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蘭克，比利時人，曾經是個比利時共產黨員，以及擔任過比利時國際政治的大學教授。70年代末來到中國，90年代初開始從事中比貿易活動。在1995年左右與戴漢志、艾未未一起創辦了中國當代藝術家文件倉庫，致力于中國當代藝術的收藏和推介，并成立了一個中國當代藝術基金會。他的基金會已和希克的CCAA基金會對中國當代藝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問：你是怎么會想到要收藏中國當代藝術？
答：其實，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在北京。從1985年到1989年之間，那是一段非常有意義的時期，所有的事情都發展很快，而且，每天或者每個月都有不同的事情發生。那時有很多中國藝術家不斷從中國去美國或歐洲，同時，國內也不斷有很多新鮮的藝術事件發生。在那個時候，我也對中國當代藝術非常關注。一開始可能對中國古典藝術有興趣，但發現中國人對自由的渴望突然爆發了，那時候就開始對中國當代藝術發生興趣。70年代后期的"星星畫展"時我也在北京，當時藝術方面的水準其實不是很高，但當時那樣一種氣氛對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覺得中國在那時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因此開始對中國的當代藝術收藏感興趣。
　　1989年北京中國美術館的"現代藝術大展"，那是當時所有藝術的嘗試匯合在一起了，給我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在1989年到1991年之間，我突然和中國的藝術界很熟悉，認識了很多中國藝術家。到1994年，因為生意的原因我離開了北京，與中國藝術界的聯系有一點中斷。1994年以后，又開始做一些與中國藝術有關的工作。確切地說，94年戴漢志使我重新了解中國藝術界，他告訴我什么事情在發生、當時藝術界是怎么樣的。那時候，我做了一個展覽《3X3：在紙上》，關于比利時的藝術家紙上作品的展覽。

問：中國的當代藝術有很多不同的藝術家和不同的作品，你根據什么標準去判定那些作品是有意思的，那些作品沒有什么太大意思？
答：情況大致都是一樣的。當你去欣賞某一件藝術作品時，就會去收藏它。這并沒有一個局限，比如你是喜歡油畫、雕塑還是錄像，我沒有這樣的規定。我看到一個作品的時候，覺得這個作品的某些方面對我有種觸動，我就收藏。就像一個策劃人一樣，有時候并不是按照一個理論去策劃展覽，而是根據他的一種直覺去選擇作品做一個展覽，這個展覽也是策劃人的一個方向或者喜好。
我的興趣點是嘲笑、諷刺意味的作品，但不一定是完全的。或者關于社會的、政治的批判作品，或者作品背后帶來的特別意味，每一種作品都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的。這些是我的興趣點。

問：你也跟一些藝術專家合作，你在收藏作品時，是聽從專家的判斷和決定，還是最后由你自己來決定？
答：作為一個收藏家，應該絕對是依靠自己的感覺，而不是最終聽從別人的意見。如果是那樣的一個收藏，比如根據批評家或者專家的意見，那可能是一種商業上的行為，并不是一種真正的收藏。我更注重收藏年輕人的作品，并去推介他們，并不是去買很有名的畫家或者藝術家的作品，那些作品可以在很多有名的畫廊和博物館里找到。依靠別人的判斷去買作品是一種投資行為或者商業行為，那和收藏是兩碼事。

問：你設立藝術家倉庫的目的主要是推介新人？
答：并不完全是年輕人，主要是去發現不被其他畫廊或者機構所知道、看中的藝術家，比如王世隆是一個非常好的攝影家，他已經七十歲了，從來沒有在其他場合展出他的作品，但只要我們覺得他的作品有意思，我們就去做一些有關他的作品的工作。
同時我們還做一些這樣的工作，即藝術的紀錄和整理在當時藝術界所發生的一些事件，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和研究。

問：中國藝術圈也經常在談，像你和希克在中國設立中國當代藝術基金。因為中國沒有當代藝術體制，由于你們設立基金了，就在中國推動了體制的建設。你是怎么看待由西方人提前很多時候在中國建立關于中國藝術的體制？因為有一些中國人認為，很多很好的作品被西方人買走了，或者很多年輕人更愿意跟西方人合作，你是怎么看這個問題的？
答：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說法。其實事情的關鍵點，不是我們經常談到的西方藝術體系在逐漸左右中國當代藝術的情況。在西方，藝術體制有博物館、畫廊、收藏家，中國在九十年代以前幾乎沒有這些。有一些收藏家可能經常在一個朋友圈子里互相介紹我有什么畫、你有什么作品，然后偷偷地藏起來，不向公眾展示。
　　在西方和中國之間有一個區別，中國的藝術體制只是在學術范圍之內，或者在美協這樣的官方體制內展出，它不是一種對公眾的體制，唯一的途徑是通過美術館的展出。但在西方，藝術家如果要使作品展出，需要通過博物館、畫廊和收藏家，有這樣一個完整的渠道。在中國是不一樣的，至少在前一段時期是不一樣的。
　　我和希克并沒有意思要影響中國當代藝術的方向，我們只不過是為建立這樣一個體系做了一些工作。

問：你覺得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包括年輕藝術家的作品，和西方藝術家的作品相比較，中國藝術比較有意思的地方在那兒？
答：中國藝術家在這一時期突然想釋放自己，想表現自己。有很多的活動和展覽，比如像《不合作方式》在西方也可能是不允許的。在中國藝術界卻包含著很多可能性，例如中國藝術家每個人開始做藝術時都從繪畫開始，幾乎每個人都畫過自己的肖像，畫自畫像是一種非常直接地向別人表達自己的方式，后來他們發現這種方式有多種多樣，比如通過身體的方式表達自己，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他們會突然發現不斷有新的可能性和自由度。這些是讓我對中國當代藝術目前狀況感興趣的方面。

問：你認為目前階段他們在藝術上有沒有創新的地方？
答：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做過了，比如人類歷史2萬年或者3萬年，但始終有新的事物出現和發生。藝術也跟這差不多。現在很多人說，中國當代藝術是在拷貝或者抄襲西方藝術，重復前人所做的工作。但這不是這些藝術家的問題或錯誤，因為這可能是一種直接表達自己的方式。

問：你覺得你做的工作和尤里·希克做的工作有什么區別？
答：希克除了收藏藝術品，也推介藝術家，介紹他們給收藏家。我除了畫廊之外，還有一個基金會，基金會是收藏作品，做展覽。同時還做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工作，就是文獻整理。因為中國的當代藝術需要有這樣的文件紀錄，資料需要被整理，就像一個畫家畫完畫不應該擱在那兒，希望最后有一個交待，不希望他的展覽做完后就過去了，或者被忘記。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藝術家在過去做過什么活動或者發生過什么事情記錄下來。我們下面要做的一個工作，就是想把漢斯他以前收集的差不多有五千份藝術家的資料，包括他們的作品、生平和出版情況，做成一本資料性的書。這本書可能閱讀上的興趣并不大，但對其他人以后做研究是會非常有用的。

問：前年一本臺灣的雜志報道，一個紐約的收藏中國當代藝術的美國收藏家，他認為中國的前衛藝術狀況相當于美國六十年代前衛藝術興起的時候，很多人就覺得二十年以后中國藝術也許會很不錯，你是怎么看的？
答：我對美國六十年代不是很了解，但我也經常跟人談起過這樣的問題。中國現在這樣的氣氛有點像歐洲的三十年代，這是一個非常有創造力的時代，包括每個藝術家之間都相互認識，并且非常熟悉，比如漢斯的紀念會大家都去了，這種氣氛和歐洲的三十年代的氣氛非常相似。中國藝術界感覺有點像超現實主義時期的感覺，比如每個藝術家幾乎都在談到杜尚，都有非常好的技巧，因為中國的藝術教育是從古典主義來的，藝術家都有非常好的技術，用這樣好的技術來表達突然而來的自由和開放的狀態，自然這會有很好的藝術品出現。

問：你是一個收藏家，同時又是一個商人，這兩種角色在你身上有沒有沖突？
答：在做生意的時候，我會有一種態度；在面對藝術和藝術家的時候，是另外一種態度；這兩種態度互相轉換的時候，會有問題。

問：聽說你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還相信社會主義嗎？
答：最近我還為我曾是共產黨員而驕傲。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西方有一種思潮或傾向，希望社會是一種單純、平等的社會，希望社會和男女之間，或者不同的國家之間都是平等的。在我們當時的心目中，有一種非常理想的社會狀態，當時只有共產主義理論符合我們當時的一種心愿，所以我當時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這樣的一個運動之中，至今我還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社會狀態。
　　至于蘇聯和中國的情況，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并不能說明共產主義或者共產黨是不好的事，在現實中人們怎么去執行共產主義那是另外一回事。每一種體制，只要是給人們充分的自由、平等，我就會去支持它。當然，我們也犯了很多錯誤，在七十年代時，很多歐洲人以為毛時代的中國正在創造天堂和樂園，現在看來那種認識是錯誤的，或者說是一件很傻的事情。

附：佛蘭克簡歷

佛蘭克（Frank Uytterhaegen）
1954年1月9日生于比利時左特根（Zottegem）
1972年畢業于比利時根特州立大學，主修當代史、哲學和中國古代漢語。
1977年-1981年 作為"國家科學研究基金"的研究員，準備題為"二次大戰之間中產階級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運動"的博士論文。
1982年-1985年 作為根特州立大學法學系政治學助教，主講課程包括：新型國家的政治體系，中國現代史和政治學方法論。

出版著作：歐洲的極權 （1979）
中國當代繪畫（1979）
二次大戰之間比利時的工業發展（1978）
十九世紀末一個產業工人的自傳（1982）
比利時史書目（1983）
十九世紀根特的生活狀況（1978）
其它的社會學方面的發表論文

1985年 移居中國
1986年 建立"中國連接"（Chinalink），一個比利時貿易和顧問公司的北京代表處。
同年，開始收藏中國藝術品。并贊助戴漢志（Hans van Dijk）的阿姆斯特丹藝術
咨詢公司（New Amsterdam Art Consulting)）
1996年 同戴漢志、艾未未建立中國藝術文件倉庫促進中國前衛藝術。
1998年 建立中國現代藝術基金促進中國現代藝術在海外的收藏和文獻整理。并在比利時建立了一個永久性的收藏展示空間。

展覽：
1996年 策劃"3X3在紙上，比利時三代藝術家"展覽，在炎黃藝術館舉辦
1999年 策劃"蒙克：著名比利時表現主義畫家"展覽，展于北京中國美術館，深圳美術館、上海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