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有史以來最賣座的電影《阿凡達》最近打算繼續展示它的吸金效應：加長版《阿凡達》本月底將再次登陸北美各大影院，而導演詹姆斯·卡梅隆則將在《阿凡達》的小說版出版之后開始《阿凡達》續集的制作。

　　有人預言，《阿凡達》將成就電影史上的一個奇跡，不僅源于3D技術給它帶來的票房業績，更將源于電影產業延長鏈上的一系列創意想法。

　　這就是創意產業，不僅僅是電影，唱片、出版、廣播、游戲等等，還包括運用想像力對其經濟價值加以開發的產業。

　　據“創意經濟之父”約翰·霍金斯估算，全世界創意經濟每天創造220億美元的價值，并以5%的速度遞增。在一些國家增長的速度則更快，美國達到14%,英國的音樂產業無論是雇傭人數還是所得利潤，都遠超過汽車、鋼鐵或紡織行業。創意產業已經成為一些國家21世紀的主導經濟形式。

　　在北京奧運會兩周年和上海世博會會期過半之際，全世界都將對創意經濟的關注投向中國。奧運會對北京傳媒產業、大型會展業、體育產業以及休閑娛樂產業，正在發揮持續的影響。與此同時，上海世博會也展示給世界一個創意的舞臺、創新的天地。

　　近年，中國的創意產業發展迅速。2006年8月，《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綱要》出臺，文化創意產業這個概念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及。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由此提升到政策性高度。2010年4月，九部委聯合發布《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指導意見》，政府支持文化創意產業進入具體操作層面。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紛紛為文化創意產業落子布局。

　　北京VS上海：描述性秒殺

　　似乎一夜之間，中國的創意產業已經如火如荼地在各地發展起來。作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創意城市北京和上海，展示給世界怎樣的想象力?

　　即將浮現于此的京滬兩地創意人物、創意園區和創意企業，在未來的某天，或許會以不知幾多D的活動影畫形態，出現在屬于我們時代的《清明上河圖》上。那時候，所謂的“創意之都”想必已開花散葉，遍布國境。

　　陸川VS鄭大圣：創意人物相望國館之巔

　　上世紀60年代，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出品的動畫片《沒頭腦和不高興》中，有一個意象：烏泱烏泱的人群排除萬難爬到一幢高聳入云的高樓的頂層去看戲。這預言性的一幕在2010上海世博會中國館變成了現實：每天超過5萬的人群乘坐電梯涌入國館頂層凌空49米的放映廳，欣賞兩部8分鐘主題電影：陸川執導的《歷程》和上海電影制片廠鄭大圣執導的《和諧中國》。

　　兩部影片分單雙日放映，這意味著，如果是參觀中國館的觀眾，你不可能在同一天欣賞到兩部電影;同時，由于影片結尾都沒有主創人員名單，你也不大可能分得清誰是誰拍的。任觀眾怎么糾結，在同一個穹頂下的三折巨幕上，它們就這樣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隔空相望。

　　“歷史上從來是北軍戰勝南軍。”陸川笑稱自己的團隊是北軍，上海的團隊是南軍，“我們寧可站著被人轟走，也不能躺著自殺。”有點錯位的是，陸天明的公子陸川其實是上海人，而黃蜀芹家的少爺鄭大圣則是天津人。

　　直到2009年9月之前，陸川團隊都是中國館主題片的唯一指定拍攝方，陸川本人還是中國館的影像顧問。在經過8個多月100多稿修改的掙扎后，這種排他性地位喪失了。

　　去年9月11日，鄭大圣清楚記得這個緊急征召日。那天他恰好回上影集團辦事，辦完事從制片人錢建平的辦公室門前“飄過”的時候，錢剛撂下廠領導打來的電話，招呼他“進來聊會兒。”從集團總裁接到指示，到鄭被叫去“聊會兒”,兩三個電話的功夫，另一部中國館主題片的指定導演就定下來了。這時，距離世博會開幕僅8個月。

　　“所有的朋友都說，你的膽兒太肥了。”鄭大圣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自始至終，我最大的噩夢就是怕來不及。”最后一個月，鄭大圣就再沒機會躺平了睡覺，“國家禮樂啊，要是擱古代，不成了，那就得斬首。”

　　與此同時，北京陸川團隊，在制作后期的4個機房里，桌子上、地上，全躺著睡氣墊的人。

　　在這一場和時間的戰斗中，鄭大圣部8個月組織投入了來自上影廠、美影廠、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水晶石CG公司超過400人的團隊，陸川1年零4個月時間里前后集結的人馬有600人。

　　陸川說，他是懷著“一腔無知的熱情”投入其中的。陸川開始以為創作是比較私人化的問題，仿佛子宮里的胚胎，不希望拿出來示人。但這次是試管嬰兒。創意被迫進行顛覆性更改的時候，陸川覺得痛苦。他認為核心原因是，他們的創意沒有特別展現中國30年城市化的成就，“這個跟我的想法有所不同。”但他知道國家項目中每一層管理者的巨大壓力。“國家項目里面，你要把自己看成一個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是我的合作者們在北京，一群自由藝術家，他們的教育背景讓他們很難接受這個現實。”

　　鄭大圣的劇本4個月里修改不下百次，幅度很大，不乏“方向性的修改”.鄭認為，這是“必須的，不能有脾氣，沒得有情緒”.必須要調整的時候，只能是不斷地逼迫自己：“我還有辦法!”精神面貌的調整貫穿始終，開始時10天一次，后來一星期一次，再后來兩三天一次，“兩天變一個新人。”到沖刺階段，這種過于頻繁的“煥然一新”,已近乎痙攣。5月1日凌晨，鄭凝視眼前這個碎過無數次的作品，激動地發現“它竟然是完整的”.

　　鄭大圣的影片里用孔子的三句話命名三個篇章，他曾經想給影片取名《子曰》，最后我們看到的是《和諧中國》。在這部片子里，鄭大圣本人最大的抱負無外乎兩個字：正常。“我不愿它是虛張聲勢、劍拔弩張的。”他希望表現的中國人，對自己的現狀是正常的有把握感，對未來是正常的希冀感。“對的，這是個宣傳片。有相當多的內容是規定動作，包括表現手法，而我要承擔的是分寸和度，這個責任我必須扛。”鄭從不擔心“天生一個主旋律”會抹殺導演個人的風格。“個人的蛛絲馬跡一定會彌漫其中，裝無所裝。”在影片中，鄭大圣放膽使用了絕跡20年的手繪水墨動畫，4個月出活兒3分半，“畫殘了半個美影廠”.再見水墨動畫，那曾是他的兒時夢想。

　　《和諧中國》有紀錄片的氣質，而陸川的《歷程》是故事片的底色。在還沒想出拍什么的時候，陸川他們就明白知道不拍什么：就是不拍明信片，不拍各種群眾集體踢毽子耍龍燈扭秧歌打太極拳努著大笑臉，“這些安全而沒有意義的東西，我們就不拍!”

　　和鄭大圣不同的是，陸川不曾把自己的片子和“國家禮樂”聯系在一起，抱負也遠遠不止“正常”.他覺得中國的這個大舞臺終于交給了一代年輕人，而他獲得了向世界表達中國的機會，于是他試圖讓全世界靜下心來閱讀一個民族。

　　影片開頭，是一群穿棉猴的中國人在荒原上奔跑。在提報測試拍攝的時候，底下的一些專家和領導沉默了，問這么多人跑是什么意思?陸川的解釋是，這象征著30年我們中國在不斷地奔跑。它與片中汶川地震、雨中抬鐵軌的畫面一樣，都是陸川心愛的鏡頭。他要拍自己真心相信的東西。“至于片子本身，沒有什么特別的，我不認為它是多么的完美，只有在中國宣傳片這個系統中，它勉強可以稱得上有特色。”陸川說。

　　惠通時代廣場VS 8號橋：創意園區唇膏比嬌艷

　　圍繞本屆世博主題，中國館序廳記載了中國城市化的記憶：1949年，新中國提出“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隨后大工廠進了大城市。1990年代末，國有工業企業開始了關停并轉的歷程。讓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得是低碳的，2004年后，北京、上海等地開始確定不移地退“生產”還“消費”,這些城市有了一個新名字--“創意之都”.工業城市魂魄不再，它留下的殘軀，那些老廠房老倉庫，尚能變廢為寶，成為“創意之都”嘴上的唇膏。

　　上海擁有全國最多的變廢為寶的創意產業園區，目前掛牌的是80個。2010年1月，胡錦濤總書記視察了其中一家--位于盧灣區建國路的8號橋園區。建筑外墻青磚鋪面，建筑之間連廊縱橫，在8號橋，時?？梢杂龅綍r尚業中各色型男索女借景拍照。“跟藝術家打交道久了，知道他們喜歡什么樣的環境。”時尚生活中心集團總裁、香港人黃瀚泓說。他在1998年的時候開始主持新天地的改造開發，2003年離開新天地后，從第一承租人手里租下這片老廠房，把它改造成現在的樣子，起名8號橋。

　　8號橋的租戶，100%都是創意企業，匯集了時尚休閑、品牌服裝、建筑、家具設計、廣告、動漫、影視后期等創意企業近200家，其中，超過70%是港澳臺及外資企業，租用場地50~3000平米不等。咖啡館、活動大廳、公用會議室，這些公共服務平臺在8號橋隨處可得。世博期間香港在滬的一系列創意活動都在這里舉行，6月19日是以林奕華為主席的兩岸三地設計師交流，熱氣騰騰的自由討論到黃昏時不散。

　　因為園區里40%的企業注冊是在盧灣區，有這部分落地稅收作保障，黃瀚泓和區政府之間一直保持著良好關系。海外租戶的注冊手續，或是園區企業要在馬路上掛個道旗之類，他們都可以替租戶輕松落實。園區要在跨街的兩棟樓之間修一座橋，本來涉及市容更改，經與規劃局協商，這座橋已成地標。

　　從國家領導人到地方大員，有很多重要人物曾到8號橋視察，這令它看起來“很樣板”.黃瀚泓強調自己只是“這樣一個小小私營企業的老板”,他與普通住宅開發商不同的，只是擅長整合統籌而已。他認為做開發經營之前，手里一定要有劇本，誰是主角誰是配角很清楚，而自己要當導演。

　　8號橋一期的總投入在7000萬元人民幣，5年后收回，二三期用的是融資。3萬平米的總面積，200家創意企業去年的年產出在10億元上下。

　　黃瀚泓的這個數字在創意產業園區的非典型案例--北京惠通時代廣場面前，顯得黯然。這個園區的面積和8號橋差不多，位置在北京朝陽區，街名也叫建國路。園區內現有28家創意企業，連續幾年的年產出，都在25億元上下。2003年，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魏明康擔任董事長的能通投資公司，出資1億元主持改造了這片老廠房，2006年即收回投資。

　　與喧鬧的“798”相比，惠通時代廣場非常安靜，除了充斥植物和水、有點園林化的辦公環境，從外表上，看不出有何特別之處。不過你也許會在這兒碰到李宇春這樣的娛樂明星，或者IT大佬周鴻祎。租戶主要是創意企業，包括酷6網、奇虎網、法制晚報、太合麥田、第一企劃等，但也有一些傳統企業，如中石油燃料油、富士膠卷等。算上它們，園區的產出要再加上200億元。

　　魏明康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能通公司從1995年起開始做廠庫房改造。2001年，他們正在西三環北京電視臺附近有一個項目，這時傳來中央電視臺東遷的消息，魏預計會有大批的傳媒企業過去，于是開始在東邊的朝陽區尋覓，找到了這片閑置3年的老廠房。

　　魏明康把園區高產出的必然性歸結為兩點：一是北京以及朝陽區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二是園區在選擇租戶上的定位：吸納高端大公司。魏認為，如果門檻放低，園區會亂，反而不好租?，F在園區內最小的企業是胡海泉工作室，大概二三百平米?？紤]到名人的影響力，也屬適宜。對盈利能力強的企業，出租的單價不一定高，對魏明康來說，圖的是穩定。

　　惠通時代里的公共活動場地較少，相比8號橋開發商活躍而豐富的聯動作用，魏明康坦言他們做的不多。開始時只是懵懂的狀態，不以為自己做的是一個創意產業園區，2006年后開始有政策下來：區政府、市委宣傳部、發改委、經信委，都對園區陸續顯露支持態度。但對魏而言，最實在的支持是“他們對哪兒有閑置工業資源知道得更清楚”.

　　魏明康現在正在朝陽區另外一處，規劃一個十五六萬平米的新園區。

　　百度VS盛大、歌華VS文廣……：創意企業誰執最深錢袋

　　創意企業的真正豪門，不是在園區，而是在普通寫字樓里。

　　CCTV當仁不讓是全國最閃亮的創意企業;中國移動僅數字音樂下載一項，一年就是180億元的收入。就算“中”字頭的企業都讓到一邊，無論是北京的歌華有線、上海的文廣傳媒這些地方財政的家生子，還是北京的百度搜索、上海的盛大網絡這些納斯達克的“兇猛動物”,當人們意識到它們都是實實在在的創意企業的時候，總會被嚇上一跳。

　　2009年北京創意產業的產出年增加值是1497億元，占全市GDP比重的12.6%;上海1148億元，占GDP比重7.7%.這一組官方數字說明不了太多，因為什么樣的企業是創意企業，各地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上海是明確把金融服務、美容美發都算進去了的，北京的數字則不確定是否涵蓋了所有的IT及高科技企業。倒是來自京滬兩地學者頗具共識的描述性話語，可以給人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上海創意產業的總的體量，大概是北京的一半。

　　所謂“模式”

　　目前來看，創意產業中最高回報的業態，是影視傳媒、移動新媒體、網游動漫等，這也是各地將在未來重點扶持的對象。

　　上海創意產業中心秘書長何增強老也忘不了2006年，在上海世貿商城韓國設計展上看到的那兩組電扇。一組是從1960年代到2000年代韓國產的，一組是相同時期上海產的華聲電扇。1960年代的時候兩國設計水平相仿，2000年代時已遠不在一個層次上，中國幾乎原地未動。

　　2010年6月18日，當沈載進率領韓國首爾設計財團來與何增強簽署合作備忘錄的時候，何增強心中的電扇又開始轉了，他一直問對方：你們是怎么做的?

　　上海：印象與真相

　　上海歷來開風氣之先。2004年，“創意產業”這個說法由上海人帶到中國。一年以后，北京才出現了類似的“文化創意產業”一說。在上海，“創意產業”的引入，有一個很實際的出發點，這就是：給那些已經氣候漸成的基于老廠房改造的地產項目一個名分。

　　一般來說，關于上海，人們容易有如下印象：國際化、市場化、靈活開放。那么，在創意產業這一項上，實際情況如何呢?

　　在國際化方面，確實，上海創意產業圈中活躍著很多外國人。跟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在文化產品的國際貿易中，上海的逆差最小。沈載進坦承，他曾與包括北京、青島在內的多個中國創意城市合作，但只有在上海，他認為有值得他們學習的地方，他們正在仿照上海新天地的做法，在首爾東大門，修復老城墻，建造一個以設計為主題的城市新區。

　　然而，作為國際金融資本最活躍的城市，上海的創意產業在借助外資方面，幾乎沒有太大收獲。

　　在市場化方面，作為創意產業主要的中介機構，一個協會(上海創意產業協會)，兩個中心(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下屬創意產業中心、上海社科院創意產業研究中心)的處境有些看上去有些尷尬：既不太政府，也不太市場。一方面，一個協會、兩個中心手里并無明確的專項基金。另一方面，雖然每年都搞很多論壇、項目對接會等，但這些活動大都靠政府埋單，真正行之有效的市場化推廣仍然缺乏。即使很有品牌感的創意產業活動周，私底下也被一些創意企業描述為樣子多于實質。

　　靈活性方面，上海本地的學者稱環境不養人。他們認為紙面上的標準各地都是一樣的，上海在文化內容方面的開放度，比起湖南、廣州、深圳，只緊不松。

　　北京：進退之間

　　北京的創意產業雖然從來都是由宣傳部門主導，但在文化產品的內容方面，并不見得比其他城市更加束縛。北京的內容產業占到了全國的35%.

　　在北京的創意產業發展機制，政府介入之深，是別地無可比擬的。領導小組由市委書記和常務副市長掛帥，管口涉及23個職能部門。政府的深刻介入還有一個標志，那就是每年5億元的財政專款(各管口專款累計超過10億元)。

　　大家在看電影的時候，很少有人注意到《十月圍城》片尾字幕上的這行字：“鳴謝：中國工商銀行北京分行、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促進中心。”這部影片的成本中，很大部分來自文創中心居間，工行北京分行提供給發行方保利博納的5500萬項目貸款。

　　近年，文創中心陸續與工行、北京銀行、交通銀行確立合作關系，專門給予北京市場的授信額度分別為100億元、50億元、50億元。2008年5月以來，華誼兄弟傳媒有限公司多個電視劇項目獲得北京銀行1億元貸款;2009年4月，工行北京分行核放1.2億元貸款給華誼兄弟，支持這家公司2009年至2010年的4部電影。此外，光線傳媒、保利博納等大型創意民企，近年也都在政策扶助下得到過銀行的大額貸款。

　　對文創中心副主任吳錫俊來說，怎么用好這每年的5個億，扎扎實實地把創意產業的資金池做大，是他考慮最多的問題。目前，這筆專項基金的使用有項目補貼、貸款貼息、追加獎勵三種類型。尤其是引入商業金融資本方面，通過對擔保公司按照一定額度給與補貼，多擔保多補貼的方式，創意企業因缺少有形抵押物而造成的銀行授信額度問題有望得以解決。

　　除了推進，吳錫俊也已開始琢磨著退出的事：“政府資金最初不求回報，當產業要素在市場平臺上流動起來，我要保本有序退出。”退出的方式，設想是通過兩個基金，一是創投基金，一是產業基金。去年8月創投基金已通過管理辦法，現正在審批環節。計劃由專項里出1億元，然后按1比3與社會資金配比。吳錫俊透露，已有很多風投機構表示了意向，包括境外的大擔保公司。

　　越有文化越無創意?

　　這不是拆詞游戲，但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一說中，文化、創意、產業，誰和誰之間都不是零距離。上海也好，北京也罷，雖有各自的先天特征，但在發展創意產業的過程中，矛盾掙扎往往俱在其里，大同小異。

　　北京文博會上，各個區縣帶頭人紛紛和展示屬于本區內的歷史文化優勢，但人們還難以想象國子監和北京豆汁如何能轉化成創意產業。上海社科院創意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如忠向來篤信“倉廩實而知禮節”,讓他略感意外的是，中西部地區的一些經濟并不富裕的區縣也會邀請他去規劃“創意產業”,后來他發現，這樣的區縣往往有某項歷史文化傳統。在當地政府看來，若不能化文化為創意，就好比“捧著金飯碗討飯”.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直陳，祖宗留下的東西是有文化，但那是遺產，只關乎旅游，而創意是新鮮地產生于人的頭腦中。在中國，似乎可以看到一個反像，就是越有歷史文化積淀的地方，創意產業越落后，比如西安、開封。雖然不是有文化導致無創意，但也側面說明了，文化與創意之間，亦無正向的因果相關。

　　一個怪現象，某直轄市中，一個時尚創意園區傲然屹立于破落棚戶區之間，有意向的租戶望風而逃;而某南方沿海新城，本沒有多少老廠房，為了搞園區，平地扣餅生造了一區“老”廠房出來。一方面，按照上海的規劃，到2010年底，園區總數將達到100個;另一方面，學者預言上?，F有的園區中，將有一半因定位不清面臨關門。

　　《中國創意產業發展報告》的著者張京成認為，北京創意產業的相對領先，是因為它是當今中國最大的人才聚集中心，而非因它是文化古都。至于上海的創意產業，是在一處處工業用地上長出來的，一開始就離文化很遠。目前來看，創意產業中最高回報的業態，是影視傳媒、移動新媒體、網游動漫等，這也是各地將在未來重點扶持的對象。

　　世博中國館副部長毛竹晨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在以往的世博會上，中國被詬病最多的一點就是上來就是五千年，這次中國館的一點突破在于，我們上來說的是30年，而不是五千年。“從文化積淀到創意水平，我們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毛竹晨說。