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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之年愛上收藏古字畫
大約在而立之年，張伯駒愛上了收藏古字畫。現(xiàn)在看，他的所作所為功德無量，但在當時，他卻是歷經(jīng)艱辛，倍感壓力。
張伯駒曾寫道：“予生逢離亂，恨少讀書，三十以后嗜書畫成癖，見名跡巨制雖節(jié)用舉債猶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人或有訾笑焉”，寥寥數(shù)字，看似輕描淡寫，但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到這句話的沉重和酸楚。
為了收藏古字畫，他時常一擲千金，張家雖是巨萬富豪，也擱不住這樣的用度。久而久之，家里積蓄無多，而重要的古字畫仍不時現(xiàn)身江湖，張伯駒志在必得，就不惜變賣家產(chǎn)、宅院，不惜大量借錢，不惜傾家蕩產(chǎn)。張鎮(zhèn)芳1933年去世，張伯駒成了一家之主，可以自由支配財產(chǎn)。但當他拿一所大宅院換來一張輕飄飄的字畫時，曾對他寄予厚望的母親免不了嘮叨、抱怨。家族之中，更有人斥責他為“敗家子”。過去項城甚至有種說法，認為是“民國四公子”中的袁克文、張伯駒敗壞了項城的風水。其實，從袁世凱企圖稱帝那一刻起，中國政壇的項城勢力，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與張伯駒、袁克文何干?如今看來，袁克文性情瀟灑，多才多藝，是項城的風光;張伯駒視錢財為身外之物，視權(quán)力為無物，罄盡家財為國藏寶，更是項城人的驕傲。
除了家族的壓力，讓張伯駒更痛苦的，是有時不得不眼看著國寶流失國外。他后來回憶說，“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這份心情，只能用“悲壯”形容。
為了留住一件國寶，他時常要費盡心力，歷盡艱辛，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在他的收藏生涯中，最復雜曲折的經(jīng)歷，是收藏《平復帖》。
陸機 平復帖
陸機墨跡成稀世之寶
1934年前后，在湖北一次賑災書畫展上，張伯駒第一次看到《平復帖》，當時其主人是溥儒。此人是道光皇帝曾孫、恭親王的孫子，家中收藏名書名畫很多，有韓愈的《番馬圖》、懷素的《苦筍帖》、魯公(顏真卿)的《告身》、溫日觀的《蒲桃》，等等，最重要的，則是《平復帖》——年代最早的傳世墨跡。
1936年，有朋友給身在上海的張伯駒傳信，說溥儒所藏唐代韓干的名畫《照夜白圖》被古董商買去，準備賣往國外。張伯駒大驚，趕忙給當時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將軍寫信，希望他過問此事，不要使其流出國內(nèi)。但宋哲元接到他的信時，畫已被轉(zhuǎn)賣到英國。
張伯駒擔心《平復帖》重蹈覆轍，急忙托朋友到溥儒家商量，希望不要讓該帖再流出國境，并表示自己愿意出價收藏。但溥儒表示自己當時“不差錢”，如果實在要買，拿20萬大洋過來。當時張伯駒根本拿不出20萬大洋，只好暫時放棄。
《平復帖》到底是什么?開價20萬大洋，令張伯駒也望而卻步?
說起來，該帖不大，長23.8厘米，寬20.5厘米，上有9行85字。巴掌大的一張紙，為什么那么珍貴?
這首先要從它的作者陸機說起。說起此人，大家都不陌生，他的祖父陸遜，就是策劃智取荊州、指揮火燒劉備連營700里的東吳名將。他本人被譽為“太康之英”，是西晉太康、元康年間最有聲譽的文學家，為文講求音律諧美，講求對偶，是駢文的奠基者。其代表作《文賦》是中國第一篇系統(tǒng)的創(chuàng)作論，對后世文學理論的發(fā)展有著重要影響。
《平復帖》本是陸機寫給朋友的信件，信中談到另一位友人的病情，有“恐難平復”之句，故被后人尊為《平復帖》。一位喜歡書法的朋友告訴我，歷史上不少書法名作，都是偶然寫就。大約在無意之間，作者更能揮灑自如，“佳作天成”。陸機的這個作品，使用禿筆書寫，筆法質(zhì)樸老健，筆畫盤絲屈鐵，結(jié)體茂密自然，富有天趣，有極高的藝術(shù)價值。后人贊其“禿筆蘸墨，抒發(fā)痛楚之情，其用墨確實是神乎其技，冠絕古今”。
《平復帖》的價值，更在于它在中國書法史上的珍稀性和獨特性，它是中國現(xiàn)存最古老的書法真跡，被尊為“中華第一帖”。據(jù)《宣和書譜》記載，《平復帖》作于晉武帝咸寧初年，即公元275年，比《蘭亭序》的書寫時間早79年。而且該帖是真跡，若與留傳下來的《蘭亭序》唐朝摹本相比，則早360年以上。其珍稀性無與倫比。正如明人董其昌題跋所云：“右軍以前，元常以后，惟存此數(shù)行，為希代寶。”在中國書法的演變過程中，《平復帖》也有著重要的地位。中國書體的演變，大約經(jīng)過篆書、隸書、章草、楷書、今草(楷書與今草處并列地位)、行書幾個階段，《平復帖》介于章草與今草之間，是兩者過渡時期的典范之作。章草到今草的轉(zhuǎn)變，曾經(jīng)歷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唯有陸機的這篇墨跡有幸流傳至今，成為這一轉(zhuǎn)變的重要見證。
《平復帖》曾為宋徽宗收藏，有宋徽宗六字瘦金體題簽及宣和諸璽。此后多次轉(zhuǎn)手，清朝時成為雍正孝圣憲皇后的嫁妝，孝圣憲皇后臨死前，將其賞賜給其子成親王，后成親王曾孫載治去世時，其諸子皆幼，恭親王被指派為監(jiān)護人。大約在此時，恭親王乘機將《平復帖》據(jù)為己有，后來就傳給了他的孫子溥儒。
上世紀30年代中期，溥儒收藏的《平復帖》現(xiàn)身江湖，頓時舉世驚羨。
溥儒的朋友，著名學者、書法家傅增湘評其為“自六朝以來，傳世絕罕”，“二千年來孤行天壤間，此洵曠代之奇珍，非僅墨林之瑰寶也”。
眼力過人的張伯駒也認為，“無論從《平復帖》作者陸機這位文學家的作品和書法成就來說，還是從史學和關(guān)于造紙、筆、墨等的考古學方面來說，它都是稀世之珍”。
韓干的《照夜白圖》流落國外后，《平復帖》的命運引起很多人的憂慮，張伯駒能把它留在國內(nèi)嗎?
4萬大洋“歉疚價”
《平復帖》的主人溥儒，也不是等閑人物。他字心畬，號舊王孫、西山逸士，自幼飽讀經(jīng)書，詩文書畫皆秀逸出眾，青年時代留學德國八年，獲生物、天文兩博士學位。歸國后隱居北京西山，不問時事，潛心丹青，他的山水畫宗法宋元，以淡雅見長，畫面充滿和諧靜謐之氣。1926年，他在北京首次舉辦個人畫展，一鳴驚人，畫名大著。后與張大千齊名，并稱“南張北溥”。他的畫極搶手，一生不知掙了多少錢財，但他平生魏晉風度，從來不拿錢財當回事。
當時溥儒的開支極大，他全家二三十口坐吃山空，僅憑他教書賣畫養(yǎng)活一家人。所以每有大事，就得賣些家藏的古董字畫籌錢。
1936年，張伯駒托人上門求讓《平復帖》，這時溥儒“不差錢”，所以開出20萬大洋的價碼，以嚇退張伯駒。但張伯駒也自有打算，20萬他是拿不出來，“不過我也是備下一案，以免此件流出國外”。后來張伯駒這樣寫道。
第二年，張伯駒又托溥儒的畫壇摯友張大千致意，表示愿意以6萬大洋收藏《平復帖》，但溥儒仍執(zhí)意要20萬大洋，這事再次擱下。這年春節(jié)前，溥儒母親去世，需大筆的錢。幸運的是，張伯駒此時正在北京，經(jīng)傅增湘先生從中斡旋，雙方商定了4萬大洋的價碼。
此時，矚目《平復帖》的絕不僅僅張伯駒一人，有個白姓書畫商欲將此帖轉(zhuǎn)賣給日本人，出價20萬。另外，不少晚清遺老致信溥儒，試圖勸說他不要轉(zhuǎn)讓《平復帖》，他們建議將喪事從簡，或者只是將《平復帖》抵押。
面對這些阻礙，傅增湘極力斡旋，說服眾人。而對《照夜白圖》流落國外，溥儒也常有覆水難收的歉疚，雖然先后兩次沒能與張伯駒談妥，但私下多次表示：“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張叢碧
(張伯駒號叢碧)藏也好。”他回絕了出高價的畫商，決意轉(zhuǎn)讓給張伯駒。《平復帖》最終易手。張伯駒對此大為快意，他寫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圖》出國而未能，此則終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擁有《平復帖》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擁有《平復帖》后，張伯駒“蟄居四年，深居簡出，保護此帖……經(jīng)過多少跋涉、離亂，我都如性命一樣地寶藏此帖”。
但4年后，張伯駒遭人綁架，綁匪勒索300萬，包括《平復帖》在內(nèi)的收藏字畫面臨考驗。
寧死不賣古字畫
1941年，張伯駒前往上海，出任鹽業(yè)銀行上海分行經(jīng)理。他本來對銀行業(yè)務毫無興趣，名義上是鹽業(yè)銀行的總稽核，實際上只掛名不干事。因鹽業(yè)銀行總經(jīng)理吳鼎昌多次要求，才勉為其難來到上海，不過仍是掛個名，將銀行事務都委托給了兩位能干的部下。
幾個月后的一天，張伯駒去外灘碼頭接朋友，剛出里弄口，突然有三個人沖過來綁架了他。
綁匪向張家獅子大開口，索要300萬(偽幣)，否則撕票。
這時候，張家的錢財基本上都變成了古字畫。張伯駒搞收藏跟別人不同，他是只進不出，收藏的都是珍品，一旦到手，決不出賣賺錢。如此一來，家里越來越空，根本拿不出那么多贖金。而綁匪的后臺是汪偽76號總部，這樣的事警察是絕對不會過問的。出于種種考慮，銀行方面也拒絕幫忙。
萬般無奈的潘素設法與綁匪溝通，得到看望丈夫的機會。張伯駒悄悄告訴潘素，家里那些字畫千萬不能動，尤其是那幅《平復帖》，“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緊，那字畫要留下來。如果賣掉字畫換錢來贖我，這樣的話我不出去”。
就這樣，雙方僵持著。張伯駒的朋友孫曜東從中斡旋，綁匪沒有撕票，卻也不想放走張伯駒。一直到八個月后，綁匪看實在要不來那么多，就答應降價，勒索20根金條。張家設法湊足20根金條，張伯駒才得以脫離苦海。
張伯駒很快離開上海，取道江蘇、河南，來到陜西西安，將年幼的女兒托給友人照管。然后回北平，悄悄運送古字畫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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