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經手的建筑規劃和設計共有數百，最滿意哪個?

　　“一個當然是中國館啦;還有一個，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擴建工程。”

　　說到這個話題，何鏡堂的眼睛亮起來：“我常常說，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首先不是個建筑設計，而是場所設計。我試圖表現的，不是歷史的再現，不是悲慘及令人震撼的記憶，而是希望通過反思、提升，找到和平，看到人類的未來。”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擴建工程設計中，空間組織、布局、材料和色彩的運用為人稱道，被認為是本土紀念館建筑中的大師之作。

　　“巧合的是，這兩個項目反映的時間節點正好是我從出生到現在，中國歷史的兩個階段，一個悲傖的中國和一個正在走向復興的中國。”

　　在世博會閉幕前夕，中國館總設計師何鏡堂來到深圳講學，并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1938年4月出生在廣東東莞的何鏡堂，一頭帥氣的銀發，干練、謙和、務實。他沒有提到深圳科學館——這座在他設計生涯中具有獨特意義的建筑物。但是記者一提起話頭，他就清楚地回憶起了當年和夫人一起設計深圳科學館的每一個細節，那年他已經45歲了。他特別提到，自己最幸福的時刻正是60歲生日時，學生送來的生日蛋糕，上面是他的起步之作：深圳科學館。

　　一生做了三個正確的選擇

　　何鏡堂的建筑人生既是為了建筑的人生，也是自我人生的“建筑”過程。

　　今天的何鏡堂以世博會中國館總設計師之尊，被稱作“中國館之父”。他還是中國建筑界最高榮譽——首屆梁思成建筑獎得主，是建國以來獲獎最多的建筑師。但是很少有人能想象，直到45歲，何鏡堂才有機會站到起跑線上，從事自己鐘愛的專業。他56歲成為“中國工程設計大師”，61歲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今天說起何鏡堂的代表作，大多是他當選院士之后的設計。從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設計作品到成為院士，這中間的時間跨度，不過區區16年。所謂大器晚成，不過如此。

　　少年時，喜歡數理化又割舍不下對繪畫喜好的何鏡堂因為老師的一句話，“建筑師是半個藝術家、半個工程師”，從此認定建筑師是最契合他理想的職業。

　　他有令人羨慕的事業開端：順利考入華南工學院建筑學系;本科畢業后師從老一輩建筑學家和嶺南園林建筑創始人夏昌世，成為華南工學院培養的第一位建筑學碩士。1973年，為和在京工作的妻子團聚，何鏡堂費盡氣力從湖北調到北京，在輕工業部建筑設計院工作。設計院主要從事工廠設計，他熟悉的民用建筑設計派不上用場。

　　現在我們已經很難想象彼時何鏡堂的內心世界。但是從一個細節可以看出他的不甘心和絕不輕言放棄：從1978年起，他就在為全家調回廣東老家而奮斗，他敏銳地意識到，率先改革開放的廣東有可能成為他事業的起點。甚至，他在1980年還專程到了一趟深圳考察，“當時深南路上的電子大廈正在建設，整個深圳像是一個巨大的沸騰的建筑工地。”他回憶說。何鏡堂在這里切身感受到了“熱土”的含義，他明白，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終于來了。

　　多年后，何鏡堂在深圳跟記者說起這一切時認為，他“一生做了三個正確的選擇。”1983年5月，經過長達四五年的調動拉鋸戰舉家南遷;1992年全家移民美國時他決定留守廣州;1999年成為院士后仍然將設計創作列為自己的核心工作之一。時間支持了他的所有抉擇和判斷。

　　與“深圳速度”的結合

　　在洲際酒店的走廊里，拉著行李的何鏡堂走得飛快，把老伴、專程來看他的中學同學和記者甩得遠遠的。據說每次出國游覽，何院士總是第一次沖下車子，最后一個提著相機上車的。他對這個世界抱著極大的興趣;又或許，是他對45歲前失去的時光備感痛心，故而始終保持一種緊迫感?

　　離開北京，調回闊別18年的華南理工大學時，何鏡堂45歲，職稱只是普通的“建筑師”。“如果留在原單位，我就會平淡地等待退休，就會永遠和自己喜歡的事業失之交臂。”何鏡堂回首往事，解釋說之所以選擇回學校，是因為那里可以把“設計與研究、創作和教育結合起來”。

　　中年起步，何鏡堂只爭朝夕，不想放過任何機會，他為自己定了一條“清規戒律”：工程—研究—精品，即是做一個工程，出一篇論文，爭取獲一個優秀建筑獎，牢牢地將“工程研究與實踐結合”。

　　這條苛刻的路徑始自他南歸后的第一個項目深圳科學館。“當初深圳科學館是作為全市八大重點文化設施之一提出的，當時的深圳市副市長羅昌仁當面跟我們講設計要求，希望這個建筑別人看了一輩子忘不了……”

　　雖然時隔多年，何鏡堂卻記得當時參加競標的每個細節。那時距離他全家回廣州沒幾天，臨時安置的宿舍里很多行李還沒打開。沒有工作室，何鏡堂夫妻就在招待所里支起桌子畫圖。因為羅昌仁說了要讓人“看了一輩子忘不了”，何鏡堂夫婦從環境構思入手，結合廳堂建筑使用功能，運用現代建筑設計理論和共享空間的意念，以八角形為母題，加以組合、切割和延伸，最后通過模型反復推敲、比較，使形式與功能、空間、環境有機統一。

　　“7米高、1米8寬的玻璃幕墻在國內是第一次用。”夫妻倆拼命干了20多天，交稿前一天又熬了一個通宵，終于如期趕出設計模型。第二天，設計方案和模型送往深圳。“那時從廣州到深圳要走5個多小時。交了稿之后，市里叫我們先不要走。當天傍晚結果就出來了，通知我們‘中標了’，那真是‘深圳速度’!”

　　深圳科學館遂成為何鏡堂人生路上一個標志性建筑，從此他的建筑生涯仿佛經由漫長逼仄的甬道，步入了豁亮的廳堂。

　　最難忘的世博會中國館

　　也許，這輩子他參加的最具挑戰、最難忘的競賽就是世博會中國館了。很多人問他，您已貴為院士，不怕輸了比賽沒了面子?何鏡堂笑笑，很干脆地用一句話就終結了類似的疑問，“比賽當然有輸有贏，這個世界上沒有常勝將軍的，我不怕做不好。”他跟記者說起最初投標中國館的內心活動，“當時參加投標的344個方案中，第一輪要評出8個。我想的就是爭取進前8，能進前3更好，還不敢想拿第1位。”

　　至于后來他的中國館方案勝出后引發了爭議，他也是一句話：“開始議論很多，包括在網上，習慣了，我也不看這些東西。”后來有人問他，這個設計有沒有讓他覺得遺憾之處?何鏡堂只是簡單地說：“建筑沒有十全十美的，我哪有時間去想這個。”

　　針對有人提出中國館是“民族、國家符號的集大成者，雖然采用了木結構的元素，但并非木質傳統工藝、材料、結構的真實表達，因此符號性更強，是新的國家主義象征”的觀點，何鏡堂認為，中國館的設計“出發點不是為了符號，而是要提煉出中國文化特色。符號過于具象，概括不了5000多年的文化歷史，但也不能抽象到看不出來。漢字也好、中國紅也好，都是文化符號，但這是一種提煉出來的抽象符號，不是具象的。時代不同了，中國今天自強不息地屹立在東方，因此中國出土文物中的鼎、冠、陶器的造型也使我們得到啟發。當然，中國館畢竟是個建筑，傳統中國城市棋盤式布局、九宮格也會予以考慮，加上棟、柱、斗拱的應用，特別是中國園林的意境，講究場所感受，所有這些抽象的意象整合起來就成為今天大家看到的中國館。你說它是唐代還是宋代或者漢代的?這看不出來。但每個人都說，這是中國的。你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想象。重慶人把它叫做火鍋，專家覺得是斗拱，領導認為像糧倉，成都人把它想象成麻將，還有人認為是斗或者皇帝的帽子……這是一種抽象的神似，是在提煉了很多元素基礎上，通過符號表現元素，最后使得各種階層都能接受。”

　　最后記者提了一個例牌問題，哪位建筑大師對您的影響最大?

　　何鏡堂稍一思索，答道：貝聿銘。因為“他走的是現代建筑比較正確的道路。他也不搞奇特怪的東西;而且有很深的中國文化根基，提煉每個建筑的文化特點很絕。”至于國外的建筑師，則是賴特。“他的流水別墅可以說是自然、人、建筑的完美結合，我專門去看了，70多年過去了，那個建筑不過時，這種文化價值與現代手法的結合，容易讓人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