大家之一的曾鞏作了訂補。及至清乾隆時期，高注《戰國策》行世者惟雅雨堂本。雅雨堂為清代著名學者、校勘學家盧見曾的室名，盧氏所刻《雅雨堂叢書》堪與黃丕烈的《士禮居叢書》、盧文弨的《報經堂叢書》媲美，歷來為藏書家所珍。

        此次驚現西泠秋拍的《戰國策》即以清乾隆雅雨堂精寫刻本為底本，經顧廣圻通篇精校，依墨色應為三次，前后歷經六年，可謂皓首窮經、深功之至。更為難得的是，作為黃丕烈《士禮居叢書》的校勘底本，此書的版本價值在校勘學史上意義非凡。顧廣圻（1766-1835），字千里，以字行，號澗薲、澗賓，別號思適居士；嘉慶諸生，穎敏博洽，經史、訓詁、歷算、輿地、諸子無不貫通，尤精校讎學，以“唯無自欺，亦無書欺；存其真面，以傳來茲”為旨，經他批校之書，因具備極高的學術價值而備受后人推崇，可品酹宋本！顧廣圻也因此與孫星衍、黃丕烈等人并稱清一代校勘學巨擘。

        在古籍收藏界，歷來有“顧批黃跋”一說。而此次亮相西泠的《戰國策》不僅直接關涉顧、黃二家，還將錢謙益、顧之逵、鮑廷博等明清鴻儒囊括其間，量級之重，當令藏界為之一震。依據卷末顧氏墨書“嘉慶八年黃蕘圃重刻此書為之校讎”，朱書“嘉慶二年四月，顧廣圻校”等字樣，溯源可知，《戰國策》為清代藏書大家黃丕烈刊行《士禮居黃氏叢書》中的一部，而此本即黃氏在刊印前請顧廣圻校讎的最終定稿。據《讀書敏求記》記載，宋刻本《戰國策》僅有安氏姚宏本、高氏姚宏本存世，并先后為絳云樓購藏。絳云樓即明末清初史學家、收藏界錢謙益的藏書樓。及至清中葉，海內珍藏的宋版《戰國策》僅有兩部存世，分別藏于“桐鄉金云莊家”和“歙汪秀峰家”，是否為絳云樓流出，尚待考證。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金氏藏本在鮑廷博的“撮合”下，最終被黃丕烈以八十金的天價購得，據考證，應為高氏姚宏本；而另一部汪氏所藏《戰國策》應為安氏本，并被后人影抄，黃丕烈曾見過的“小讀書堆所藏影宋鈔本”或以此為底本。黃丕烈購得金氏藏本后，對另一部汪氏藏本亦耿耿不寐，冀圖徐訪之。汪氏嘗云：“吾有宋刻高注《戰國策》，有人需此，當以美妾易之。”豈料汪氏溘然作古，安氏《戰國策》也由此不知所終。但黃丕烈通過比對手中的高氏姚本和安氏影宋本，判定高氏本應優于安氏本。

        本次現身西泠秋拍的《戰國策》，是顧廣圻選用盧氏雅雨堂刻本為底本，通過比對影宋本和元至正年間吳師道的《戰國策校注》所作的批校本，可謂“據姚本訂今本之失”“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末備也”“后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了了數語，磅礴之氣盡現。

        此后，黃丕烈即依此校本，命工影刻高氏姚本，重刊此書，并為之札記，為《士禮居叢書》之一。黃氏與顧廣圻原是同好，俱為一時名流。黃氏藏書之所為“百宋一廛”，即有顧氏為之作賦。從其書樓名稱，亦透出黃氏所代表的當時藏書界的“佞宋”之風。如果說清代藏書界中，標榜“佞宋”并開鑒賞風氣之先者是錢遵王的話，那么樹“佞宋”之幟并把鑒賞提高到一門學術流派的人就是黃丕烈了。黃丕烈對宋版書的研究可謂青出于藍，非但深悉版刻年代等屬于版刻形式的問題，更立足于版本文字的優劣來討論宋本之佳勝。因此他被洪亮吉舉為清代“賞鑒”一派藏書家的代表人物，后世以此為特征的藏書家莫不奉黃為宗。而黃氏如此重視顧廣圻及其所校讎之書，更從一個側面反映顧書之貴也。今日之方家，如欲涉足此間，亦當有鑒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