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未都常對朋友說，人的一生應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物質上的，追求溫飽。這就是趨利，但一定不要將趨利看成是骯臟的，當然得有道德約束。再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趨利也是一種社會動力。第二重是趨名，表現為精神上的追求，希望有所愉悅，有所寄托。第三重是靈魂，追求內心的平靜與超脫，實際上宗教就是解決這個問題。表現為趨向超凡脫俗。

　　離北京機場不遠的大山子是一個老地名，現在成了文化標志。這里多年前還是一片老工業廠區，后來有“走投無路”的藝術家在這兒租下一些空廠房和倉庫，開起畫廊和工作室，緊接著，咖啡館和餐廳也貼了上來。一眨眼，就成了名揚海內外的798藝術區。

　　大山子這片地兒著實不小，在張萬墳金南路這一帶，沿街面建起了許多紅柱綠窗琉璃瓦的京派風格建筑，延綿幾百米，幾乎是琉璃廠的翻版。“琉璃廠”盡頭，就是馬未都創建的觀復博物館，外觀樸實無華。

　　馬未都是收藏界的大腕，收藏以陶瓷與家具為主，兼及書畫、門窗及當代藝術等，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開始琢磨建一座私人博物館。在這之前，他借場地辦過幾次家具展，觀眾反響挺熱烈的。他想：何不辦個博物館呢?可是當時的外部環境還不行，紅頭文件沒明確的事，有關方面不敢拍板。他在1992年打的報告被斃了，再打，再斃，直到1996年才批下來。馬未都給博物館取名叫“觀復”。

　　馬未都將《道德經》第十六章中的一段文字，以典雅的仿宋體書寫在博物館院內的一堵墻上，它提示觀眾，“觀復”其實是想說明一個道理：“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我們在觀復會客廳里的一張明代黃花梨八仙桌旁坐下喝茶，邊喝邊聊。

　　捐，肯定是文物最好的歸宿

　　采訪馬未都的當天，正好有新聞引起民眾熱議：日本今年二季度的GDP總值為1.28萬億美元，中國同一季度的GDP為1.33萬億美元。從賬面上看，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數據的披露，又正好趕在一個敏感的時間點上：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不過民眾更多地想到，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中國終于成了“老二”，這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老二不好當!”馬未都笑著說，“我們與長期積弱積貧的時代告別了，進入積富積強的時代，但如何正確看待財富，使用財富，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的訪談，就從財富話題切入。此前記者獲知，馬未都準備將他收藏的文物捐給觀復博物館。不過也有人說，這是自我炒作，觀復是馬未都建的，館里的文物都是自己的，現在說捐，這不是自己捐給自己?

　　這顯然是一個誤會。觀復確是一個私立博物館，但不是馬未都一個人的，早已改成理事會制，由一個5個發起人組成的理事會在運籌帷幄，馬未都是出面辦事說話應付媒體的人，法定代表、館長，時髦的說法就是CEO。

　　馬未都說：“這里其實有兩個誤解。第一，我不是捐給國家，也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在建這個館的時候就想過，我們一定要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中走出一條私人辦博物館的道路，如果到今天將自己的藏品悉數捐給國家博物館的話，事情就簡單了，但這樣做等于繞了個圈又回到了起點，我幾十年來做的事都白搭了。民間人士向國家博物館捐物，這是覺悟之舉，更是愛國情感的真誠表達。但我們也應看到，中國私人博物館一直不夠正規，遑論強大，其中的原因就是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有人以為，私人與國家是對立的，大公無私嘛。其實在很多情況下，私人與國家不是對立的。我們建私人博物館就是想破除這種陳舊觀念。我認為，在一個成熟的法制國家，私人的財富實際上就是國家財富的重要體現。那么涉及文物方面，也應該持同樣觀點。美國的博物館有8000多家，私人與國家的比例為6比4，而目前中國的博物館才2000家，私人博物館占的比例極少。其實，民間收藏是國家收藏的重要補充，它是另一種更有活力、更有草根形態的文化表達。

　　第二，現在社會上有不少民間博物館確實會出現向自己捐錢捐物的行為，比如大型國企辦一個行業博物館，把這方面的話語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也算企業文化吧，但它靠的是行政補貼，而且數額巨大，那么他這個博物館生存就比較容易。國家博物館現在開始實行免票參觀的制度了，因為它是用納稅人的錢辦的博物館，應該免票。而我們這個館是贊助人合辦的，會根據另一套制度行事，不花納稅人一分錢，還給國家繳稅，而且生存得非常好。當然，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收藏了一些東西，辦了一個館，三五年后就想辦法將展品賣出去了。這里有贏利目的，說到底屬于一種經濟行為。而你看世界上歷史悠久、口碑也不錯的博物館、藝術館，它必定有一個基金會在運作，相對獨立地行使著董事長賦予的權利，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和比爾·蓋茨基金會就是很好的典范。將來我在理事會里不是說了算的，所有重大事項都需集體討論決定。我今天捐東西給博物館，不是右手轉到左手，而是給這個大家共有共管的博物館，是這么個道理。”

　　“在做出如此重大決定之前，跟家里人商量過嗎?”我問他。

　　他很干脆地回答：“這事是我早就想好的，或許從收藏一開始就一直在考慮它們的最終歸宿，所以家里人都知道它們的去處，給予充分理解。”

　　兒子受他的影響，對文物收藏也感興趣，但沒像他那樣迷戀。兒子在英國留學7年，回國后找到了份適合自己的職業，并且搬出去住了。“我一件東西也不會留下，留下一件就不算徹底了。”馬未都說。

　　一般而言，一位已有很大成就的收藏家，恨不得將收藏心得和鑒寶秘笈等一古腦兒地教給后代。不過事與愿違，有不少收藏家因為下一代對此不感興趣而不知如何處置，最后向國家博物館一送了之，或變現當作遺產散盡。

　　而馬未都給了兒子選擇成才道路的權利與自由，并不強迫他繼承。好幾年前的某一天，他帶著兒子逛古玩城，在一樓買到一件文玩，花了2400元。父子倆坐電梯上樓，半道上被一位朋友截住，問馬未都撿到什么漏，后者向他展示了剛剛斬獲的東西。朋友一看：好東西!請求他轉讓，愿意給30000元。這種蠅頭小利馬未都是不屑一顧的，但他無意間看到兒子的表情，似乎有點驚喜，有點頓悟。2400元買的玩意兒，一上樓就賺了十幾倍，相當于當時一個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這錢來得也太容易啦!這讓馬未都產生了警覺，他不希望兒子形成對財富的不良心態，特別是誤以為收藏是一種輕易獲利的行當，并由此輕薄誠實勞動的價值與意義。

　　所以這次發愿捐出自己的藏品，也有這份考慮隱藏在其中。這份考慮，折射出一位父親對愛子的拳拳之心啊。

　　人，不能成為金錢的奴隸

　　“都捐了些什么?”我問他。

　　馬未都說：捐贈清單還沒做好，而且我希望在一個最佳時機移交。可以透露的是，這批寶貝中包括陶瓷、家具、文玩、門窗以及少量的字畫。件數不便透露。

　　“我一件也不留下，留下一件沒用啊，它不能起作用。”

　　“那什么時候正式捐呢?”我問。

　　“這一天準會來到。我早早地放出這話，其實是為了給自己一個許諾，也是為了讓公眾輿論監督，看我到底能不能兌現承諾。說實在的，我的錢也夠花了，再多也使不上，我也沒玩富人游戲的嗜好。文物給我的快樂也到頭了，那么這些文物應該讓更多人來分享，這肯定比在家里藏著更有意義。”

　　我們談起捐贈的社會意義。

　　他說：“我們這一代機遇比較好，受過苦，什么樣的苦都能承受，遇到大事就不易犯糊涂。我愛上收藏，一是出于對中國文化的崇敬，對文物本身有審美與研究的興趣，并不看重它的經濟價值，從來沒想到日后能漲幾百倍。我那時才二十幾歲啊，就一點死工資，省吃儉用都花在這上面了，但當時東西真便宜，而且假東西不多。早十年、晚十年都不行，這個好時候被我趕上了。要是今天我剛入門玩收藏，那就不一樣了。當然今天也有大款揣著大把鈔票來玩收藏的，他可以瘋狂砸錢，但我們那時候披星戴月趕鬼市的那份樂趣，他能體會到嗎?沒錢可能會不幸福，但有錢不一定能買到幸福!”

　　馬未都剛玩收藏那會兒，有一人抬了一紅漆大木桶找到他，里面整整齊齊地碼著一套餐具，清光緒年間的粉彩官窯，萬壽無疆圖案，是用于婚慶壽筵的。開價一萬元，但馬未都拿不出這筆錢，當時的萬元戶還是奔小康的宏偉目標啊。現在這套餐具要是在拍賣會上露面，怎么說也要三五百萬。這樣的故事不勝枚舉，也使他越發認識到，縱橫四萬里，上下五千年，所有的物其實都是過眼云煙，欣賞過了，讀懂了，記住了，即為擁有。

　　馬未都還說，“你看看海外華人中的富豪，歷代以來都沒很好地解決財產問題，由此引起的家庭糾紛甚至手足反目還少嗎?香港的小甜甜、臺灣的王永慶等身后都是這個結局，很值得我們反思。”

　　也就在這幾天，有報道說美國華裔科學家陳頌雄，為響應蓋茨與巴菲特等人的號召，決定將一半家產捐出來做慈善。陳在南非出生并長大，是靠生物制藥致富的知識型人才。

　　在馬未都看來，一個人在年輕時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創業，為奠定生活與事業的基礎，此時他一定會趨利。而從中年到老年階段，在生活穩定、稍有經濟積累之后，他考慮更多的就是社會評價，別人對他的看法，也就是追求精神上的滿足，進入趨名的階段。而一旦進入老年后，閱歷豐富了，經歷的喜怒哀樂也多了，看淡了一切，名利都不重要了，只求內心安定平靜。所謂到境界，常常在這個時候實現。

　　馬未都常對朋友說，人的一生應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物質上的，追求溫飽。這就是趨利，但一定不要將趨利看成是骯臟的，當然得有道德約束。再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趨利也是一種社會動力。第二重是趨名，表現為精神上的追求，希望有所愉悅，有所寄托。第三重是靈魂，追求內心的平靜與超脫，實際上宗教就是解決這個問題。表現為趨向超凡脫俗。

　　前不久他去日本，在一座寺廟里，正好遇見僧人做完功課出僧房，在佛號聲中，70多個僧人魚貫而出，每人臉上都寫著慈愛與安詳。那種表情絕不是刻意做出來的，沒有修煉，不可能有如此感動人的表情。

　　他認為，藝術其實也是一種宗教。在宗教精神普遍匱乏的當下，有些中國人就將收藏藝術品當作一種修行。馬未都希望自己能達到這種境界，至少要像豐子愷所說的，處在坐二望三的“二樓半”。

　　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是卡耐基，他有一句話對馬未都震動很大：一個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

　　馬未都接著說，“中國人為什么特別看重錢?有點錢就趕緊存銀行，要不就塞磚縫里，那是因為中國積貧積弱的時間太長，老是有一種危機感。現在好了，中國人富人，空前地有錢了，但為什么內需還比較難拉動?還是想存錢。錢多了，家庭矛盾就多了，身體垮了，無盡的欲望總是追著自己末路狂奔，幸福指數反而下降，這肯定不正常。表現在慈善事業上，就有一種普遍心態，出于救濟的目的才向社會捐錢。這幾年中國天災頻繁，大家紛紛解囊，就是賑災性質的集體行善。但我最反感的是，他捐錢的時候總是大張旗鼓，數額要寫在大支票上，還要排隊上臺，踮著腳高高舉起讓電視鏡頭掃到他，怕人家不知道。這在西方國家是非常丟人的事!在西方，救災是政府的責任，而且大多依靠行政力量來完成，還有保險、基金會等機構的輔助，他們機制完善嘛。那么個人做什么呢?可以向基金會捐錢，向藝術機構捐物，個人更多的是參與公益活動。而且告訴你，他們捐錢捐物，捐贈方與受予方是平等的。不像我們這里，總要求接受者表現出感恩之心，那是居高臨下的姿態。而且在西方你捐錢，他得審查你的財物是否干凈，你還得居下臨高。”

　　馬未都引用了一句古話：“善與人知不是真善，惡恐人知必是大惡。你做了點善事，就迫不急待地讓天下人知道，這就不是真善。還有一句話更狠：善欲人知便是惡，惡恐人知便是善。這里有辯征法!”

　　話音剛落，馬未都像說書先生那樣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人，與中國文化一起遠行

　　馬未都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說：“我們觀復博物館是目前唯一一家不靠政府撥款，而且能做到收支平衡的私立博物館。”目前全國國有、企業及民辦博物館超過2000家，觀復的制度建設與規范運作保證了它的業務運行與文化影響力對外輻射。

　　觀復約有工作人員60人，每年的基本運營費用在七八百萬元，收入主要來自三部分：門票收入占三分之一(每年觀眾5萬左右)。其次是為民眾提供多種服務，如講座、文物鑒定、場地出租等，這些創收占收入的大部分。第三則是品牌輸出，也就是開設地方館。分館屬于地方全資擁有，支付觀復品牌使用費。

　　前不久，觀復文化基金會正式成立，博物館由此進入一個新階段。據馬未都說，觀復基金會是一個盈利不分配的機構，盈利多少都會用在博物館的建設上。另一方面，它接受社會的捐贈，并借鑒國外同類藝術基金會的管理模式，打造自己的公益文化品牌，探索適合中國博物館的運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