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人：劉媛媛

　　庫藝術(以下簡稱庫)： 我們先來談一下藝術與時尚的跨界吧。

　　吳鴻(以下簡稱吳)：跨界問題最近比較時髦，宋莊藝術節也標榜了跨界，關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把人類的知識史作為一個更大的背景來看待。人類的知識在早期是一個比較混沌、界限比較模糊的狀態，中國的文化傳統文史哲是不分家的，闡釋經典文學作品，實際上是作為歷史文獻出現的。比如司馬遷很多名篇都是作為一種歷史出現的，相應地我們現在的許多文學典范作品也都是一些歷史作品。不管是在東方還是西方，相對來說人類的哲學體系界限都是混沌的。近代以后，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學科的分類越來越細化，也包括傳統人文學科的細化。首先文史哲三個大的范圍有了界限的分類，在這個基礎上也有一些更小的分類，這使學科分類越來越細。但如果我們從正面看，學科的細化有利于學科研究的范圍與方法進一步變得科學化和規范化，負面的影響是人為地割裂了中國許多人文的發展現象，任何一個社會研究的現象都是自然科學和人類社會，學科的細化會割裂我們對社會的整體認識和價值觀。近幾年來，隨著“后現代”的興起，我們重新對近代以來的學科細化做了反思，其實這種跨界并不時髦。我們跨界的目的是什么?我們不能為跨界而跨界，我們跨界是為了解決問題，把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來標榜時髦的跨界反而把這個目標丟掉了

　　庫：那近年來，藝術與時尚的結合越來越多元：倫敦藝術家Tanya Ling與LV合作，Dior與22位中國藝術家舉行了“迪奧與中國藝術家”的展覽,《大周末Hotspot》的“三周年特刊”里，藝術家向京、崔岫聞和演藝界明星孫儷跨界合作，演繹了一場“藝術與時尚”話題的討論;LV幾乎每一季都有藝術家來捧場，Miuccia PRADA也請來了年輕的畫家與其合作，對于這種多元的跨界合作，您是怎樣看待的?

　　吳：所以我們不能只將藝術和時尚放在一起，并用一個時髦的跨界來界定。反過來，我們要談藝術和時尚，我覺得首先應該談一下純藝術與設計，他們的分類也是近代以后的事情，按現在的觀點看，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等人都是做純藝術的，但事實上他們也設計了許多具有裝飾性質的工業產品，所以純藝術與設計的結合并不是一個新鮮的事情，這些年藝術與時尚的結合是建立在藝術產業化基礎之上的。

　　庫：那說到產業化，比如一件簡單的T恤，在藝術家涂鴉之后就變成了限量版的，價錢也飆升了好幾倍，這讓我有了這樣一個疑問：藝術與時尚結合之后，藝術、時尚和市場，到底誰是最大的受益者?

　　吳：這個不太好說，應該是各方都有所圖。在藝術產業化中，我們會認為藝術消費的對象不再是藝術作品的本身，或者是作為藝術家的物質化載體。藝術品的概念現在已經越來越泛化，一些復制品也可以作為藝術品消費的一部分，一些藝術家的藝術符號與概念和一些工業產品相結合來作為藝術品消費的一部分，這里受益的就是藝術家本人。除了原作品外，也通過一些原作的復制品和衍生品來取得經濟回報。反過來，時尚品和奢侈品通過藝術家的概念來取得產品概念上的升值，例如,LV的皮包是通過流水線生產出來的,雖然他是一個奢侈品，但價格還是有限的，但與藝術家的作品復合以后就變成了一種可以收藏且限量發行的東西。

　　庫：那他們之間的一些共通點是什么?

　吳：共通點是建立在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背景上，例如杜尚的小便池宣布的就是這個時代的到來，以前我們對藝術品的理解可能是藝術家通過獨立的方式或者手工來完成的作品，它具有一定的唯一性。機械復制時代到來以后，工業產品也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品，雙方的結合之所以能夠成立，也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下。

　　庫：他們的相互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拿來主義?

　　吳：這個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的說法，而是得放在一個廣泛的時代背景下。所謂的時尚和奢侈品的概念，實際上也是近代以來的事情。工業化時代之前，產品僅僅是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近代以后，人類的物質生產能力得到發展，人們所創造的能量遠遠超過了基本的生產需求，這就開始追求高附加值了，但僅僅通過昂貴和精良已經體現不出價值了，這更需要藝術家的概念、想法和創造。

　　庫：在您看來時尚與藝術最理想的結合狀態是怎樣的?或者說怎樣的一種方式才能使這種合作走得更長更遠而不至于半路夭折?

　　吳：長期合作的范例我還沒有看到，對于藝術家來說還是一個玩票的性質，品牌和藝術家的長期合作會導致藝術家的身份發生變化，由藝術家變成了品牌的專業設計師，他原來創造的附加值概念就縮水了。

　　庫：如果不具體到單個的藝術家，而是談整個藝術和時尚的結合呢?

　　吳：對于這個模式來說，可能是建立在一個可以控制的“度”的基礎上。藝術家和時尚品牌的合作不能越過一個界限，需要找一個平衡的狀態，前提是這樣的合作還是能夠體現出一個藝術家的獨立想法。我們知道宜家有無數進行產品設計的設計師，但我們又不能說產品是設計師設計出來的，所以他具備了能夠體現出藝術家構思的條件。

　　庫：謝謝吳老師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