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歡說攝影進入中國幾乎和它的誕生在同一個時候，不僅攝影在其嬰兒期就被洋人帶入了中國，而且還可以歷數中國的某某某在某某地方已經建立了某某某照相館，而且宮里的某某大人也對攝影如癡如醉。雖然在中國的攝影史料中可以看到早年攝影在中國留下的印跡，但是中國攝影無論是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或文化媒介始終沒有自己的一個身份特征，攝影在中國就一直沒有被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藝術表現媒介而獲得尊重和探索。如今，依托和流行文化相輔相成的數字技術，攝影突然在中國成了最流行的視覺記錄和表現媒體，攝影在中國從沒有經歷過的技術文化媒介突然之間變成了人人把玩的流行文化手法，攝影的本質在沒有得到充分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就被輕易地拋棄和輕視，攝影在當代中國的特殊社會形態和經濟模式下變成了一個人人都可以玩耍但不必敬畏的“萬人迷”。

　　德國攝影史學家約瑟夫·馬理亞·艾德(Josef Maria Eder)在他的《攝影史》(History of Photography)中對攝影這個詞的出現作了考證。1905年《牛津大辭典》的編輯和英語史上最偉大的貢獻者之一穆瑞博士(Dr. Murray)論證了英語詞匯“攝影”的第一次出現是在1839年1月14日，當時約翰·赫歇爾爵士(Sir John Herschel)在倫敦皇家學會的一個演講中使用了這個詞。他的演講題目是“論攝影藝術;或者，光化學在圖片呈現目的上的應用”(On the Art of Photography; 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hemical Rays of Light to the Purpose of Pictorial Presentation)，而相對“攝影”這個詞，當時尼埃普斯(Niepce)所用的是“陽光成像”(Heliographic)，而塔爾伯特(Talbot)用的是“光源成像”(Photogenic)。無論是用哪個詞來表述“攝影”這個新事物，但一個共同的認同點就是，這是一種運用光對于某種化學材料在一種物理介質上生成一個永久固定影像的視覺表現形式。尼埃普斯和達蓋爾(Daguerre)用的是在拋光的銅板上涂敷化學成像劑來永久凝固影像，塔爾伯特則是用的紙質媒介和化學成影劑來紀錄被感光的成像體。攝影其實在它誕生的那一刻，宣告的是人類從此可以把自然界的物像永久而逼真的記錄下來。缺乏這一技術介質的問世，我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視覺再現必定還是在一個間接摹寫的過程中徘徊，而任何成像器具的存在也只是一個便于摹寫的方便之法而已。

　　達蓋爾攝影法誕生之后便很快地傳到了美洲大陸，歐美兩地的攝影先驅們在達蓋爾成影法的基礎上，結合了塔爾伯特的紙質成影法，探索出了各種不同的成像劑，從而豐富了影像表現的形式。同時，影像的成像器具也得到了不斷的更新，特別是光學成像技術的改良使成像的精度達到了極其完美的程度。于是，攝影在這兩種技術的相互扶助下從一個只是用光來做自然“繪畫”的技術形式脫胎成了一個靠光的成像來表現主觀視覺表述的技術美學載體，一種借助于技術的藝術形式。

　　攝影進入中國之后，從來都沒有經歷過它在歐美所經歷的技術美學探索歷程。縱然從早年的中國攝影刊物到當代的各種攝影論壇，對于攝影的技術不乏討論和嘗試，但這些討論和嘗試都只是停留在對西方攝影技術的現有性上做一些技巧性應用的探索，很少有從攝影這個成像技術的原始技術美學意義上進行創新應用的獨到試驗，而數字技術的快速濫觴更使得攝影這個依賴于光化學的視覺媒介被虛擬的數位處理方式給簡單地復雜化了，基于光化學的成像原理似乎不再是攝影成像的必要條件。攝影在大眾娛樂的氛圍下或者變得對于現有技術吹毛求疵的猛鉆牛角尖，或者變得不在乎其技術之美的隨意處理。攝影在中國還沒有成為一個“貴族”就已經變成了“平民”。

　　1839年1月6日，英國及其周邊海域經歷了一場暴風雨，這場大暴雨切斷了大英帝國和歐洲大陸的所有聯系。暴風雨過后，英國人從發自巴黎的報刊上知道，法國藝術家達蓋爾宣告了攝影術的誕生，而此時英國科學家塔爾伯特也在這種光化學成影術上從另外一個方向獲得了成果。由于自然災害的阻斷，使攝影的誕生地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爭論點，但是這兩種不同的影像原始技術呈現方式以同一個技術原理給未來世界的政治、社會、文化和藝術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人類的歷史從那一刻開始進入了視覺的技術紀錄及表現的時代，隨之，技術的哲學和美學意義也進入了一個新的詮釋范疇。

　　在我們對于攝影的當代文化藝術含義進行評判和論說之前，讓我們先回到攝影誕生的原點，認識攝影作為一種光化學藝術表現形式的原始初衷。讓我們先向本真的攝影致敬，然后再探討攝影在新技術時代如何演進。這也是《向攝影致敬——技術之美》這個專題的策劃宗旨，對攝影做一個技術和內容完美結合的原汁原味再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