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期，可謂中國美術史上絢麗璀璨的時代，多元化的畫家群體與繪畫流派的并興成為這一時期美術界的主流。在沿海交通便利、對外文化交流頻繁的地區，如以上海、南京、杭州為中心的華東地區，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華北地區，以廣州、香港為中心的華南地區，不僅在經濟文化上得風氣之先，在繪畫上也是名家輩出，流派紛呈。他們分別形成的海上畫家群、京津畫家群和嶺南畫家群,在民初畫壇形成三足鼎峙的局面。以“二高一陳”(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黃少強、方人定、趙少昂、黎雄才、楊善深、關山月等為代表的“嶺南畫派”，在近百年的中國畫壇上，寫下可圈可點的篇章。

　　一.

　　“嶺南畫派”的主要創始人高劍父、陳樹人、高奇峰在早期也與當時傳統中國畫家一樣，經歷過一種學徒式的畫學教育。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高劍父由族兄高祉元介紹，拜著名花鳥畫家居廉為師。高劍父早期的畫作，大多打上居氏烙印或以臨、仿前代名家為主。

　　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劍父曾赴黃埔水師學堂學習，半年后輟學歸廣州，仍然從居廉習畫。1900年，高氏得到族人資助赴澳門格致書院求學，課余從法國人麥拉學習碳筆畫，不過這一段履歷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幾乎找不到任何印證。

　　陳樹人拜于居廉門下則較晚，時間大致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由居廉的另一弟子張逸介紹入于門下，此時居廉已近垂暮之年，所以陳氏一直被認為是居廉所收的最后一個弟子。陳樹人在十香園認識了許多居氏門下畫壇名流，其中之一便是后來一起成為嶺南畫派創始人的高劍父。

　　陳樹人早年的畫作也是受居氏影響極大，在其傳世諸作中，很容易看出這種痕跡。

　　二.

　　如果“二高一陳”一直延續居氏香火，中國近代畫壇最多只是多幾個平庸的花鳥畫家，近代嶺南畫壇也將黯然失色。所以完全可以說，他們的成功在于與時俱進，在中國畫領域發起了一場革命。

　　說到“二高一陳”的變革，不能不提到日本。

　　很多研究成果表明，從1903年至1907年間，高劍父為了求學，曾多次到達日本。在日期間，除了通過參觀日本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展出的日本畫，獲得對日本美術的初步認識外，還在白馬會和太平洋畫會開辦的研究所接受日本畫的基礎訓練。

　　陳樹人1908年進入日本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學習，1912年3月25日，陳樹人于該校畢業回國，任報館編輯，兼任廣東優級師范學校(廣雅書院)及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員。后再赴日，于1912年9月21日入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一年級，攻讀英國文學，1916年畢業。

　　高奇峰赴日學習與其兄高劍父密切相關。1907年，高劍父暑假歸國，攜高奇峰赴日學畫。有記載表明，兄弟倆1914年春曾在日本東京下谷合作《鴛鴦圖》橫幅，同年秋，高奇峰回國。

　　“二高一陳”分別在日本接受近代美術的教育，同時，他們也開始醞釀在中國畫領域進行一次大的變革。

　　1912年，高劍父與兄高冠天、弟高奇峰、高劍僧到上海開辟了“嶺南畫派”的主要宣傳陣地——《真相畫報》和審美書館。與此同時，審美書館適時地推出一系列旨在推廣“二高一陳”的畫集、宣傳單張，為新派繪畫搖旗吶喊。一時間它亦成為網羅畫家、展銷作品的具有畫廊性質的場所。

　　由于“二高一陳”利用了上海——當時中國經濟相當繁榮且中西文化交融最為頻繁、傳播資訊極為發達的中心城市，所以注定他們的理念和實踐一開始便會受到世人的關注。

　　三.

　　1933年，“嶺南畫派”的得力干將高奇峰病逝于上海，使“嶺南畫派”陣營的實力大大減弱。到了20世紀40年代，嶺南畫派的第二代傳人已經成長起來，繼承與發揚嶺南畫派高揚的革新傳統的精神，成為這一時期嶺南畫派的主要發展趨勢。1948年，陳樹人病逝于廣州，三年后(1951年)，高劍父也病逝于澳門，這種格局的變化無疑使“二高”之弟子們(至今未有資料顯示陳樹人有直接的弟子)從背后走向前臺。他們甚至一度成為嶺南地區中國畫壇之主流。

　　“二高”接收弟子的最早記載及其詳細情況目前也無從查考，不過文獻表明，早在1919年，黃少強、何漆園、趙少昂等師便從高奇峰習畫;翌年，張坤儀也師從高奇峰;1923年，方人定課余師從高劍父學畫。在1924年，高劍父在廣州文明路定安里租一屋，原名“春瑞草堂”，與高奇峰同住作畫，后從學者眾，遂改名“春睡畫院”，從此桃李滿天下。也就是這一年，鄭淡然拜師于高劍父門下。1925年，高奇峰在廣州市府學西街創辦“美學館”授徒。“春睡畫院”和“美學館”的創立，使嶺南畫派的傳人與日俱增，這種情況有點類似居廉開設“嘯月琴館”時的情形。

　　“二高”傳人多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入其門下，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大多已經茁壯成長起來，逐漸成為畫壇中堅。此時他們的活動區域大多集中于廣州、香港、澳門三地。這一時期是“二高”弟子在嶺南畫史上最為活躍的時期，他們的美術活動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四個主要方面：一是創辦或參與美術社團(院校);二是舉辦個展或參與大型畫展(或出版畫集);三是著書立說;四是開館授徒。

　　四.

　　20世紀50年代以后，受政治形勢的影響，“嶺南畫派”傳人的活動區域分割成大陸與港澳兩塊。留在大陸的諸如方人定、何磊、黎雄才、關山月等，他們紛紛融入轟轟烈烈的國家建設洪流中，繪畫大多有著深深的時代烙印。直到80年代以后，他們才完全以“嶺南畫派”傳人的身份活躍于中國畫壇，但這時離“二高一陳”當初所宣揚的繪畫傳統已經相去甚遠了。

　　活躍于港澳的諸如趙少昂、楊善深、何漆園、葉少秉、司徒奇等人大多仍堅守陣地，延續“嶺南畫派”傳統，與大陸遙相輝映。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雙方交往頻繁，合作舉辦畫展、出版畫集、傳道授業，不減當年遺風，雖然這一時期“二高一陳”們所創立的“嶺南畫派”已經日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經過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傳人改良后的新畫風，但學術界對于“嶺南畫派”的關注及研究卻開始勃興，“嶺南畫派”的傳人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殊榮。

　　五.

　　20世紀50年代以后，受政治形勢的影響，“嶺南畫派”傳人的活動區域分割成大陸與港澳兩塊。留在大陸的諸如方人定、何磊、黎雄才、關山月等，他們紛紛融入轟轟烈烈的國家建設洪流中，繪畫大多有著深深的時代烙印。直到80年代以后，他們才完全以“嶺南畫派”傳人的身份活躍于中國畫壇，但這時離“二高一陳”當初所宣揚的繪畫傳統已經相去甚遠了。

　　活躍于港澳的諸如趙少昂、楊善深、何漆園、葉少秉、司徒奇等人大多仍堅守陣地，延續“嶺南畫派”傳統，與大陸遙相輝映。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雙方交往頻繁，合作舉辦畫展、出版畫集、傳道授業，不減當年遺風，雖然這一時期“二高一陳”們所創立的“嶺南畫派”已經日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經過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傳人改良后的新畫風，但學術界對于“嶺南畫派”的關注及研究卻開始勃興，“嶺南畫派”的傳人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