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信 

　　艾未未繼《童話》行為作品之后，再次策劃了大手筆《向日葵種子》裝置作品。但是，它引發藝術倫理危機則是越來越不能忽視，關鍵是這個作品過于追求轟動的新聞效果，沒有多少實質意義。除了內在的空洞無聊，表現手法是笨拙不堪，耗資卻那么巨大。這種大手筆的策劃主義藝術是后工業時代的財團文化衍生物，它一味兒追求轟動效果，這種商業鏈循環模式，不亞于專制政府動用國家財力進行歌功頌德，目的在于鞏固自身統治地位，真正埋單“冤大頭”還是人民或納稅人。就《向日葵種子》的形式語言：一億顆手工陶制葵花籽，跟流水線生產的工業替代品，或者真實葵花籽并無實際差別。關鍵是耗費這么大的財力、人工、能源，竟然是個空洞無聊的作品。

　　艾未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1]，他策劃這個陶器葵花籽作品給景德鎮1600名下崗女工帶來了就業機會。這種高尚論調背后遮蔽了很多實質問題，因為任何勞動付出獲得報酬是天經地義，勞資之間的依存關系決不能說成是單方的慈善施舍。事實上，艾未未不可能在別處找到像景德鎮這樣廉價勞動力，那些女工所獲必是“血汗工廠”的報酬，否則在英國制作這些葵花籽將要支付十倍以上的費用，大約２億人民幣以上。陶瓷葵花籽的制作工序不分地理國度，可在中國和英國的造價成本卻存在天壤之別，主要表現不同在于工人的工作環境、勞動報酬、福利保障，還有能耗環保、勞資管理的費用成本。毫無疑問，艾未未在景德鎮加工一億顆葵花籽，不可能開出國際中等水平的薪水報酬，肯定與國內大部分“血汗工廠”沒有太大差異，因此就沒有必然美化在中國加工這些葵花籽對下崗女工的善舉行為，何況艾未未從中獲得名利回報更為豐厚。

　　一億顆手工陶制葵花籽，只能說明這個作品具有奢侈性的制作講究，此外便無多實際意義。艾未未對外公開說：“葵花籽不但是中國一種最流行的小吃，同時也具有某種政治象征。在文革中，毛澤東被形容為紅太陽，而億萬中國人民則是圍繞著太陽轉動的向日葵。毛澤東被形容為紅太陽。[2]”這些說法顯然過于牽強，更別說這些陶瓷葵花籽象征著十幾億中國人各自不同的個性和命運，以及擠榨、壓迫、絕望的生存境遇。政治也好，藝術也好，它必須有著相應的語境邏輯，否則就更不存在所謂的藝術真誠。在英國泰特美術館展出一億顆陶制葵花籽，承辦方對觀眾進入陶制葵花籽內不得不叫停，因為踩踏摩擦過程釋放出陶器釉料的有毒粉塵，對人體健康構成一定威脅。英國人的謹慎或矯情，那么在中國制作這些陶器葵花籽，工人健康和環境能耗便完全無所顧忌。2007年德國卡塞爾文獻展，艾未未用八百多塊中國明清風格木門窗，搭建了一個名為《模板》八米多高裝置作品，由于倒塌而被禁止觀眾接近。為此，不難判斷加工這些陶器葵花籽的1600名工人的實際境狀。艾未未策劃的大手筆作品，如同徐冰的《鳳凰》和蔡國強“火藥”作品，過于追求空大排場和轟動效果，好大喜功而不計后果，完全無視他人健康、生態環保、浪費代價。早在2001年艾未未主持策劃的金華《建筑藝術公園》[3]，它算是艾未未第一個大手筆的策劃藝術，斥資幾千萬建成的主題公園竟然成了荒廢工場，造成資金、土地、能源的巨大浪費。可見艾未未身上充滿了封建英雄主義色彩，好大喜功而不計后果。

　　艾未未在藝術上享有盛名，不是他策劃的大手筆作品，恰恰是通過他個人的正義激情、批判勇氣贏得人們的尊重。如《老媽踢花》、《一個孤僻的人》和《so sorry》沒有大消耗、大場面，但表現出的價值意義卻不亞于那些大手筆作品；對于習慣規避權力的中國藝術家更是一種激勵作用，有利于建構一個民主而平等的公民社會。為此，艾未未毫不掩飾地批評中國藝術家，說“多數中國藝術家是只想賺錢而內心恐懼的懦夫，由于只是尋求物質上的成功，作品變得空洞無聊。”[4]。可他的《向日葵種子》何嘗不是一種空洞無聊的藝術作品，花費巨額資金只營造了轟動性的新聞效果，充其量是些娛樂性的轟動效果。可它的大而不當和奢侈浪費，跟好大喜功的中國政府行為沒有兩樣，空洞無聊則事小，問題是過于勞民傷財和鋪張浪費。

　　在艾未未前一個大手筆作品《童話》，至少驗證了全球化的虛幻癥結，那些免費到德國參加卡塞爾文獻展的中國人－－來自第三世界公民的藝術材料，享受了德國假釋犯人的同等待遇，被戴上電子跟蹤器參加卡塞爾文獻展。《向日葵種子》則顯得空洞無聊，為了追求新聞效果而不惜浪費公共資源。參與作品制作的普通工人只是無人格的生物材料，甚至成了英雄主義的施舍對象。不論《童話》還是《向日葵種子》，贊助資金來自社會的公共資源，盡管企業資助公共事業可以享受優惠稅收，但它始終跟普通人利益息息相關，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免費餡餅。中國不缺任何形式的藝術，唯獨缺少真誠的藝術家。艾未未的大手筆作品，不同程度上消解了他那些富有正義勇氣、批判張力的藝術成就，因為大消耗的奢華藝術，從本質上是抹煞了普通人的生命價值。假如將泰特美術館展出的《向日葵種子》，對照中國社會現實則是一種藝術可恥，當人都那么廉價，藝術還有何意義？或者說，這個奢華與空洞的作品，完全背離了正義的倫理精神。總之，在艾未未的身上，表現出目的與手段、主張與行為的內在沖突；他對汶川地震、楊佳事件上表現出的正義勇氣，跟他策劃《向日葵種子》的奢華而空洞，兩者在價值上完全格格不入。因此，對艾未未的藝術作品，必須保持清醒敏銳的批判立場，切不可盲目迷信。

　　中國是個盛產封建英雄主義的國度。從偉大領袖毛主席開始，胚造了像張藝謀、徐冰、蔡國強這樣封建式英雄主義藝術家，他們熱衷大手筆的轟動效果，完全無視藝術作品可能面臨的社會代價和倫理危機。適度的個人主義，前提是不能構成公共危害，除了他人的權利之外，還必須顧及生態代價與社會成本。艾未未的《向日葵種子》只是追求轟動效果，不惜大量消耗浪費而又空洞無聊。這種藝術，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都應該受到批判，否則藝術將變得無比可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