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青銅鏡管窺 見日之明鏡 西漢 直徑13.6cm 重268克
 

　　以前認為，中國青銅文化的歷史，就是指自夏至秦這段時期。所以談到中國青銅器，往往又稱為先秦青銅器。后來隨著不斷的考古發現，漢代青銅文化的歷史地位便得以確定，其內容包括一整套的制器和用器體系。而我們以前比較熟悉的、經常用來研究的漢代青銅鏡，其實僅僅起到了一個管中窺豹的作用。所以說，在青銅文化雖然日漸衰落，但仍然有著持續發展的大背景下，銅鏡制作和使用也必定會呈現一種繁榮的景象。首先是鑄造的規模和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出土的數量較戰國時期更多，出土的地域也更廣泛。其次是器形特點和紋飾風格變化明顯，富于時代特征。如西漢到東漢初期，銅鏡逐漸變得厚重，背面多鑄吉祥語;王莽時期出現紀年銘銅鏡，鈕多呈半球形，也有四蒂鈕;花紋除幾何形圖案外，還有禽獸紋和神人紋;西漢時期還有一種“見日之光”鏡，即能在日光中反射背面紋飾和銘文亮影的透光鏡;西漢晚期、新莽至東漢初期盛行博局鏡，中有神人瑞獸，即所謂六博紋飾;東漢中期又開始出現浮雕畫像鏡和神獸鏡等等。

　　具體來看，漢代青銅鏡可分為以下四個發展時期：

　　1.西漢早期

　　因秦代歷史較短，所以此時期的銅鏡制作，無論形制特點還是紋飾風格，與戰國的遞嬗關系非常明顯。當然銅鏡發展至此階段，自己獨有的特點也并不缺乏，如用銘文裝飾銅鏡。其內容主要是吉語，如：“大樂福貴，千秋萬歲，宜酒食”、“愁思悲，愿君忠君不說，相思愿毋絕”等。這些銘文往往與紋飾搭配裝飾銅鏡，以鏡鈕為中心環繞布局。主要紋飾有草葉紋、連弧紋、幾何紋、蟠螭紋、鳳鳥紋、動物紋等。粗線條的主紋下有細密的地紋。

　　這類銅鏡多卷緣或緣邊有連弧裝飾，猶有戰國遺風。但銘文、草葉和乳丁裝飾又明顯為漢代特點。多出土于四川成都羊子山、河南洛陽、陜西西安及山東等地。

　　2.西漢中晚期

　　銅鏡的尺寸逐漸加大，鏡體也趨厚重，鏡鈕由早期的弦紋變為半球形，鏡緣由窄卷緣變為平素寬緣。地紋消失，主體紋飾更加鮮明突出。草葉紋、連弧紋仍然流行，另有四乳神紋、博局紋盛行。銘文字數增多，內容多為祝福、相思、祈求富貴等。如“常相思，毋相忘。常富貴，樂未央”等。此階段常見的銅鏡有昭明鏡、日光鏡、草葉紋鏡、博局鏡、四乳禽獸紋鏡等。

　　以上銅鏡中，草葉紋鏡出土較多，是典型的西漢時期物，流行于西漢早、中、晚期，惟細部紋飾因地域而略異。“長生未央”鏡出土也較多，湖南、四川、河南、陜西等省均有發現，惟銘文略有不同，屬西漢晚期物。另外此時期有一種鳥書鏡非常奇特，頗為罕見。其扶螭鈕制很有特點，與四川成都羊子山、河南洛陽、陜西西安等地出土的幾面同類西漢銅鏡鈕制大致相同，當為同時物。

　　3.王莽時期至東漢中期

　　這時期的銅鏡分為官鑄和私鑄兩種，常見的“尚方”銘即為官鑄。另一種說法“尚方”系東漢末年紹興郡鏡工尚方。比較多見的私人姓氏銘為“周中”，也是同期的紹興鏡工。新出現了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紋飾。

　　另外在西漢中晚期銅鏡中，我們曾提到過博局鏡，舊稱規矩鏡，日本學者根據圖案也稱TLV鏡。此紋飾流行時間較長，從戰國末期至東漢的銅鏡均有發現，只是各時期的表現形式頗有不同而已。新莽時代雖然較短，但也有出土。

　　4.東漢末期

　　主要是紋飾上的變化較大，形態各異的神獸、禽獸、龍虎、車馬人物畫像等題材成為銅鏡的主體紋飾。這些紋飾往往采用高浮雕的手法，立體感極強。

　　“長宜子孫”鏡、變形四葉鏡廣為流行。其中變形四葉鏡多見于山東、河南、陜西、湖南諸省，整體紋飾減地而成，鏡背除鈕外成一平面。

　　帶有“建安”銘的鏡也出土較多，均系孫吳治下的紹興、會稽一帶制造。“建安”是東漢獻帝劉協的年號。有學者認為：建安紀年銘神獸鏡也具備作為“吳鏡”的特點，而與此前的東漢鏡頗有差異。因而稱為“吳鏡”似更確切。詳見《考古》198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