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手札的封面受損嚴重，露出了紅紙下面的棕色硬紙殼。

　　本月12日，孫中山陵寢免費向游客開放，前天，前來拜謁中山陵的游客人數突破五萬。作為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一言一行都備受矚目。而近日，一本孫中山先生的手札現身民間收藏機構藝蘭齋，也引起了相關專家學者的關注。那么，這本孫中山的手札是如何被藝蘭齋收藏的?手札里有哪些鮮為人知的內容?專家學者們是如何評價這部孫中山手札的呢?

　　孫中山手札流向日本

　　緣于其最后的日本之行？

　　這本手札大小近似一本24開的筆記本，線裝，封面由兩部分組成，一個是底下的棕色硬紙殼封皮，一個就是貼在封皮上的紅紙。共有22面，內容既有書信，也有序言，還有電文，涉及到1913年到1924年共十一年的時間，內容排列有點亂，包括：1923年在廣州寫的關于國民黨改組委員會的電文、1918年致列寧和蘇維埃政府電、1914年在日本寫的中華革命黨入黨誓約書、1924年在韶關寫給某國民黨元老的一封信等。

　　毫無疑問，作為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每份手札都彌足珍貴。那么，藝蘭齋是如何能夠收藏到這本手札的呢?

　　據藝蘭齋負責人介紹，這本手札是他們在2008年的一場拍賣會上拍來的。據說這本手札是2004年，由一位中國留日學生從日本帶回國內。

　　那么，孫中山的手札怎么會流到日本去了呢?

　　記者在由南京市檔案館于道遠、王長喜撰寫的題為《宋慶齡追查孫中山先生重要文稿》的文章中看到，孫中山自1925年3月在北京去世后，他所有的書稿、文件，都留給了夫人宋慶齡。宋慶齡把這些遺物都妥善保存在自己位于上海莫利哀路的寓所里。但是1937年上海淪陷，日本憲兵滬南分遣隊連續三次搜查宋慶齡寓所，將孫中山的這批遺物劫掠一空。后來，為了掩人耳目，日本歸還了部分給汪精衛政府，另一部分運回了日本。汪精衛政府將孫中山的遺物保存在中央研究院舊址。日本戰敗投降以后，南京市長馬超俊將22件文稿歸還給了宋慶齡。至于被運到日本的孫中山文稿，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通過日本浪人，花20萬日元將其買回，并交給了重慶國民政府。

　　如果以上資料成立的話，這本2004年才被從日本來回的孫中山手札，應該不屬于這批由宋慶齡保管的孫中山遺物。那么，這會不會是孫中山自己帶到日本去的?因為孫中山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近20年的時間在日本。

　　這本手札最遲的信件是在1924年10月間。而這一年的11月，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扶病北上。在去北京之前曾去了一趟日本，逗留了10天，會否就是此行，其手札留在了日本呢?廣東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蕭潤君館長認為，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后，孫中山的東西流往海外都有很多途徑，所以從日本回流孫中山的手札并不奇怪。

　　而著名的書畫鑒定專家張榮德認為，這本手札內容沒有按時序裝訂，可能是后來的收藏家自己裝訂的。

　　孫中山不再與胡漢民、汪精衛志同道合

　　第一次國共合作中雙方出現分歧?

　　在1924年10月的一封信里，孫中山寫道：“革命委員會當要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漢民、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而漢民已失此信仰當然不應加入，于事乃為有濟。若必加入，反多妨礙而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氣也。精衛亦本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中，胡漢民和汪精衛可以說是他很重要的革命戰友。二人皆是在同盟會時期就追隨在孫中山左右的。但這封信向我們傳達出了重要的歷史信號，在1924年末的時候，孫中山已經不再將胡漢民、汪精衛視為志同道合的同志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這應該是發生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事情。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多次與孫中山先生接觸，提出國共兩黨合作，孫中山也有此意，他對李大釗極為欽慕，親自主盟讓李大釗加入國民黨，當李大釗表示自己是第三國際成員時，孫中山說：“這不打緊，你盡管一面做第三國際的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

　　可是，孫中山的主張在國民黨卻遭遇到了或明或暗的反對。有學者指出對國共合作“真正贊成的只有廖仲愷”，就像信中說的那樣連胡漢民、汪精衛這樣數十年的革命兄弟也在行動上消極反對國共合作。劉曉寧介紹，由于孫中山在國民黨內威望極高，沒有人敢公開與孫中山展開辯論，但暗流涌動，為此孫中山曾嚴厲地訓斥過黨內的反對派，說：“你們不贊成你們開除我。

　　但是孫中山也并未就此排斥胡、汪二人。多年從事民國史料研究的第二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蔡鴻源老先生說：“這也正是孫中山人格偉大之處，孫先生并不像蔣介石那樣排斥異已，只要不是反對革命，反對革命政府的，孫中山并不會因為政見的不同而排斥他們，相反，他能發現對方的長處，用其所長避其所短。”

　　手札中的誓約書與影印本不同

　　非立誓約時所寫而是抄錄本?

　　然而，相關專家看到了這本孫中山書札后，卻對其中的1914年在日本寫的中華革命黨入黨誓約書提出了質疑。對照其影印本，專家分析了其中許多疑點，那么，這份誓約書真的是孫中山所寫嗎?為什么兩個版本會有差異，究竟孰真孰假?緊接著，又有專家對手札內的字體和印章提出了質疑，那么，藝蘭齋是如何判斷這本手札的真偽呢?

　　黨證需加蓋指紋引爭議

　　在手札中有一份孫中山手書的加入中華革命黨的誓約書。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雖然締造了中華民國，但是果實很快就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竊取。為此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但是很快便失敗了，孫中山被迫流亡日本。他在日本反省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感到當時的國民黨人心渙散才導致革命失敗，同時由于二次革命的速敗，很多人灰心喪氣。為了重舉革命大旗，再造一個能戰斗的黨，孫中山決定成立中華革命黨。為了防止再次出現國民黨不能負荷革命需要的情形，孫中山要求入黨者無論資格多老，都要重立誓約，絕對服從其領導。1913年，孫中山親自起草了一份誓約書。

　　關于中華革命黨的入黨儀式，除了這份誓約書，當時每位黨員還有一個黨證，南京中國近代史博物館副館長劉曉寧介紹說，在黨證內頁，需要加蓋指紋。為了這個指紋，當時革命者當中起了很大的爭議，有人就反對加蓋指紋，認為這個舉動帶有封建色彩，但是孫中山堅持要求印指紋，他認為需要一個儀式來加強這種契約的嚴肅性。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中華革命黨的黨證都是有指紋的，而這些指紋已經成為指紋研究的重要資料，南京的指紋博物館里就收藏有這樣一份黨證上的指紋的復制件。

　　與影印本相比，手札有疑點

　　1914年7月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手札中孫中山的這份誓約書落款時間正是此日期。在臺灣出版的一本畫冊里，影印有臺灣收藏的孫中山先生的黨證和誓約書。臺灣的這份誓約書在內容上與藝蘭齋收藏的這本手札里的誓約書完全一樣，但是在格式和署名上卻存在差異。臺灣的誓約書是寫在一張完整的紙上，而手札里的誓約書是寫在兩張紙相對的兩面上。誓約書抬頭“立誓人孫文”在臺灣版本里是與正文內容寫在一排的。而手札里的誓約書在抬頭之后是換行重寫的。在誓約書的結尾，臺灣版是先署名后署日期，手札內是先署了日期后署名。在臺灣版本里署名為“中華民國廣東省香山縣孫文”，而在手札里署名是“中華革命黨人孫文”。

　　孫中山手書的誓約書價值非凡，為什么會出現兩個版本，究竟孰真孰假?

　　陜西師大歷史系的退休老教授張翰林認為，臺灣版的誓約書與黨證保存在一起，應當是真跡無誤。而手札里的誓約書也并非就是贗品。張榮德介紹說，雖然孫中山平時的文件保存都是由秘書來完成，但很多時候一些需要留存的重要東西，他就會抄錄一份。藝蘭齋美術館的負責人也認為，毛主席就有抄錄自己的詩詞的習慣，藝蘭齋還收藏有傅抱石抄錄的自己的詩作，當時報上發一篇，傅抱石就自己抄一篇。

　　“這是否有可能就是孫中山在一段時間里集中抄錄了這些信函?”劉曉寧建議換一個思路，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下，看一看有沒有出現這種可能。一是在1914年7月8日那天，孫中山寫了兩份不同版本的誓約書。二是保存在手札里的這份，由于它的后半部分是跟1924年的一封信寫在一張紙上的，那是否有可能孫中山在1924年，距中華革命黨成立10年的時間，再重寫一遍呢?這些都需要有關于孫中山行為習慣的大量史料來佐證。而且我們需要再查驗一下筆跡，是否保留了孫中山一貫的筆鋒、筆觸的特點，因為孫中山的筆跡不同時期有不同變化，是否與同時期文件筆跡一致?這些都是要考慮到的問題。

　　若為真跡，手札價值不可估量

　　而蔡鴻源先生則對手札內的字體和印章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其字體風格與孫中山留存下的正式文稿并不一致，在現有傳世文稿里孫中山的字體是歐體和柳體的結合，偏圓潤。而手札里的字體偏行書風格。而且所用印章也沒有出現在孫中山印鑒目錄中。但是藝蘭齋負責人認為，當初拍下這部手札，是因為其經過業內權威人士的認可，而且，他們主要是看中了這部手札的歷史價值。況且對文件造假者來說，這部手札的利潤并不高，不符合造假者一貫的口味，況且，手札內的蟻蠹是很難做出來的。而張榮德也表示對這樣一部書札來說，造假難度太高，從頭到尾這么多字，用鋼筆造假已經很難了，何況是毛筆，而且要筆和墨全是舊的。張榮德認為手札里的字體的風格、結構、線條與孫中山的大字是完全一致的。孫中山作為一個革命先行者，他的字大氣、圓潤，造假者很難有這種心胸和心態寫出孫中山的字體。針對蔡鴻源提出的印章問題，張榮德表示印章一模一樣反而容易是贗品，若造假一定會選大家在之前的作品中出現過的，銅版印刷非常簡單，印鑒目錄不一定收錄了所有的印章。

　　劉曉寧表示，經過紙質、墨色、筆跡等的鑒定之后，如果能確認這份誓約書確是孫中山先生手書，那它的價值將是不可估量的。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胡小武博士亦認為，如果這份手札為真跡，那么“這份手札將建構出兩岸文化交流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