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腦——人獸同體》是江海動物主題繪畫的延續。我們已經看到過，江海在《視域的邊緣》系列中采用的是人與動物的嫁接法，在《節肢動物》、《化蝶》等作品中采用的是鑲嵌法，即，將人體相接、鑲入到動物的形體內，其寓意是將動物的行為本能等同于人的行為，對人的靈魂墮落進行強烈的批判。在《首·腦》中，江海將中國人最耳熟能詳的十二種動物的形象，與人體相互融合：鼠的靈動、牛的盲從、虎的猙獰、兔的哀婉、龍的囂張、蛇的迅猛、馬的瀟灑、羊的懦弱、猴的機敏、雞的高傲、狗的瘋狂、豬的溫存——這些被我們民族稱為“屬性”的動物，被畫家通通進行斬首、撕毛、刮皮，整合于了“血肉流”之中。血的流動與肉的凝脂，漸漸地凝固在以獸首為骨的框域內：血沒有凝為腥紅色，而是退為粉紅色；肉沒有沉淀為暗紫色，而增亮為銀珠色。這種“粉飾”的暴力正好契合了當今時尚社會的庸俗色彩。更有甚者，江海砍斷了人的軀體后，將他們認真巧妙地植入了砍伐來的12獸首的框架中，浸泡于“血肉流”中，并將人獸漸漸融成為一體。江海不厭其煩地重塑獸首12次，是在塑造自己的“景觀世界”——就如同那天災人禍的不斷重演，是在往我們暴露在外表的末梢神經上撒鹽，江海這奇異的“社會景觀”，也是使我們不得不直面現代社會。

　　很顯然，“首”的內部呈現的是人肉蠕動混亂之殘“腦”，“腦”的外形展現的是禽獸張狂各異之缺“首”。江海把現代社會人的混亂思維同動物的本能行為，畫了一個超大的等號。

　　江海的創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他將多種顏色傾倒在畫布上，借助上帝之手完成色彩之間的相互融合與滲透，然后，在此基礎上施展他全部的繪畫才華。這是江海慢慢的建構自己的“形象景觀”過程，這個過程只能用內心慢慢地體驗：這是獨立的個體心靈與社會慢慢的交流與對話，但這種微弱聲音完全被現代社會的喧囂所遮蔽……
　　江海的作品無一不是對現代社會的反映。然而，在動物主題的繪畫中，江海并沒有直接再現現代社會的一切符號，如高樓大廈、汽車、摩托車等。相反，動物和人都是在歷史紀年之內可以說是永恒存在的事物，特別是江海筆下的人體從來都是裸體的，這也就剝去了畫面之上哪怕是絲毫能夠體現時代風格的東西。這樣看來，江海是想用一種永恒的方式來拷問一些帶有現代性的問題。這個永恒的問題，就是自人類文明伊始就縈繞在思想家心頭的，關于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的問題，也就是人性的本質的問題。而江海則想要借助作品來提出疑問：如果關于人性本質的問題具有一個哪怕是模糊的、但是能夠引起共鳴的定義的話，那么在這個定義的檢審之下，現代社會中的人與完整的人類本質還存在著多大的距離？

　　這個問題是18世紀以來的“現代性”問題的核心。“現代性”是一種綜合研究，不同領域的學者們運用不同的方法、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而作為一個哲學根基，“現代社會的人性基礎”是各個學科都繞不過去的問題。在一個經歷過人文主義革命的時代里，這個問題成為了現代性研究的“第一哲學”。
　　關于“現代之為現代”，以及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區別，我最熟悉的是美國保守主義之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uass）的觀點。在諸多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思想家中，施特勞斯是最為特殊的一位。在他看來，從盧梭開始至今的一系列對現代性的批判，都是“向著現代反現代”，其思想的直接后果不是根本矯正現代性，而是在客觀上深化了現代性的弊端。正因如此，施特勞斯要“以古典反對現代”，也就是說，如果要真正解決現代性的問題，必須要重新回到古典哲學。正因如此，施特勞斯及其弟子對古典哲學的精神象征——柏拉圖——進行了細致入微的研究，從而開創了古典解釋學中的施特勞斯學派。
　　施特勞斯對于現代性問題給出的藥方是不是合適，這個問題不是我能夠討論的。但是，他對于“現代之為現代”以及現代性中的人性這些問題，給出了一些描述性解釋，我認為這些描述是非常準確的。筆者剛剛閱讀過美國學者克里斯托弗·貝里（Christopher Berry）的著作《奢侈的概念》，在本書中，作者通過細致的文獻考察，以“奢侈”作為一個切入點，揭示了古典與現代的巨大的思想差異。而貝里的解釋，基本上與施特勞斯不謀而合。

　　古典與現代是兩相對照的，分屬于兩個時代的思想家，在人性觀與方法論上都有本質的差別。古典思想家是以價值作為導向的，其思想方法是一種“目的論”。不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他們更多都是在思考“人應該是什么”，在這種應然當中，蘊含的是人性的最完滿狀態。正如亞里士多德在其倫理學和政治哲學中闡述的那樣，最幸福的生活是哲學家的生活，是純粹沉思的生活。他得出這一結論的原因，就在于他認為，思考純粹的、永恒的、精神性的問題，是人和動物的最本質的區別，也代表著人性的核心。只要生而為人，他就具有哲學思考的潛能，并且通過潛能的實現來達到人性的完滿。保證人進行哲學思考、尋求自身的意義和價值的，是人的理性，因此理性可以認為是界定人性的核心概念。理性的特點在于不光能夠認識世界，還能對價值進行判斷，分清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惡的。理性應該超越欲望并且節制欲望，因為欲望往往是貪得無厭的，因而是動物性的。這樣一來，在理性指導之下的人類行動就具有了自覺性和方向性，也就是精神目的性。顯然，與人類不同的是，動物的行為完全決定于自然規律和本能，它們無法做出任何具有價值意義的事情，也就是說，它們不具備價值理性。價值理性的存在，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因素。

　　我們之所以要在單純的“理性”之前加上“價值”二字，正是為了區別古典與現代。理性是一個貫穿古典與現代的名詞，但現代的哲學家們給理性賦予了新的意義。在方法論上，現代思想家們拋棄了古典哲學家的目的論體系，從“實然”而不是“應然”出發，來構建自己的哲學體系。也即是說，雖然精神性的沉思是人類的最高價值，但是我們無法忽視的是，大多數的人是屈從于欲望的，并且是從一己的私利出發來決定自己的行為動向的。既然這種動機深深地存在于現實之中，并且較崇高的精神性動機更為普遍，那么，與其像古典哲學家那樣對這些陰暗的事實予以譴責，不如將其作為一個客觀的、我們無法避免的實在，并且力圖利用這種實在，導向一個良好的效果。霍布斯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的代表，在《利維坦》中，他將“趨利避害”這一古典哲學家認為完全等同于動物性的人性方面看作人類思想中最深沉的動機。而他構建的政治社會，正是建立在這種動機之上的。正因為直面人類的實然狀態，霍布斯及其以后的哲學家普遍將人性的趨利性中立化了，或者，用貝里的話說，叫“去道德化”。而趨利避害是人的欲望的表現形式，因此，人類行為的根本原因就不是基于精神目的性的價值判斷，而是導始于最簡單的欲望。為了能夠將欲望所希求的利益最大化，一種精于計算的思想因素就派上了用場。霍布斯及其以后的哲學家仍然將其命名為“理性”，然而，這并不是古典哲學家所謂的“價值理性”，而是徹徹底底的“工具理性”。它不是欲望的節制者，而毋寧說是欲望的“幫兇”——如果我們依然用道德化的語言表述的話。
　　將人的欲望進行中立化，并且采用實證的方法對其進行研究，可以看作是思想界的現代性革命。將欲望去道德化，并且將其設定為新的社會政治哲學的基礎。這樣一來，人的欲望就被正當化了，被解放出來了，這種“被解放的人類欲望”直接促進了現代社會的高速前進。我們可以看到，現代社會正是依照哲學家對于人性的新的見解而運轉的。工業和商業取代了農業成為了現代社會的主要產業，個人利益通過立法進行保護，每個人都可以在不違法的條件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欲望。至于其欲望有多么的“庸俗”、多么的“物質性”，不會有政府的干預，不會有宗教團體的有力譴責，也不會有道德上的鄙視。可資計算的金錢成為了衡量現代人價值的最終標尺，物質利益成為了現代人追求的目標……這些都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現象，已經無用贅述了。但是，在那些依然堅持價值理性的檢審職責的思想者眼里，這種生活是不是真正能夠體現人類優越性的生活，是一個值得反復思考的問題。特別是，在這種趨利原則導致了人類對自然的巨大侵害，以及人際關系之間的消極變革之后，對于現代性的反現代批判也開始逐漸興起。如果人類的社會就是一個促進其無休止的欲望實現的社會，如果人類的社會只能體現人類的低級本能，如果理性僅僅是欲望的幫兇的話，那么，人與動物又能有何區別呢？

　　這就是江海頻頻以動物與人的結合為主題進行藝術創作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首·腦》的人獸組合方式。在現代藝術中，這種人與獸的結合并不是鮮見的形式。我們甚至在一些最簡單的漫畫或者PS作品中，都能看到，創作者大多是將人體的頭顱置換成為動物的頭顱——最常見的是豬、狗的——以表達對禽獸行為的反感。而江海沒有采用這種慣常的創作形式。他沒有將人體作為形象的主體，而是反過來將獸首作為基本形象，而將諸多人體堆放在獸首之中。這就體現了上述的觀念——理性作為欲望的幫兇。人的理性本來應該從事唯有“人”這一高貴存在物才能從事的行為，也就是具有永恒指向性的、精神目的性的行為，但是，他卻將自己的理性進行工具化的使用，從而為動物性的本能行為進行算計，但是，哪怕是“算計”，也只有人類才能將這種算計發展成科學的高度。但既然如此，人為什么不將這種能力導向對于崇高精神目的的探尋中去呢？將人放在獸首之中，而不是將人首替換成獸首，體現了江海對現代社會中的人類本質的更加深刻的思考，而不單單是一種插科打諢式的犬儒主義。
　　但是，不論對現代社會進行多么激烈的批判，我們不能否定的是，如果將西方的發達國家視為成熟的現代社會的代表的話，我們不能否認現代社會具有其自身的精密性，并且這種成熟的現代社會也不能僅僅被看作是一群靠動物性本能加上一點點工具理性的人類組成的——鴉片戰爭之后的很長時間之內，中國人就是這樣看待西方的。眼下的西方雖然蘊含著深刻的現代性問題——在施特勞斯學派看來，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平民精神”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消解了人類自身的超越性——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西方社會形成了一種穩定的形態，并且這種穩定不是僵化，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不像一些悲觀的思想家預言的那樣，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西方并沒有走向根本的沒落，也就是說，現代性沒有走向它的盡頭，反而表現出了新的生命力。健全的市場、健全的法治和健全的利益表達體制，讓西方社會大體上處于良性運轉的狀態。如果我們從古典思想對于人性的定義來看，現代社會中的人性確實成為了欲望導向而不是價值理性導向的了；但是，如果我們從自由主義思想自身來看，恰恰是工具理性的存在，防止而不是促進了人淪落為完全的野獸。霍布斯關于自然狀態的隱喻說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工具理性的作用讓人類群體產生出一個利維坦，人類將陷于無盡的貪婪、邪惡和血腥的自相殘殺中。工具理性促進了社會組織的理性化，這種理性化體現在一系列社會制度的創建上，其最高體現就是法治的精神。正是因為有理性的法的制約，消解了欲望主宰的、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中物質利益的根本沖突。就像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比喻那樣，每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在效果上能夠實現整體的和諧。而當面對人們對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的道德性批判時，斯密之所以要為這樣一種新的社會體制進行辯護，正是因為，在法治的市場經濟社會中，人身依附被完全打破了，個人第一次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雖然左派認為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是虛偽的自由。而如果我們以斯密為切入點去看看啟蒙以來的其他自由主義思想家，他們對現代社會的辯護也是基于這樣的價值愿望——人不能失去其原本就應享有的自由，而在他們的眼中，自由不能僅僅是一種物質形式，其本質是一種精神狀態。而“自由”，作為一種價值，難道不是經過理性的反復檢審的嗎？這難道體現的不是一種價值理性的存在嗎？因此，現代社會從產生初起就不是一個否定價值理性的社會。雖然很多學者認為現代社會的產生完全是資本主義經濟自發產生的結果，但是，如果沒有思想家們以自由作為最高價值，對現代社會進行自覺的設計，成熟的現代社會能否發展成現在這般的秩序井然，我完全不抱樂觀態度。
 那么，以上這些，與江海的作品又有什么關系呢？
　　本文的主要任務是解釋《首·腦》這一系列的作品，它與江海前期的作品有著創作邏輯的連貫性，而這不能掩飾本畫的特殊意義。動物題材的作品可以視為是對現代社會的普遍批判——不論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不論是19世紀的還是21世紀的——因為它們批判的是現代性的普遍性格。但是，江海這一系列的作品，卻選用了中國傳統的十二生肖，這就體現了其特殊的意圖。在作品說明中，畫家承認：“用人體混搭成12獸首，是緣于它們是我們民族的屬性。目前我們集體的意識和潛意識的主流是追求物質文明和現實利益，所以其原始行為更接近于動物的表現。”也就是說，這個系列是直指中國的特殊問題的。也正因此，筆者將本文的題目取為“屬龍的現代性”，以呼應江海選取的十二生肖的意象。
　　自從19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在進行現代化的轉型。一百多年了，這種轉型已經具備了現代性的很多基本特征，現代民族國家、現代企業制度、市場經濟體制，都已經顯示出了與國際接軌的強烈態勢。但是，不用深入地思考我們就能察覺，我們的現代化還與理想的狀態差距甚遠——雖然我們并不知道理想的狀態是什么，但是從現實的案例出發，我們清楚地知道理想的狀態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正如我們在上文提到的，促進現代社會走向成熟的因素之一，是“法治前提之下的自由”這一自覺的價值理性目標。也就是說，將人性趨利去價值化，也是為了實現個人自由這一價值目標。因此我們不能說成熟的現代社會完全是欲望主宰的，因為價值理性確實在指導著工具理性，逐步實現馬克斯·韋伯所謂的“理性化”或者黃仁宇所謂的“數目字管理”。但是，中國的現狀呢？我們非但在總體上缺乏一個可欲的價值理性作為指引，甚至在工具理性方面，也是最初級的。在很多領域，我們的制度是缺位的，是完全無法規范被解放出來的欲望洪流的。食品藥品安全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有很多人說中國是一個“相互投毒的社會”，我認為很恰當。食品藥品關乎人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連這方面都沒有有效的保障，與霍布斯描述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又有什么差別呢？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我們沒有現代法治精神和理性習慣——甚至連一些工具理性就能認識到的常識都沒有。正是因為如此，政府才能用一個“周老虎”去騙取建立自然保護區的經費，而專家學者也能夠因為一些見不得人的原因去宣揚曹操高陵的歷史性發現。“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問題在成熟的現代化國家還有多嚴重，我不知道，但是用來形容當代中國，那是再恰切不過了。
　　由此可見，《首·腦》這幅作品，是對現代性問題的深刻批判，并且尤其是對中國當下社會的猛烈批判。現代社會在建構初期將對人性的預期放低到了最低點，但在物欲橫流的同時，并沒有缺乏實現良好的現代價值的不懈努力。然而，在一個價值全面荒蕪、工具理性完全依附于動物性本能的中國，我們的前方在哪里呢？難道就將如此的凌亂，并且在所謂的“中國特色”或者“中國模式”的名義下，一直凌亂下去嗎？還是那句話，我們不知道理想的現代中國社會是什么樣的，但是我們知道這個現實社會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用意識形態的語言粉飾的。藝術的極限在于揭示并批判這個冷酷的現實，剩下的，就要由實際操作者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