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部門會同安陽市政府邀請部分專家學者，在北京亞洲大酒店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在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南出土的陵墓即曹操高陵，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各位考古專家和歷史學家更是各執已見，眾說紛紜!半年過去了，有關河南安陽縣西高穴村所謂“曹操高陵”的爭議并沒有停止，尤其是今年河南安陽西高穴一號墓挖掘結果，使所謂“曹操高陵”二號墓更顯露出證據不足，出土文物純屬造假!“曹操墓”純屬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某些所謂權威專家學者沽名釣譽，被社會上別有用心的文物販子利用，演繹出的一場自欺欺人，欲蓋彌彰的丑聞。

　　僅就作者知情的一些內幕真相披露于世，盡快結束這場因學術霸權和腐敗官員相勾結制造的轟動海內外的鬧劇。

　　一、利欲熏心，無中生有，魯潛墓志石牌顯系偽銘，卻埋下“曹操墓”造假的巨大隱患。

　　《魯潛墓志》記載：趙建武十一年，太歲乙已，十一月丁卯朔，故太仆卿駙馬都尉渤海趙安縣魯潛，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月癸酉葬。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此墓志似乎專為尋找曹操高陵而虛構的，墓志應在墓內發現，魯潛墓志卻埋在亂土中，且墓志不記載墓主人生平事跡，專門指明距離魏武帝陵多遠，更奇怪的是墓志竟強調該墓位置在何處，亙古未有如此給后人指點迷津的墓志!后趙石虎攝政稱趙天王，公元334年改元建武，距離曹操去世時已經一百二十五年，后趙石虎于公元335年遷都鄴城，窮奢極欲、殘絕人寰，為滿足奢糜生活需要，下令發掘后趙境內的歷代帝王及先賢陵墓，曹操墓首當其沖。魯潛墓志是真，所指曹操陵墓方位也必定是假，有可能是后人為保護曹操陵寢迷惑后趙挖墳掘墓的伎倆，誤人至今。所謂后“趙太仆卿駙馬都尉魯潛墓志”，文字內容顯系杜撰，魯潛墓地本是子虛無有，其目的是抬升假石牌價格，陰差陽錯，造假石牌身價百倍，假石牌竟被地方無知的考古專家，寫作了一篇貨真價實的論文，石破天驚!1998年龍振山發表在《華夏考古》上的文章引發考古專家對曹操高陵關注，紛紛猜測千古之謎曹操墓所在位置，本來欲拋向市場，準備換二、三百元錢的假石牌，竟因一篇論文炒成了奇貨可居的重要文物，被有關部門精心收藏起來，能否發現曹操高陵成為研究所謂“魯潛墓志”銘牌者的心病，而出土假石牌的河南安陽安豐鄉西高穴村的土地成了考古專家、盜墓賊尋寶的熱土，一塊假石牌竟能炒成身價百倍的文物，巨大的誘惑致使當地村民利欲熏心，“魏武王”石牌造假順理成章了。

　　二、精心策劃，一拍即合，無名大墓竟成曹操高陵。

　　“發現”魯潛墓志的人是河南安陽安豐鄉西高穴村民徐玉超，在村里經營粘土磚窯場，2005年國家頒布了耕地保護政策，徐玉超的磚窯被勒令停工了，而根據魯潛墓志的指向，這片遍布荒墳野冢的土地就是另一位村民徐鎮海開磚窯取土的地方。

　　因為從1998年開始，河南安陽安豐鄉西高穴村的這座大墓就被當地文物販子造假埋了不少“好東西”，讓外地人上當受騙，詐取錢財，俗稱“埋地雷”。

　　徐玉超為人精明，富有想象力，他曾送給龍振山一塊墓磚，“磚長50厘米，寬25厘米，厚12.5厘米，素面磨光和同時代磚不同，”龍振山津津樂道地說民間用磚呈淡黃色的泥土色，而且有網眼花紋，而徐玉超送他的磚顏色發青，規格比民用磚大一倍多!其實，這塊磚是是徐玉超用尿和泥，特別燒制的，龍振山竟精心收藏，奉若至寶。

　　于是，2005年除夕之夜，河南安陽安豐鄉西高穴村南的大墓被人用炸藥炸開了，大規模曹操墓造假拉開了帷幕。

　　墓穴第一次被炸開后，河南安陽安豐鄉黨委書記賈振林接到西高穴村民舉報，便找到河南省文物隊隊長潘偉斌，當時潘偉斌正在南水北調工地上考古。

　　潘偉斌在西高穴村主任徐煥朝指引下，親自進了墓穴，當時潘偉斌只判斷這是一個王侯級的大墓，墓穴內空空如也，潘偉斌建議回填洞口。

　　經過一年多的精心準備，密謀策劃后，2007年12月底西高穴大墓鬼影瞳瞳，一起苦心設計的盜墓大案發生了，附近村中最老實憨厚的村民竟組織起了十二個人參與盜墓，據稱他們挖出了重約二三百斤的石牌，安豐鄉派出所順利地抓獲了這伙盜墓賊，犯罪嫌疑人主動上繳了這塊“畫像石”石牌!龍振山家中有畫像石拓片，類似《水陸攻戰圖》，這幅畫像石竟被鑒定為曹操墓重要證據之一。2008年9月，河南省安陽縣安豐鄉派出所副所長張燕平又接到舉報，這次是6人團伙盜墓，他們趕到時，兩個望風的立即跑了，據張燕平介紹，短短兩年內，他們共抓獲了5批盜墓賊，共38人，這次繳獲的寫有“魏武王”字樣的石牌，竟成了確認曹操墓重大證據!馬未都先生接受“新華視點”記者采訪時就指出，“判定此墓為曹操陵墓兩件最為有力的鐵證并不是考古的正規發掘，而是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的，一個屢屢被盜的墓，在漫長的一段時間里失控，有那么多人進去過，什么事情都會發生，今日社會之復雜遠超專家們想象。但我不是說這個墓就一定造假，只是擔憂被造假者利用。”果然，正如馬老所言，曹操墓造假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三、沽名釣譽，巧立名目，無名大墓變身曹操高陵。

　　河南省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大墓從2004年底開始曾多次被盜，直到2008年12月才引起有關部門重視，經報請國家文物局批準，河南省文物局組織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對墓葬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后發現，該墓平面為甲字型，坐西向東，大墓占地面積約740平方米，斜坡墓道長39.5米，寬9.8米，最深處距地表約15米，墓壙平面略呈梯形，東邊寬22米，西邊寬19.5米，東西長18米，墓道雙室磚券道，前后室和四個側室構成。墓室清理中，發現有三個人頭蓋骨、肢骨部分遺骨，專家初步鑒定為一男兩女，其中男性年齡約60歲左右，一個女性年齡約40歲左右，另一個女性年齡約20歲左右，出土器物250余件，有金、銀、銅、鐵、玉、石、骨、漆、陶、云母等質地，其中散落大量畫像石殘塊，玉珠、水晶珠、瑪瑙珠。畫像石內容豐富，雕刻精美，有“神獸”、“七女復仇”等圖案，并刻有“咸陽令”、“紀梁”、“侍郎”等文字，根據墓葬形制，結構及隨葬品，這座大墓年代初步確定為東漢晚期大墓。

　　2009年12月27日上午10時許，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發布：河南省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搶救性發掘出一座東漢大墓。隨后安陽方面向有關媒體透露：他們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了刻有“魏武王”的石牌石枕，這座大墓是疑似魏武帝曹操高陵!兩個小時后，在沒有任何確切證據的情況下，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這座東漢大墓經權威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確認為曹操高陵，引起了社會上一浪高過一浪的質疑聲。隨后，河南省文物部門緊急召開考古發掘說明會，組織河南省安陽市政府邀請的部分專家學者回應各方質疑，解釋說，曾出土刻銘石牌59件，有長方形、圭形等，銘文記錄了隨葬物品的名稱和數量，其中8件圭形石牌，分別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等銘文，證明墓主是魏武王曹操。

　　在新聞發布會上，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劉慶柱、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郝本性、考古學家梁滿倉、人骨鑒定專家王明輝等陳述了對大墓考古認定的六大證據。

　　經科學論證，六大證據自相矛盾，其確認“曹操墓”的學說不攻自破。深入研究發現，該墓基本排除了是“曹操墓”的可能性。

　　(一)、墓葬的年代其依據是該墓葬為多墓室磚室大墓，主墓室為四角攢尖頂，和洛陽發現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墓頂形狀相同，其墓磚為特制的大型墓磚，和洛陽邙山上發掘的東漢大墓的墓磚相同，甚至比它更大。結合出土陶器、東漢五銖錢、畫像石內容等多方面的證據，想當然地認定其為東漢晚期大墓。

　　綜合各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各種遺跡、墓葬，也對地上遺跡進行勘測和調查發現，曹魏墓葬在形制結構方面，保持了東漢末期特點，為斜坡墓道、甬道、耳室和方形前室，長方形后室的磚墓，曹魏墓為多室磚墓和畫像石墓，大型墓由石灰板巖支砌的多室墓，左右槨和棺室已結合為一體，由夫婦合葬變為家族多人合葬，這時葬具用木棺，并開始流行將尸體陳放在尸床上的無棺葬。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魏晉時期官序又以左為尊，而墓葬的排列仍以右為上，可見葬制仍沿襲漢制。墓內有碑式墓志，并出土貴重金飾等奢侈品，這完全否定了魏武以來不準以金銀和奢侈品隨葬、號召薄葬的騙人鬼話。據《晉書·禮記》卷二十，第633頁記載：“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

　　古代墓葬前置石刻裝飾，亦屬陵園制度之一，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象儀衛耳”。可見，曹操陵墓規模宏大，若該墓墓磚都是特制更大型號的，“薄葬”之說更是自欺欺人，欲蓋彌彰的謊言!

　　(二)、墓葬的規模宏大，是王侯級墓葬，與曹操身份相符之說風馬牛不相及，純屬牽強附會。

　　“漢魏大墓”隨葬品有畫像石文字如“咸陽令”、“紀梁”、“侍郎”等內容，跟曹操生平所任職務及事跡完全不符。東漢末年群雄爭霸，魏晉南北朝更是“五胡亂華”，鄴下稱王稱帝者不計其數，且遺骨年齡與曹操相差六歲，怎能必是曹操無疑?顯然，對魏晉南北朝歷史研究太少，迷信于曹操顯靈，急功近利所致，人云亦云!

　　(三)、墓葬符合《終制》之說是偽科學，研究曹操墓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偽存真，實事求是。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表明，我國古代陵寢的起源始于春秋戰國時期，創始期則為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時代，確定期定為東漢。根據已發現和發掘的陵墓實物資料結合文獻歸納出曹魏時期陵墓埋葬制度，具有顯著特點。其中，選擇墓地十分講究風水之說。這反映了古代封建統治階級選擇墓地是嚴格的等級制度決定的，也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對于營葬的處理也有嚴格的界限。風水即古代的“堪輿”之術，其中“望氣”之說，也即此術。“風水”實質上就是選擇有恰當地形的葬地。綜合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及前后多代的“風水”，可知曹操陵墓必依秦漢陵制，在平原上封土為陵，選擇開闊的平原上風上水的“山沖”之地。因高為基，在堪輿學上特指開闊平原上凸起的山丘，不封不樹，并不代表當時曹操陵墓沒有任何地面標志，即然曹操陵寢上建有祭殿，甚至唐太宗李世民曾拜謁過魏武帝曹操陵并留下祭文，充分說明，曹操陵墓絕非無跡可尋的無名墳冢。另外，此次發掘墓室上面未見封土，沒有找到其立碑跡象，認定曹操陵更是站不住腳。墓碑大多數樹于地上，墓志則埋于地下，墓志起源于西漢，到東漢時期發展的較為成熟，早期的墓志，僅僅記載死者姓名、藉貫、年齡、身份和生卒年月以及埋葬的時間、地點，后來陸續有生平事略和頌詞銘文。這些墓志放在墓內，發現時往往被誤認為石板或石案，而不知為墓志。實際上放在墓中的有死者傳記的石刻(或磚刻)，包括志和銘兩部分皆稱為志。志指專門埋下墳墓內者，有人稱墓志為碑志，“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但禁碑之后，并未完全禁絕墓志，且隨葬品也并未減少，陵墓前石獸、碑表依然存在。河南安陽西高穴墓中的畫像石其中的“咸陽令”、“紀梁”、“侍郎”、“七女復仇”等文字內容其實就是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墓志”，跟曹操沒有任何關系!

　　(四)、位置與文獻相符之說，是根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載，稱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的祠西原上為壽陵，而西高穴大墓正在西門豹祠西。二十一世紀，科學文物學已徹底刷新了持續數千年之久的中國古代史學傳統，僅靠文獻記載尋章摘句、斷章取義、引經據典的腐儒學風早被田野考古學所取而代之。另外，陳壽一生歷仕蜀漢和西晉兩朝、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晉滅吳，陳壽開始著手整理三國史事，《三國志》雖名為志，其實既無志也無表，《三國志·魏書》依據的材料是王沈的《魏書》及魚豢私撰的《魏略》，難免以訛傳訛，“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據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故確定曹操墓引用《三國志》之史料，是靠不住的，必須深入實地認真考察，科學論證。再者，西門祠并非曹操墓的參照物，曹操墓唯一的考古科學文獻應該是曹魏時期陵寢制度的研究成果，道聽途說的野史軼聞、托名后世的偽書只會將曹操墓的科學探索引入歧途，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五)、所謂稱謂相符之說更是荒謬絕倫。曹丕篡漢，始封曹操為魏武帝，曹操薨于漢獻帝延康元年正月，黃初元年曹丕稱帝建魏，曹操生前封魏王是漢獻帝建安十一年夏四月冊封的漢朝魏王，決非曹操食邑封國魏國之藩國魏王，入葬時豈能自降封號?更何況曹操是漢丞相，生前未曾稱帝，”魏武王“曹操的稱謂既不符合史實，又不符合邏輯，曹操謚號”“魏武帝”，在史學界，文化界從來一直以魏武帝曹操著稱，未曾稱呼曹操為“魏武王”，此“魏武王”決非曹操，其稱謂是難圓其說的。

　　(六)、銘牌做為認定曹操墓的直接證據簡直荒唐可笑。據說發掘出土的銘牌，其中刻有“魏武王”三個字的共有七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最為完整，出土于墓前前室。據曹魏墓葬研究成果顯示，洛陽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多室磚墓，前室設斗帳，帳構有銘文，帳前放日用器物。考古實物證明，“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發現于墓的前室與帝王陵寢殉葬隨身稀世兵器之置放位置史實不符，如果格虎大戟確系曹操殉葬之寶，必定做工精細、造型華美、刃薄而鋒利，削鐵如泥，稀世罕見，且以錯金工藝刻有銘文“漢丞相操自作用格虎大戟”(事實應為“青罡劍”)字跡，“常所用”是現代語法，故所謂“銘牌”實屬“此地無銀三百兩”之造假伎倆，這些東西都是靠不住的。出土物均是素面陶，器型偏小，做工粗糙，器圭和璧等禮器，竟為石質，可見墓主人身份與魏王曹操身份懸殊太大。曹操陵寢之上依東漢陵制，立陵上祭殿，墓內必然隨葬物品與身為大漢丞相、魏王身份的曹公身份相稱，絕不會殉葬做工粗糙的素面陶器，禮器非金即銅，圭和璧在漢代皆用名貴玉石精雕細琢，在東漢以孝道名世的魏王曹丕禮葬王侯級別的父王時，絕不可能使用石質禮器，與禮不合，也不合情理，僅依此標榜曹操“薄葬”，且言辭鑿鑿，引用曹植所述“鳴器無飾，陶素是嘉”真是不倫不類，不足為憑!

　　曹操高陵真的確認無疑嗎?“新華觀點”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慶柱。劉慶柱表示，銘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的確是認定曹操高陵的重要證據。2009年12月17日，他曾到過發掘現場，發掘單位把地圖等相關資料給他看，考古發掘現場只看到幾塊畫像石殘塊，當時沒有石牌，他說“新聞發布會上會布確認曹操高陵的六大理由，基本上是根據考古發掘隊和專家組思路總結的。”“曹操墓”根本沒有任何科學考古依據和可靠證據。劉慶柱聲稱：“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司長關強明確表示要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不給個名目怎么申報?怎么保護?”于是，巧立名目，無名的漢代大墓搖身一變竟成為曹操高陵，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急于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與會專家學者沽名釣譽，弄虛作假，所謂“曹操高陵”被發現了，學術問題成了社會問題，“曹操墓”成了又一個版本的“周老虎”事件，引起海內外關注!

　　四、越俎代庖，為虎傅翼，八大專家欺世盜名惹爭議。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認定曹操墓的六大依據，引起社會廣泛關注。2009年12月29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教授認為下結論為時尚早，六大證據是推斷出來的。結論令人生疑，收藏界名流馬未都先生發表博文，對“證據”真實性表示擔心，這些質疑加大了公眾對“曹操墓”的關注，2010年1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專家團一行12人趕赴安陽考察這座備受爭議的大墓，考古所所長王巍親自帶隊，兩位副所長白云翔和陳星燦參加了考察。然而，僅隔一天，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揭曉的2009年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河南安陽縣西高穴曹魏高陵”赫然在目，如此急不可待地認定曹操墓為嚴肅的學術界抹上了一層陰影。第二天，在中國社科院“聚焦曹魏高陵”考古論壇上，社科院七位專家從不同角度進行論證力挺河南安陽西高穴大墓為曹操墓，河南考古隊長潘偉斌也介紹了他們斷定該墓為曹操墓的九大證據，卻沒有任何直接有力的證據。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王巍在總結時表示，西高穴大墓是否曹操墓，目前還不是蓋棺定論的時候，但“根據目前的證據，我們初步斷定該墓為曹操墓，今后，還會隨著新的證據的出現，不斷檢測這一初步結論是否正確”。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專家莫衷一是的論證，助長了河南安陽進一步利用漢代大墓炒作成曹操墓的囂張氣焰，考古發掘工作還在進行，河南省文化廳廳長楊麗萍說，目前臺灣、香港、澳門、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旅行社掀起了“三國熱”，都想為曹操墓開設新的旅游項目。安陽市正在研究規劃，在曹操墓考古工作完成后，可能會在原址上建遺址公園，河南媒體大造輿論聲勢，宣揚曹操高陵的考古發現得到全國考古界的認可!安陽市開始圈地撥款，有人甚至計算出這一考古新發現能給當地帶來4個億的財政收入，一石激起千層浪，學術爭議摻雜了地方利益，學術問題已不再是學術問題，而成了專家是否誠信的“政治化”社會問題。

　　在利益驅動下，安陽市把所有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盡管安陽市市長助理陳中武否認曹操墓是利益驅動下的商業炒作，說河南安陽對考古現場初步劃定的2.5平方公里的范圍只是保護范圍，與開發無關，更不存在圈地現象，著手規劃建設的曹操高陵遺址博物館，也是為了更好保護重要文化遺產。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長劉慶柱信誓旦旦地表白，沒有拿安陽一分錢，他透露“之所以要認定這個墓的性質，是因為要保護一個名分，在我國，只有申報了各級政府的文物保護單位，各級財政才能拿錢出來”，學術的純潔性越來越受到質疑，同時，公眾的參與，曹操墓竟成為社會焦點問題。

五、混淆視聽，故弄玄虛。普通玉珠竟吹噓成價值連城的傳世之寶。

　　在河南安陽西高穴村墓區，一南一北并排兩座大墓，被炒作成“曹操墓”的為主墓，也稱2號墓，次墓即1號墓，可2號墓遠比1號墓大，發掘難度小，故河南安陽重點開發2號墓，而1號墓未等挖掘，就急于宣布發現“曹操墓”信息，暴露出河南安陽急于求成，迫不及待的浮躁心理。因“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8件圭形石牌在新聞發布會后引起廣泛質疑，河南方面難以自圓其說，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于是在出土的珠玉器物上大作文章，將普通玉珠炒作成墓主人神秘的口含寶物，“曹操墓”造假可謂費盡心機，不擇手段!

　　直至2010年6月12日，入選“2009年六大考古發現”的所謂“曹操墓”似乎遠未挖掘完畢，發掘“2號墓”的直播現場，一會時間便發掘出兩顆珠子，半塊石牌，對于辨別“曹操墓”真偽至關重要的1號墓根本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文物，進一步證明所有認定“曹操墓”的依據是根本靠不住的，河南安陽西高穴大墓的認定在程序上也存在違法現象，國家文物局未曾正式對考古成果正式組織論證，僅憑一位具有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資質的專家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沒有任何文物行政部門依法通過聽證會便向社會公告“發現曹操墓”，從《文物保護法》角度講，“曹操墓”造假是隱瞞事實真相，造成嚴重社會影響的嚴重違法行為!

　　盡管專家們從各個角度進行論證，曹操墓仍不能蓋棺論定，其重要原因有三：其一，曹操墓是帝王陵寢，之所以成千古之謎，根本原因在于曹操父子機關算盡，選擇了上吉之地瞞天過海、設置疑冢，帝王陵寢事關國運帝祚，讓史官公布傳世的文字是彌天大謊，一方面標榜自己開薄葬之先河，一方面暗中開鑿了隱秘的陵寢，其地宮之規模宏大，殉葬之奇珍異寶必然符合王侯禮制，在上風上水的風水寶地選擇“龍穴”，以開福祉于隆基，綿萬年之景運;其二，河南安陽西高穴墓一號墓尚未發掘，“曹操墓”的新證據本身留有懸念，學術界的質疑之聲不是空穴來風，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三，對“周老虎事件”心存余悸，根據目前的證據，其實根本不能確認曹操墓，但河南方面騎虎難下，急于弄假成真，開發“曹操墓”每年能帶來4個多億的經濟效益畢竟太誘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國家文物局某位領導急于認定“曹操墓”不等一號墓發掘，便大張旗鼓地發布“河南安陽縣西高穴曹魏高陵是2009年中國考古六大新發現，確有沽名釣譽的嫌疑。

　　在這個以經濟為中心的年代里，學術腐敗與地方利益相結合，強權完全可以凌架于學者良心之上，為所欲為，瘋狂造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正義缺失，社會良知缺乏話語權，歷史真相何存?學術尊嚴安在?中華傳統文明必然斷層，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何日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