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建：1992年前幾年、1993年至1996年、2002年的前后及眼前，都可以被看成我藝術創作中的重要階段。我理解的重要很簡單，或是藝術發生重要改變的轉折時期，或是產生過重要的作品。
    1992年12月前，我在湖北美術學院，之后我在華南師范大學美術系。南調廣東，我喻之為“勝利逃亡”。湖北美院留給我的記憶除了貧病交困，便是在1989年后中國現代藝術步入低谷后內心的痛苦和壓抑，這個時期的作品如《游蕩的魂靈》、《逃遁》、《楚魂》等，從題目到內容無不流露出凄惶和無助。
    1993年至1996年對我來說尤其重要，我的個人語言和風格就確立在這個階段。我是1992年12月最后一天調到廣州的，我的人生與藝術隨之改變，最明顯的感覺是廣東寬松的意識和富足，這兩點對我來說就很重要。《黑色空間》正是我到廣州的第一批作品，符號是球體和它的碎片，采取了拓印和拼貼的手法，黑色的空間，物象呈浮顯與流逝的感覺，追求在純視覺的空間關系中實現富有韻律感的形式構成。
    1997年我從華南師范大學調到了深圳大學，藝術創作隨之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時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對現成品印痕直截了當的應用，強化了畫面的物質感。膨脹、擠壓、糾纏，這所有的一切隱喻的是一種瘋狂消耗資源和快速制造垃圾時代。2002年我的個展在北京展出，給這個階段劃上了句號。
    把這幾年看成是一個重要階段，不僅著眼于創作出了我個人最好的作品，而是在我的意識里，我的藝術面臨的每一個轉折，都和我動蕩的人生有關，是我作品中漂浮不定的意境的根源。
    2002年之后，我創作的基本方向并沒有變，目的是想把自己的藝術做得更好一些。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我很早就明確的表示過我的目標是對“精英化”的追求。這個目標不允許我過早地把手上的工作停止下來，使它的成就僅僅停止在某一個層面上。我慶幸自己的堅持，否則，人們就看不到我后來畫的這些作品了。如果把“表現一種現代科技所指示的、和中國傳統人與自然統一的、雙重概念下的宇宙空間”作為我藝術企圖達成的境界，近年創作的《以劉子建命名的星》和《天象》系列堪稱是令人滿意的作品。

    《藝術經典》：在這種豐富的人生經歷中，在“實驗水墨”領域的創作與嘗試的過程里，您是如何探索屬于自己的水墨語言？

    劉子建：經歷非常豐富談不上，就是一個普通人的經歷而已，普通人經歷了也就經歷了，只不過沒有變成另外的東西，而我是一個藝術家，我能夠把自己的經歷和心靈的感受轉化為作品，這是當一個藝術家最大的幸福的地方。
    探索的意義就是對未知的好奇，讓人想到是摸索或尋找。其實一個人能做什么或能做成什么用不著尋找，它本來就在你的天性中，等著你把它喚醒而已。我從小迷戀星空，迷戀楚漢藝術中流變不居的星云意象。內心深處對浪漫和神秘的向往，決定了我抽象思辯的能力，具體到畫面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充分利用了水墨的自然流變，一方面通過拓印、拼貼等綜合性技法制造與水墨隨機性對應的限制與阻礙，再是用黑色的空間顛覆了傳統中國是計白當黑的習慣。

    《藝術經典》：將在深圳藝術22區舉行的“異質的水墨-中國當代水墨名家邀請展”，是由您與格灃藝術機構共同策劃的，能否介紹下您在這次展覽中展出的作品？

    劉子建：這次展出的《愈來愈亮的金銀之光》兩張大畫，在2002年北京個展時也展出過。作品之所以取這個題目，是當時我在創作時，當想到我的作品是如何的布滿一個空間時，心里特別興奮，那種感覺可以用“心襟搖蕩”來形容。我自認為這個題目取得特別傳神。
    另外幾張小點的畫叫《以劉子建命名的星》，你是不是覺得取這個題目好象很自戀似的。其實人都很自戀，只不過多數人不像我這樣明目張膽罷了。取這個名字是很偶然的，當時剛好電視新聞中正說什么用袁隆平的名字命名了一顆星，我就想自己的名字也是可以拿來命名的。后來我對人說：星在我的心里，就是高高在上的一種孤獨的存在，被黑暗包圍著，驕傲地發出自己的光芒。

    《藝術經典》：今天的中國當代藝術在國內外都非常受關注，作為一位著名的當代藝術家，您是如何看待中國的當代藝術市場的？同時，作為中國“實驗水墨”的積極推動者，您又是如何把握當代水墨的藝術市場的？

   劉子建：作為一個當代水墨畫家，當然希望當代藝術市場越火爆越好。2006年3月紐約蘇富比首次以中國當代藝術為主打的“亞洲當代藝術”專題拍賣，把國際市場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關注推至到一個高潮，我的作品參加了那次拍賣。美國亞洲太平洋博物館把當年花三百美金收藏的我的作品《游魂》拿出來，以20多萬人民幣的價格拍出去了。這筆錢雖然沒有進我的口袋里，但我心里還是挺高興的。這件作品先是被博物館收藏，后又參加這場影響深遠的專題拍賣，在我看來，藝術價值和市場價值還是可以統一的。
    實驗水墨不是西方的藝術，你讓西方人給出一個恰當的價位暫時還不太可能，中國市場起步滯后，目前還有待成熟。比如，有批評家指出，目前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不成熟和混亂，主要就表現在藝術中史的價價值與市場價值之間嚴重的不對等。培養實驗水墨的市場只能靠中國自己，我從中國嘉德的朋友賈云濤那里聽到的消息是，中國嘉德有信心把這一塊做起來。實驗水墨對中國當代藝術來說不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藝術經典》：您在多個場合以及您的著作、文章中都論及了“實驗水墨”的有關理論，今天能否為我們談談，實驗水墨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的特殊性以及它的發展對中國當代藝術產生的影響。

    劉子建：中國對西方的開放，緣于中國長期不斷的政治運動，當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時，不開放不行。但被動的開放帶來的問題是，相當部分人會對本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在強勢文化面前有種自卑。于是，我們便看見，這是所有后進國家的現代化都會面臨的問題：能不能保護得住自己的文化和傳統？不僅持激進西方觀點的人，就連普通的人都認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驅使下，中國當代藝術中有沒有水墨藝術都無關緊要。他們強調的文化全球化其實是西方化。所以我說，實驗水墨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化問題的一部分，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實驗水墨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的特殊性其實是被這個特殊語境決定的。
    實驗水墨堅持使用中國傳統的水墨媒材，通過語言方式的實驗，來證明水墨作為一種極富文化內涵和當代表情的媒材在當下的開放性，并堅持認為西方的標準不是自己的標準。圍繞實驗水墨話題引發的理論交鋒和爭論，十幾年里未曾中斷過，構成了中國當代藝術中一道別樣的風景。這些話題的尖銳性與深刻性往往切中了整個中國當代藝術的要害，成為我們反思現代化、西方化、本土化問題時的焦點命題。
    我在很多地方不斷重復說，一個用犧牲自己的文化為代價換來的現代化是不值得的，這個道理有越來越多的人明白過來。由于實驗水墨近十年在邊緣的堅持與努力，水墨媒材已被證明是向所有人、所有觀念開放的?，F在各種“以水墨的名義”展開的藝術活動變得十分普遍，藝術家也不再幼稚地以媒材來劃分現代、當代。毫不夸張地說，實驗水墨以不同于純西方化的行為方式與語言特征，改變了中國當代藝術缺少中國本土文化資源可能出現的偏頗與單調。

    《藝術經典》：中國當代藝術是伴隨著藝術批評成長起來的，幾乎每一個新銳的藝術家在獲得正面評價的同時也會得到極端的反對聲。您是如何看待對自己作品的不同評論和態度的？

    劉子建：我有很多批評家朋友，可以說，我的藝術是伴著批評的聲音一路走過來的。批評家給我寫評論都很當回事的，這說明批評家心里有數得很。所以殷雙喜才在《當代藝術中的劉子建》一書的后記中寫道：“看完全書的校樣，有一種溫暖在心頭油然而生，我感慨劉子建的幸運，生逢其時，在他20多年的水墨生涯中，其實并不孤單……”
    批評家對我的評價基本上都收在了這本書里，問我如何看待這些評，一兩句話說不清楚，我只能告訴你，其中有些文章我會時不時取來讀的，每讀一遍，我都感到獲益非淺。我特別欣賞有批評直覺的批評家，他們能在你的作品中讀出最精彩，最有趣，最有值得打開評價的那些內容，讀這樣的文字，就是一種享受，它讓你一天的心情都好。
    業內人士是籠統的指稱，其實人和人是不同的?？陀^地說，在業內我聽到說我作品不錯的要多一些，我相信這些評價是真的。因為一個真是畫畫的人，應該知道什么樣的藝術是好的。正象我看到好畫好畫家也會情不自禁地加以贊美一樣。當然，時常也會聽到來自業內人的貶損，他們是些什么人呢？動機是什么呢？你不能去追究，因為沒有意思。實驗水墨畫家什么事沒見過？什么刻薄的話沒聽過？所以這些評價我基本上是不聽的。

    《藝術經典》：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專業媒體，我們對您有很高的認知度。您是如何看待“中國當代藝術網”、《藝術經典》這兩個媒體平臺的？作為深圳22藝術區的學術顧問，您對深圳22藝術區的發展前景是如何評估的？

    劉子建：我在創作之外，還做了一些其它的事情，出書、策劃活動和在媒體上發表文章，包括策劃這次“異質的水墨”畫展。有人將我稱為實驗水墨的辯護人，是因為在很多場合我會情不自禁地為實驗水墨爭辯，我想你的話中話也是這個意思。
    對于我認為深圳作為中國最年輕最現代化的都市，應該在現代文化的建樹上有相應的地位。“中國當代藝術網”、《藝術經典》把自己定位為全國乃至國際的當代藝術傳媒，這就對了，這對提升深圳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的地位是有幫助的。再說，深圳目前文化產業的發展勢頭很好，需要有這樣的傳媒平臺來支持。
    之所以我會答應成為深圳22藝術區的學術顧問，是這個機構決策人的遠見、抱負和魄力讓我對它的前景相當感興趣。我看好這里，是因為它執意要在中國高端文化產業搭建一個完全不同于中國其他區域或先前模式的動作機制與構架。比如有關藝術銀行、免費雜志、美術館、學術主持人制度以及對藝術產業園區的規劃等等，聽起來都有點像神話。話說回來，深圳做事，就該做出自己的不同和特點出來。另一個原因則在于格灃對中國實驗水墨表現出的熱情，并決意要把這個中國自己的當代藝術做大，把深圳打造成它的一個基地，甚至想到建立中國當代水墨藝術館，這對我太有誘惑力了。實驗水墨是中國人的事情，只能靠我們自己去做好。

    《藝術經典》：非常感謝您接受此次采訪，能否知道您接下來還將有什么規劃呢？

    劉子建：我在兩年前相繼出版了兩本書，一本是我寫的《不是一個人的墨之戰——一個實驗水墨畫家的史論》，一本是由殷雙喜主編的《當代藝術中的劉子建——一個實驗水墨畫家的個案研究》。在出書的過程中，我就在考慮這個問題：余生如何度過？我在書中的后記里寫道：“人的一生猶如在演戲，人到中年就意味著戲已演完了一半，下半場正等著開始。”做這件事是對自己過去的清理與了結，以后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畫畫上。如今看來，情況又有了變化，我還想借重格灃藝術機構的平臺，把中國實驗水墨在南方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